恋爱容易分手难，遭遇“分手暴力”怎么办？

2022年初，北京一居民楼里传出阵阵刺鼻的气味。住客循着味道发现，一个醉酒男子故意打开了家中厨房的液化气罐出气阀，并将厨房门反锁。

男子情绪特别激动，手拿着打火机，嘴里叼着烟，对女友嚷嚷道：“你要是跟我分手，我就把液化气点了！”女友劝说无果后报警。

公安民警和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挨家挨户疏散住客，还有民警到厨房门口劝说男子。等住客疏散完毕后，5位民警破门而入将男子控制住。2022年4月，经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该男子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承办检察官李莹对该男子的行为感到后怕：“男子想通过伤害自己、一了百了的方式来威胁女友别和自己分手，但他的所作所为却会让周围人跟他一起承受代价，显然危害到了公共安全。”

近些年，李莹经办了不少因为分手产生严重后果的案件，有时候，她为两个家庭因一时冲动而破裂感到惋惜；有时候，她感慨受害者遭到多次伤害却仍在自责；还有的时候，她气愤于施暴者到了法庭还坚称法官不该管他的“家务事”。

像这样危险的“家务事”并不少见，光是近几个月，就有多起案件曝光——“广东男子用私密视频敲诈前女友，获刑8个月”“云南一男子分手后纠缠前女友，殴打女方并砸车被行拘14日”“江西男子收前女友分手费后仍频繁骚扰，拿私密视频威胁还蹲守其单位”……

“要么和好，要么死，面对分手暴力，‘感谢前夫、前男友不杀之恩’看似一句网络热梗，这种潜在的社会危险实在是不容轻视。”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主任齐秀敏表示。

缺失的统计数据

“分手暴力”怎么定义？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反歧视法研究中心主任何霞认为可以参考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9条规定，作一个性别中立的定义：“在终止恋爱关系或离婚之后，亲密关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施加身体暴力、威胁、恐吓或者纠缠、骚扰，或泄露、传播另一方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以实现控制对方，恢复关系或者进行报复目的的行为。”

目前，关于分手暴力的案件，仍没有全国性的调查统计数据。究其原因，何霞分析可能有以下两点：“第一，法律层面上并没有对分手暴力作出单独界定，即便这种暴力已经有司法干预，可能都只作为一般的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处理，没有进行单独的统计。第二，分手暴力案件与家庭暴力案件有相似之处。当事人寻求公权力介入的情况，并不像实际发生的那么多；由于各种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制约，浮出水面的案件还是较少。这两点使得分手暴力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看到足够丰富的研究资料。”

《方圆》记者采访调查发现，多地检察院近些年办理的分手暴力案件的数量呈平稳上升趋势，被害人多为女性，且施暴的形式也有新的变化。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谢煜在过去3年共协助检察官办理了10余起因为分手引发的案件，案件数量是逐年上升的。他经手的案子里相较于夫妻关系，男女朋友关系的比较多，且被害人以女性居多。

“尽管关于分手暴力目前缺乏可信度较高的数据，但参考家庭暴力的相关数据，能推知绝大多数分手暴力受害者为女性。”何霞补充道。

但也有被害人为男性的案件。在李莹多年前办理过的一起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和女方二人分分合合，直到最后一次，被害人提出分手时，二人发生了激烈争吵。女方到卫生间把清理马桶的硫酸拿出来，直接泼到被害人脸上，导致其重度烧伤。

河南省灵宝市检察院检察官范欣在过去一年办理了3件与分手暴力相关的案子。在她的印象里，前些年类似的案子只会零星出现，这么密集地发生还是比较少见，而且案件性质都比较恶劣，犯罪嫌疑人均涉嫌故意杀人罪，有的还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实施暴力的。

据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对相关案件的调查统计，自2021年初至今，该院共办理了35起分手暴力相关的案件，其中因男女朋友分手而引发的案件多达24起，被害人为女性的比例为75%，涉及罪名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强制猥亵罪和放火罪。从整体趋势而言，“以裸照威胁”的案件在增加。

北京丰台区检察院检察官赵文一就办理过一起与裸照相关的敲诈勒索案。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以裸照要挟女方继续同他保持男女朋友关系，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就会把照片发给女方的亲人，发到论坛、微信群等。赵文一说：“由于男女朋友关系较为亲密，一方比较容易掌握另一方家属的联系方式，而恋爱中情侣拍摄的亲密照片、视频如果成为男方用来威胁的把柄，女方想结束恋爱关系会变得很无力。”

而有时候，“把柄”甚至都不需要是真实的照片或视频。在安徽省祁门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寻衅滋事案中，犯罪嫌疑人李迅平为求和被害人王芝红复合，多次威胁恐吓王芝红，非法入侵她家。为逼不接电话的王芝红主动联系自己，李迅平还捏造王芝红私生活混乱、与他人有染的事实，并将侮辱信贴在她家附近的电线杆上和墙上。

齐秀敏从业期间，共办理了百余起维权援助案件，帮助调解300余次家事矛盾纠纷。据她观察，分手暴力的形式有了新的变化。“现在的分手暴力不再单纯是肢体暴力，还包括在网络平台曝光隐私、信息骚扰等新的暴力形式。网络的发展，让人人都手持话筒，这给施暴者创造了一些机会。施暴者可以在公共网络平台上追踪受害者行踪，虚拟名字侮辱诽谤受害者，这也是分手暴力的一种新形式。”

对于分手暴力案件数量增长的成因，湖南省检察院第十检察部检察官舒春蓉认为是属于问题的集中暴露，“随着近些年司法工作的深入，可能把以前遗漏的违法线索都挖掘出来了，从数量上看感觉有明显的上升，但实际可能上升趋势不明显”。

为何选择暴力挽回情感

为什么犯罪嫌疑人会选择用暴力来挽回破裂的感情？为何曾经的甜蜜要以痛苦结束？

齐秀敏认为，产生分手暴力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是因为当事人面临感情上的失落和创伤，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差，性格偏执、控制欲强、嫉妒心理重等导致他们无法面对分手和失去对方的现实，不能接受好聚好散，从而产生暴力倾向，做出一些偏激行为。有些是因为双方在交往期间财物混同，分手时想扯却扯不清。还有一些是一方怀疑另一方或确实发现另一方在交往期间有其他的交往对象，继而发生矛盾和冲突。

谢煜总结过自己经手的10余件案子的情况，他发现，很多时候施暴者有赌博、酗酒的恶习，又很依赖另一方对自己的照顾，在双方关系终结的时候，只想到用暴力去挽留对方。

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李静同样发现，施暴者的性格大多比较偏激。“他们往往认为自己付出了很多，有时候也会怀疑对方是否有外遇对象，情绪控制能力较弱的情况下便实施了暴力行为。”李静曾办理过这么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情绪比较极端，同女友的日常相处里经常有言语、肢体暴力。当女方提出分手时，他将对方拘禁起来，有殴打、强奸等行为。当犯罪嫌疑人发现女方向亲友发送了定位求救时，他一下子丧失了理智，就想用刀捅死女方。

范欣办理的案件多数和经济纠纷有关。“有的是觉得对方无法再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提出分手后遭到对方暴力报复；有的是觉得自己为另一方付出了很多，一旦分手，自己的付出便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矛盾日积月累，最终在分手那一刻爆发。可以说，他们的犯罪行为发生得突然，却有迹可循。”

以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为例。被告人赵成强与被害人周雪晴因打游戏相识并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其间周雪晴多次找赵成强要钱，赵成强虽然都给她转了钱，但他也感觉到周雪晴不是真心与自己相处的，也怀疑女方出轨。两人分手后，赵成强怀恨在心，当街捅刺周雪晴腹部、腿部、手臂等部位致其轻伤一级，其中一刀直接刺进了其腹腔，造成左腹部肠道非全层破裂。

除了肢体暴力，言语暴力也是很多施暴者会采取的暴力形式，但它并不容易被识别和重视。在赵文一参与办理的一起诈骗案中，犯罪嫌疑人一直对女方施加语言暴力。他没有稳定工作，哄骗女方给自己钱创业开公司，而后欠钱不还，提完分手就失联。虽然被害人最终报了警，但还是认为给不出钱是自己的过错，始终认为自己在事业上帮不了他，只有不断给他钱才能配得上他。

赵文一在审查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短信时发现，这名犯罪嫌疑人很擅长“画大饼”和精神操控，骗钱时还会用一些话术，常常以被害人对自己的爱不够坚定为借口。当女方掏空自己积蓄，实在给不出钱后，犯罪嫌疑人便指责她说：“你是不是功利心比较重？你是不是不愿意跟我有长远的发展？”“钱我一定会还你的，但是没有一个做事的男人会喜欢一个有所保留的女人。这样就算以后我们结婚了，分得太清，也不会是真正的一家人。”

《重拳之下：亲密关系与家庭暴力犯罪》一书中描述了施暴者的特征：“犯罪者经常试图控制受害者的时间、衣着和行为。控制行为显示出对伴侣的蔑视和尊重的普遍缺乏。侮辱行为和贬低是用来打击受害者信心和确保未来统治地位的手段……”何霞也提到，不管是肢体暴力还是言语暴力，其本质都是控制。对施暴者来说，分手意味着失去掌控，因此他们企图通过加剧暴力，重新获得控制地位。

“这也涉及性别不平等造成的权利关系不平等，与经济地位、文化所形成的社会地位以及家庭氛围相关。”何霞解释，所谓“家庭氛围”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家庭是否建立在不平等的、控制型的权利关系上。如果一个孩子出生成长在“强者具有控制权，弱者就是要听从”的家庭关系中，那么他学到的人与人的关系也会只有一种纵向的控制和被控制、强和弱的关系。他会把这种掌控作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与能力的一种方式，也会把暴力作为一种正常的沟通方式，甚至没能学会除暴力以外的其他沟通方式。

第二个层面是关于性别的权利。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当女孩因为性别获得比男孩少的资源时，男孩会产生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理所应当地享受这样的地位和控制，女孩也会觉得“我好像应该是这个样子”。她的内心或许有很多情绪，但可能都会内化为对自己的贬低。

“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这种成长环境造成了他们认为这种不平等是理所当然的，在处理日后的人际关系时，他们就会再去生产这种不平等，这也是施暴者会选择用暴力去挽回情感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何霞说。

“越是文化背景或价值观念差异大的地方，基于亲密关系的暴力就会越多，比如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女性人均遭遇亲密关系暴力的比例在70%以上。”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博士、广州商学院法律心理研究院副院长张蔚说。

在何霞看来，只要性别不平等存在，基于性别的暴力就会一直存在。“法律的干预和实施是消除分手暴力的一个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所以说还是要期待社会意识的发展。当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建立横向的关系，这种不平等才有可能被消除。”

逐步升级，难以逃离

赵文一在办案中观察到，分手暴力是逐步升级的。“最初，双方会对分手这件事进行协商，不愿意分手的一方可能开始出现挽留行为，随后是滋扰并出现言语冲突，继而开始尾随、蹲点、发生肢体冲突，最后衍生为犯罪。”

“实施暴力的原因多种多样，千万别觉得一定得是有大的矛盾才会产生暴力。”李莹告诉《方圆》记者，在她办理的一起故意伤害案中，犯罪嫌疑人只是觉得女生的穿着比较暴露，在外给他丢了面子，于是回到家后没有任何解释，把东西一摔，就一拳打在女生脸上，致使女生鼻骨粉碎性骨折。女生无法忍受，最终报了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