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斗殴案件背后的惊人发现

2020年7月，浙江省安吉县四海（化名）广场外的一片小树林里，发生了一场械斗，两伙人手持开山刀、斧头、菜刀、木棍、钢管、棒球棒大打出手……这场混战最终以其中一人头皮破裂出血的结果告终。

这场混战的背后，是一伙常年盘踞在安吉四海广场，以卓斌为领头人的恶势力团伙之间的内斗，带头的是几个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也有几名未成年人参与其中。办案检察官通过深入调查发现这起聚众斗殴案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影响全县、全市乃至全国的药物滥用问题。

打架斗殴案背后的青少年团伙

说起四海广场，安吉当地人都知道，这里是本地最繁华和忙碌的中心商圈，但这里也是一些非法、恶性事件的多发地。

从2019年开始，一群以卓斌为老大，黄刚、马一航为活跃分子的小群体就盘踞在四海广场上，他们长期住在一家名为四海城市客栈（化名）的日租房里。

四海广场地方不大，但电竞酒店、酒吧、台球室、日租房等一应俱全。短短的一条步行街上就有七八家台球室，夜夜爆满，烟味混杂着酒味，地上堆着空瓶子与外卖的盒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成了卓斌那帮哥们的小天地，一个24小时营业的“庇护所”。

团伙里带头的几个人年龄也不大，20来岁的样子，多是高中甚至初中没读完就开始“混”社会。他们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地在四海广场上游荡。

对当时17岁的章永志来说，这样的一个团体却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因为在这里，他第一次交到了朋友谷一名，认识了跟他有着相似经历的文思豪与陈明明。

章永志、谷一名、文思豪、陈明明，这些孩子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卓斌小团伙里的这些孩子多半有着各自的家庭问题，有的是遭受父亲严重家暴逃出来的；有的父母只知道通过塞钱来表达对孩子的关心；有的是孩子的父亲家暴母亲，致使母亲逃走；还有的母亲从外省因为“买办婚姻”家庭地位较低，父亲常年对孩子实施镇压式教育。

在这里，父母离异、初中辍学的章永志第一次感觉到，原来有这么多跟他相似的人，他觉得有个地方可以接纳他。

卓斌的小团体有他们的规矩。当“小弟”“马仔”，表面看起来风光，可多半干的是受人呵斥和指派的活，去赌场盯梢、去学校门口找学生要保护费，暴力充斥着他们的生活。

回忆起那段时间，章永志记得“每天就是在四海广场里逛来逛去”，谷一名则说他们打架的理由都很无聊和空虚。在KTV里发生口角，一言不合就拿酒瓶殴打对方；在初中校门口以请客吃早饭的名义对学生进行敲诈勒索；在台球室里输了球或是听见有人说坏话，立马就干仗……卓斌圈子的十几个核心成员建了个叫“天王巨星”的微信群，每天在群里讨论的就是上网、打架、打台球、泡吧一类的事情。

在圈子里待久了，谷一名也感到厌烦：“整天无所事事，只要感到无聊就去打架。可除了这里，我还能去哪儿呢？”

在当“小弟”的那几年里，谷一名很少回家住，在城市客栈里他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好觉，很多人挤住一起，进进出出的，周围是24小时的灯光和吵闹声。最夸张的时候，城市客栈里一层楼所有房间都被卓斌小团体占了，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住着七八个人，他们在这里睡觉、打游戏、喝酒、打架。楼下的卖场老是丢被子，全是被这些孩子偷了。

陈明明的父母在菜市场卖鸡，收入不错。陈明明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一家人都惯着他、宠着他，从小他犯了什么事父母都用钱来替他解决，但他总觉得父母的工作让他抬不起头，有些同学嘲笑他身上总有鸡味，加入卓斌团体后再也没有人敢说他了。

文思豪加入这个圈子纯属巧合。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了，他跟着父亲生活。13岁时，他跟着打工的父亲来到安吉，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父亲对他不管不问，但他也没有染上不良嗜好，16岁时还在四海广场的KTV附近承包了一个便利店。生意最好时，一个月能入账几万元钱。而这里正是卓斌小团伙活跃的地方。一天的凌晨三点钟，陈明明来到他店里买酒，还问他要不要一起喝点，两个人在附近公园里喝到天亮。十六七岁的文思豪看着一帮同龄人“每天做事都风风光光的，而自己只能在店铺里卖东西”，常感到孤独的他有点向往那种风光的生活，向往有朋友可以为他撑腰。

可真正加入了这个圈子后，他又感到后悔了。安吉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颜仁杰记得，文思豪跟他说过很多次，自己想要离开，可后来发现离不开了，便把店面给卖了。

在这种圈子里待久了，事情的发展渐渐超出了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

聚众约架被抓捕

2020年7月，卓斌和别人约架，将谷一名、章永志等十几个人召集起来准备在安吉龙山体育场大干一场。他指使小弟去买刀，将人员进行了组织分工，但这次斗殴因为几名成员的放弃而终止。

龙山体育场离卓斌的根据地有3公里路程，走路要40分钟，这也是他们的活动地之一。有人曾目睹过他们在夜里约架的情景，一边挥舞着刀一边冲撞着前进。

2020年7月11日凌晨，卓斌再次挑起了章永志与受害者汪家明的冲突。在四海广场外的一片小树林里，卓斌指挥着这帮未满18岁的少年挥舞着拳头与工具，将汪家明打得面目全非。

4天后，这场打斗升级了。因为小团伙内部发生冲突。两伙人约好再次前往小树林进行斗殴。他们带着开山刀、斧头、菜刀、木棍、钢管、棒球棒一齐上阵……经过一夜混战，以其中一人头皮破裂出血、留下长达8厘米伤口的结果告终。卓斌站在一旁没动手，但他事后组织团体里的人员进行串供并指使他们藏匿武器。

当天，这场聚众斗殴被举报到安吉县公安局。随后，卓斌一伙人被抓获。

2020年11月3日，安吉县检察院对以卓斌为首的恶势力团伙的10余人提起公诉。2020年12月23日，安吉县法院作出判决。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卓斌为首要分子，黄刚、马一航为主犯，同时纠集未成年人章永志、谷一名、文思豪、陈明明等10余位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长期以安吉县四海城市客栈为窝点，以四海广场为主要活动范围，在安吉县城区等地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多次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法院判决被告人卓斌犯聚众斗殴罪和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马一航犯聚众斗殴罪和强奸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其余被告人均被判处一年至三年有期徒刑。

因谷一名、陈明明、章永志、文思豪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经综合评估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其成长经历、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监护帮教条件、再犯可能性等因素，安吉县检察院依法对4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检察官发现犯罪背后的滥用药物问题

起初，没人把滥用药物的情况与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联系起来。最先发现章永志有疑似嗑药症状的，是安吉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竺炜。竺炜急于了解章永志的社会关系及成长环境，她将对章永志的调查任务委托给了安吉微善公益联合会会长盛聪。

有一次，盛聪到章永志的出租房里找他，当时章永志躺在床上，神色涣散，嘴里满是脏话，状态非常不好。盛聪无意中看到垃圾桶里有很多空药板、药盒，他拿起来看了看，那是一种叫作右美沙芬的药，说明书上说这是止咳药，看药物包装，似乎是正经的合法药物。

盛聪当时没多想，但因为药量实在有些不正常，他还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安吉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竺炜。

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的确有部分涉案人员提到过吃药后打架的口供，职业敏度性也让竺炜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所以，在制定这些涉案未成年人考察帮教协议的时候，她特地根据四个未成年人的情况，列下了这样几条规定：积极配合药瘾治疗，按期接受心理咨询与疏导，不得缺席矫治；在父母、考察人员的引导、监督下，摆脱对药物的心理依赖，不滥用药物。

2020年11月10日，安吉县检察院决定对章永志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察期为12个月。

只是检察官没想到，在接下来一年的考察期里，章永志滥用右美沙芬的威力才慢慢显现出来。当时，章永志大剂量服用右美沙芬已经有3年了，小剂量的服用已无法带给他快感。

2020年12月，在嗑药状态下，在酒吧正打临时工的章永志打了人。他出手很重，药物让他兴奋，好几个人都没能控制住他。滥用药物时的章永志跟平时判若两人，他的父母被吓坏了。章永志被强制送进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精神科检查，可由于他服用的右美沙芬是非处方药，医院方未能对他进行入院接收。

章永志在医院里的情形被一段视频记录了下来，几个人把他摁倒在床上，都无法控制住他，他旁若无人地大声嘶吼着，像被困住的野兽，母亲跪在床边哭，想不出任何办法。从医院出来后，章永志又跟父亲产生了矛盾，父亲态度强硬，看着控制不了他，又一次强制把他扭送到了天子湖派出所。在这里，章永志的情绪彻底崩溃了，他对前来劝慰的民警拳打脚踢、破口大骂，甚至开始无法控制地向他们吐口水，将室内桌椅全部砸了……

第二天一早，得知情况的竺炜赶到了现场。右美沙芬的药效仍没有过，章永志仍处于臆想的状态中，嘴里念念有词，时不时说自己是穿越来的。

竺炜的第一反应是心疼，然后是困惑。在她的眼里，章永志其实是个敏感而内敛的孩子，第一次录笔录时那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身形消瘦、眼窝凹陷的样子？

竺炜敏锐地意识到，右美沙芬滥用的危害可能远比她想象、了解的还要严重。她决定对这起寻衅滋事案件再一次进行系统梳理。

竺炜的猜测很快被印证了。在安吉的这群边缘未成年人圈子里，滥用右美沙芬可不止章永志，而是已成一种群体性现象。

开启公益诉讼监督新领域

针对这些情况，安吉县检察院未检部门立即开始行动。一支由第一检察部主任竺炜、检察官助理汪超、开发区检察室主任李琳、开发区检察室检察官助理蒋丹妮、第一检察部干警袁霞五个人组成的办案队伍很快成立了。

参与办案的五位检察官和助理，他们有的是经验丰富的“老”人，有的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但他们都有着相同的决心：要在安吉，彻底解决未成年群体性滥用右美沙芬的现象。

在2023年4月的一个下午，《方圆》杂志记者在安吉县检察院见到了竺炜和李琳。竺炜戴眼镜，声音温柔，但讲起案子来眼神坚定，这些年她办理过几十起未成年人综合司法救助案件。李琳扎着马尾，充满活力，她同安吉本地的各个社区组织一直保持积极的联系，经常作为代表参加未成年人保护活动。

发现章永志服用右美沙芬后，竺炜曾跟公安与药品监管部门就此事做了多次的沟通与探讨，可是因为右美沙芬是非处方药，因监管力度不足，而一度让治理陷入僵局。

检察官们最终决定用公益诉讼方式来督促市监部门加强对流通到市场上的右美沙芬的监测与管控，而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做详尽且专业的初步调查，进而去办药品类的公益诉讼案件，这在安吉几乎是没有先例的。

汪超是这个团队里唯一的“男兵”，33岁的他从事未检工作已有4年的时间，他在团队里承担着大量的调研工作。为了钻研药学知识，他去查阅了大量《中国药物警戒》《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等专业杂志的论文，起初他看得云里雾里，因为药物滥用的管控问题，不仅涉及药学领域的知识，“信息系统管理”相关的知识也是必需的，而这些都是他未曾了涉足过的领域。同时，他也开始向药监部门、医学专家、禁毒民警等请教，一个“数字化”平台应用场景的构想在他脑中渐渐成型。

2021年3月，安吉县检察院向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检察机关提出了3条建议，一是加强对右美沙芬市场流通的监测、管控；二是建立健全部门协作和共享机制；三是注重对社会大众科学安全用药的宣传教育。在收到检察建议后，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回复并整改。他们实地走访并调查了安吉县内全部的200余家药店，进一步落实安吉县检察院提出的建议。

由安吉县检察院上报的公益诉讼案件立案请示引起了湖州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章春燕的注意，在她的带领引导下，检察官再次对所有未检案件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

要启动公益诉讼，需要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该案是否侵害了“未成年人（药品安全）公共利益”，二是相关主管部门是否存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

此外，安吉县检察院在湖州市检察院的指导下，联合安吉县市场监管局建立全省首个未成年人药物滥用风险防控机制，依托数字化监管，动态掌握相关药物的购销情况，设置药品滥用可能性风险系数，实行分级预警、重点管控，同步做好对未成年滥用患者的跟踪戒断、心理支持等综合救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