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展开，或超越

我们如何思考，影响着我们如何与自己、与他人、与这个世界相处，而不断对那些常规的思考发问，则可以帮助我们一次次接触和进入到新的领域。

“我允许万事万物穿过我自己”，定格在进度条的1：02：07，然后是短暂的停顿，预示尾声。这集播客至今单平台播放量超过64万，主播孟岩一时名声鹊起，被称为“心灵导师”的迈克尔·辛格（Michael A.Singer）也由此进入大众视野，他提出的“放手由生命掌舵的臣服实验”像一个发光的漩涡吸引着年轻人，那些会招致烦恼的职场内卷、年龄焦虑被暂时地抛之脑后：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成了他们新的座右铭。

裸辞！去看更广阔的世界，在社交媒体上以高赞笔记的标题形式被迅速传播，“轨道”与“旷野”变成对立的两边，尽管它们都各自拥有可以安顿人生的远方。心灵的抚慰不该是一种遮蔽，让我们只做单选题，并期待某个确定的答案使剩余题面失效，而应看见这些有穿透力的语句中所隐含的思维转变：允许自我展开，甚而超越。

蜜蜂、猫鱼和兰花的秘密

“思维”在牛津词典中被释义为：理性认知及其过程。它独立于感官在身体内部发生，导向的结果是心智变化，而其形成过程很像玩多米诺骨牌，有各种各样的摆法，有时为了避障还需略微调整角度，看似灵活，然而游戏一旦开始，碰倒任何一张骨牌都将导致其余的骨牌按既定的方向，以及路线或图案倒下。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在家庭内部，尽管双方都有全职工作且共同分担家庭开支，家庭事务的分配似乎也往往会向女性倾斜，其缘由便是“女性更善于操持家务”的固有思维；在职场上，类似的情形同样存在，例如不假思索地否定一个年轻员工的提案，认为他并不具备这项任务所需要的阅历和能力：或是新进员工为了避免犯错，工作时总是畏手畏脚，也不敢主动争取机会。

密歇根大学组织心理学教授卡尔·韦克（Karl E. Weick）做过一个实验：他把六只蜜蜂和六只苍蝇放进一个玻璃瓶，然后将瓶子平放，底部（封闭的一端）朝向窗户。精明的蜜蜂认定光亮即出口，不断撞击瓶底，直到力竭倒毙或饿死：而四下乱飞的苍蝇在多次徒劳的尝试后，全数从另一端的瓶口飞出。坚持合乎逻辑的行为导致了蜜蜂的失败，不按常理出牌的苍蝇却获得了成功，有些讽刺，但也道出了惯性思维内在的风险。

不过，正如多米诺骨牌的摆放方式，思维方式不会一成不变，每一个间隙都是一次改变的契机，有时只是转念之间，就成了一个全新的人。我们时常惊叹于演员在驾驭各种角色时的游刃有余，但其实那又何尝不是一次思维的转换：在与姜文导演合作拍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时，作为演员的陈冲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开始这个节奏对我有些‘不自然’，但我选择去信任姜文的直觉。拍了两条以后，我开始看到这个动作的独特和精彩——好比在听音乐的时候，期待中的两拍‘啪——啪’意外地以一拍‘啪啪’出现……林大夫的那股子劲，就是通过踢椅子、关门开门这些小动作，变得栩栩如生。”从演员陈冲到角色林大夫，中间隔的不过是一个念头、几个小动作，如果放到影片里，也就是一个眼神闪过的时间。2007年在片场刚刚结束拍摄的她还不知道，这个小小的思维变化将让自己成就一个风情万种、独一无二的林大夫，而后者将参与成就一部超越时代的影史经典。

这段回忆被记录在陈冲的新书《猫鱼》里，她的多重身份又多了一个“写作者”。“猫鱼”是老上海话，指用来喂猫的小鱼，后来随着猫粮的普及就慢慢被淡忘了，所以她为此写道：“猫鱼是生命里转瞬即逝的灵感。”如果没有猫鱼时刻这样的微小间隙，骨牌游戏就不会成立，人生也未免太过无趣：总要有一个又一个的转折点，像灵光乍现，把人引向思维界线的另一边，然后才可能如鱼得水。更进一步说，陈冲因为得到导演姜文的点拨，恰如其分地演绎了林大夫：又受到写了《繁花》的金宇澄的肯定，开始在《上海文学》连载专栏，最终集结为《猫鱼》。她的两次自我超越都来自外界的一股推力，那作为资源平平的普通人，我们“猫鱼”般的缝隙又可以从何而来？

答案也许比预想的简单许多：主动调整心态。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ewck）在其著作《终身成长》中提出了两个相对的概念：“固定型思维”和“成长型思维”。对于一个固定型思维者而言，自我认知和目标是被给定的，比如“一个有天赋的人”、“要做一个成功的人”，他写道：“固定型思维模式者并不接受未来的完美。他们必须现在就达到完美。”持这样心态的人往往又自视甚高，“他们不会从当下的失败中学习来纠正自己，相反，他们只是尝试着去修复自尊”。把失败视为低人一等而让内心饱受折磨，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自然“缝隙”也就无从谈起。而成长型思维者正好相反：他们承认天赋的重要性，却不急于自证，他们相信能力可以通过持续的自我提升来改变，完美并不存在：所以遭遇挫折时，他们只会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面对和解决并从中学习的问题，挑战越大，成长空间也越大。试想，如果能用这种心态面对那些自视为“社畜”的时刻，会不会好一些？就像一个打怪升级的游戏，无论在哪个关卡，都做去主动迎战的主角。

玩过多米诺骨牌的人都会了解“连锁效应”的魅力所在：只要摆放得当，最远端的那一张就足以让其余骨牌倒下，即在彼此关联的事件中，每个事件都会引发下一个事件。发生在思维层面的“连锁效应”极为迅速且随机，看似在逻辑推演，实则更像是宇宙中星系相撞，一种前所未有的物质（想法）就此产生，比如达尔文和兰花的故事。1862年，达尔文出版了一部研究兰花的著作，他在其中记录了一种原产马达加斯加的彗星兰：花距近11.5英寸（29.2厘米），但只有底部1.5英寸（3.8厘米）处才有花蜜。致力于演化论研究的他当即根据这种兰，大胆预测了一只喙能伸至9-10英寸进行授粉的蛾的存在，在当时可谓骇人听闻。直到41年后，喙长25厘米的大型天蛾在马达加斯加被发现，世界才恍然大悟。或许偶尔我们也能勇敢一点，相信自己的判断，大声说出那个可能被认为不切实际的想法，让它像蝴蝶在空中振翅，然后耐心地等待回响。

以多米诺骨牌游戏为线索，揭示了蜜蜂、猫鱼和兰花的秘密，让我们得以窥见思维方式的三个切面：固有思维、思维的间隙，以及“连锁效应”。接下来为了避免陈词滥调，关于如何转换思维的建议，不妨跟随孟岩的建议：愿意纵身一跃。愿意在场。

在场，寻找新的眼睛和耳朵

思维没有实体，我们该如何观察自己的思考7新的想法从哪里来，它形成的路径又是什么7虽然是无形之物，但并不意味着就难以接近。

“想法在其中化为湍流，致密迅捷，伴随着无与伦比的清晰度和意义涌现的感觉……如果我们有能力开发出更高清的脑成像技术，可以从上面看到由无数连接和同步构成的不同寻常且分布广泛的活动。”这段读起来颇为玄妙的文字出自于书籍《意识的河流》，其作者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是神经病学专家，也是作家，这样的双重身份赋予了他独特的表述优势，而开头的那段文字便出自于其中“创造性自我”一节，他用这两种“语言”描述了人思考时的景象：而隐藏在这段文字背后的，是艺术、音乐、电影和文学这些媒介，也是知识和信息本身，它们即“湍流”和“分布广泛的（神经）活动”。了解这一状态的目的在于，更深刻地感知这些元素以什么方式塑造着我们，进而在获得某种感受时，能大致判断出源头。这是“纵身一跃”带给我们的启示，在复杂的事件中屏息凝神，将意识交给身体，通过最直接的感受来把握本质。

现在，像搭积木那样尝试在脑中重构一个真实的场所，比如办公室。早上8：58分，手机进入公司网络的打卡范围，毫不犹疑地点击按钮，然后9点准时在工位坐下。入职第一天就被告知切记上班打卡，超时或遗漏都要被扣工资，虽然心里对此有所疑虑，还是决定遵守，并把它看作职场的入场券：9：30分，小组会议。点开电脑桌面上的工作日报，逐句念出，像一个缺乏情感的机器人，身边的同事们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觉得并无不妥，把会议看作例行公事：12：00进入午休，习惯性刷起短视频，一个接一个，信息像瀑布流一样涌入，结束前揉了揉干涩的眼睛，感觉脑袋昏昏沉沉：下午6：00是下班时间，环视一圈，还没有人准备离开，挣扎一番后决定也再留一会儿，然而工作的无意义感就在此刻席卷了自己，思维陷入停滞，觉得浑身无力。这是“在场”的感受，把对我们产生了影响的事件拼贴为一个完整场景，然后身临其境，重新去审视每一个环节。

“我”对上班打卡的顾虑的是什么？潜意识认为这并不合理，是一种规训。实际情况是怎样呢？“我”常常在工作日上午踩点抵达，意图发泄对这项规定的不满，实际上于事无补，还影响了一天的工作状态。还有小组会议上的按部就班、午餐时的自我放纵，以及下班前的精神内耗，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工作让“我”那么难受。但只要意识到情绪存在，就是一个好的开端，问题浮现自然会有解答：去直面情绪，不要对抗。理解制度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而不视为对自身的限制，同时调整心态，就像一个习惯早起的人总能很轻松地按掉闹铃。职场里机遇万千，反而更要时刻保持敏锐，积极地投入团队合作，提供正向反馈，情绪健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能量。

体验了一番办公室里的“在场”，想必对这个思维游戏已略有体会，作为一种与真实世界交互的方式，它展现的是“上帝视角”下的图景，一览无余，因而事件的细节清晰可见。不过，这里的目光仍来自“我”，想象搭建的那些场所也都以“我”的介入经验为基础，不足以应对一直在变化的世界。文学学者阿诺德·温斯坦（Arnold Weinstein）倒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建议：“感同身受地沉浸在他人的生命中，由此获得新的眼睛和耳朵。”

如果把思维比作一个产品，那大脑就是生产车间，里面完整的生产线（制造产品的方式）便是思维方式。那生产的原料从哪里来？如阿诺德所言，是“眼睛和耳朵”。眼睛用来观看，看影片，看艺术作品，以及阅读：耳朵用来倾听，听音乐，听他人言谈。它们都是能打开心扉的一把钥匙，轻轻扭动，灵感便如水倾泻，源源不断地为新思维的产生供给养分一一我们不妨把“语言”（黑格尔认为语言就是思维本身）作为车间的窗口，观摩一次生产。

使用什么语言？在此语言只作为抽象概念存在，与国别无关，作为承载和转译信息的媒介，和电影、画作、书籍等可以等量齐观。一种语言如何产出一种思维？投入生产所需的原料。作家张悦然在谈论文学作品《那不勒斯四部曲》时，用一个独立章节论述了“女性的语言”，她援引作者埃莱娜的观点，写道：“女性要使用自己的语言……去命名，去定义那些尚未被开掘的女性思想，或者尚未被说出的女性体验。”而埃莱娜的确这样做了，她笔下几乎所有的女主人公都在写作，她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无一例外地从女性身份出发。电影《坠落的审判》的主角桑德拉也是一名作家，但在“女性的语言”之外，导演还借她探讨了非母语者的“第二语言”：当来自德国的桑德拉需要用英语和作为唯一证人的儿子交流，并在官方语言为法语的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时，她感受到的是力不从心和孤独。在电影里，“语言”失效了，但荧幕前的我们却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多元文化者的视角。当一个“外语者”进入我们熟知的文化，语言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只占据很微小的位置，他真正需要的是超越文化的被理解。

与他人感同深受，必将扩展我们目之所及的世界，但与此同时，内在于自我的偏见开始浮现，让我们对变化犹疑不定，理性的判断如何才能形成？“培养思辨力”总是一个不会出错的答案。

把思辨作为方法

思维千变万化，即使知道它的底细，也难以断言自己有能力掌控。为了更接近理性，为什么说要“培养思辨力”？它是什么，又该如何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