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荻：“公主该杀死那只青蛙”

龙荻今年的一些开心时刻，源自一个女演员采访成功“老女人”的播客“Wiser Than Me With JuliaLouis-Dreyfus”。节目受访者都是七十到九十多岁的女性，睿智，幽默，她们分享犀利的观点，但没有说教味。比如，一直很愤怒的批评家Fran Lebowitz会说，她从不原谅人，惹了她的人，她总是要报复回去，“我也是不原谅，但我不会再报复，做了不善良、不地道事情的人，一定会有Karma（报应）的。教人情绪稳定，教人‘放下’的人，多少在带着道德感PUA（精神操控），其实是狭隘地在定义对错高低。”

龙荻也始终保持着愤怒。在美国佐治亚大学完成性别史研究课程后，她在纽约担任一家时髦的中餐馆的公关，坐地铁上班，在狭窄的座位上回复顾客的投诉邮件。被自带优越感的食客冒犯，写无中生有的差评时，她会翻着白眼生气反击：“你这是无理取闹！”回国后，她在K11艺术中心上班“谋生”，跟三教九流打交道，从不假清高。经历过重庆、纽约、北京生活的龙荻，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她具有典型的离散特质，拥抱东西方叙事，反对固化性别观念——女性也可以咄口出逼人，该发泄时绝不忍气吞声。

龙荻出生在重庆的一个艺术世家，祖父龙实是一位革命者，恢复高考后，担任过四川美术学院副书记、副院长、院长。作为老师家庭的孩子，龙荻擅长学习，是位专注的艺术家、译者和研究者，兼备严肃的文史学术背景和悠哉的都市街道气息。她的作品与具体的生活和私人情绪紧密相关：神采奕奕的三五女人，红酒杯，大只金属耳环，入时的装扮，甚至是颇有优越感的中产女性的傲慢。其绘画有种荒诞的都市幽默，以及锋锐的女性意识。

女性是一种处境。研究女性角色演化的历史生龙荻认为，女性也是一种扮演。波伏娃坚信，“女性在不同时代、地域中扮演的角色和待遇，揭示了其被边缘化、剥夺和异化的过程”。龙荻的观察对象涵盖家族史到美国婚姻史等，对象的选择反映着她调研社会功能角色的方法论，比如她会画时髦的知识分子Joan Didion，这位先锋女作家也曾直言对虚构及表演的冲动。龙荻的视觉图像，描述历史观下全然不同的中国当代都市面孔一一她们晒太阳，阅读，听播客，苦恼人际关系，事业上野心勃勃，擅长时间管理。她们可以是《兔子洞预言家》中看似尖酸刻薄的样子，分享圈里八卦，只要她们愿意，她们可以谈论任何。神经质、泼妇、妓女，都不该被羞耻化。布面油画《观察但不加入》里，一个女人在旁观一片有眼睛图案的梧桐树林，诙谐地传递出一种sophisticated（练达的）女性冷眼看戏的理性。

在我们的专题拍摄现场，龙荻拿起笔，根据创意需求，快速画出了几张女性面孔。龙荻笔下的群像具备很强的现代复杂性，这些面孔是舞者、教授、律师、金融从业者以及创业主，让人联想到伍迪·艾伦电影中表里不一，迷失在名利、格调、高奢品牌中的女子们。她们或许深陷困境，被男人甩，被迫雌竞，失去友谊和忠诚，恋爱、抱怨然后崩溃，但一定会斗争到底，从不丧失激情。

今年在英国的首次个人展览“RunningUp That Hill”展示了她一批新作，依旧围绕社会“剧本”及跨文化女性身份展开。柔美、内敛、矫情，或是疯子般的张狂、较劲、感情用事、紧张兮兮，持家有方或是宫斗上位，艺术家研究“女性在扮演何种角色”的命运就是突破一切传统范式。

收获到区别于传统叙事的参照，总让龙荻振奋。今年伦敦的个展，让她与这座城市重新链接，“这里的世俗生活和政治文化分得很开，人种的融合更温和。我打uber常会遇到巴基斯坦司机。他们听到我是中国人后，都会热情地说句‘good friends’。”在Tate Modern看小野洋子的展览，龙荻兴奋地意识到，这又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女性艺术家，“我甚至认为约翰·列侬有一些比较极简的创作，是跟小野在一起后受她影响的。历史簿上，女性总是被隐形掉。”

展厅里，小野洋子的一件观念作品，为全白色的国际象棋棋盘，双方持续出棋，一直下到两人分辨不出哪些棋是自己的为止。“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不断撕扯、拉锯，在争斗中博弈，非要分个胜负。但到了最后，都是枉然，你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哪个棋子归属哪边了。”现代人的无力，被龙荻巧妙地以当代艺术的模糊性总结了。

去年夏天，龙荻情绪低落，一直在听韩国女团Black Pink的歌曲Tally，然后就画了张画，里面热情似火的红裙女子，傲娇地吐出一句“fxxk it。“艺术家怎么还需要专门找灵感？”接受新鲜东西，转译成图像，对龙荻来说是本能，“我不是死气沉沉的中年人。”她即将画完aespa演唱会里的一个舞蹈场景，捕捉了属于2024女团文化语境下的时装符号。对于女性主义，龙荻认为省略的语言表达，目的是快速、无保留地击倒一片。龙荻提倡把事情说清楚，反感语言和逻辑的混乱。

人总是能收获关系。龙荻还留有印象的第一部小说是《安娜·卡列尼娜》，导致她厌恶深陷感情纠葛的感觉，尤其是女人把感情放在生活中心的时候。至于爱情，跟其他一切不能被量化或标准化的主观判断一样，她的态度是反常规，“我喜欢怪人。”龙荻发现女性小时候被严重欺骗，“《青蛙王子》不是被公主吻好的。故事原版是青蛙提出要求后，公主很生气，就把它往墙上狠狠砸了—下，然后青蛙就变成了王子。”至于友谊，龙荻的社交圈很开放，囊括文艺名流和街坊邻里，她在常去的面包店结识了不少熟客，比如一位专业的财经分析人士。

尽管龙荻从小看童话就困惑——女性当然应该爱自己胜过一切，“小美人鱼为什么不杀了王子呢？”但她并非激进的独身者。年初在伦敦逛展，龙荻看到一个老太太拿着铅笔在白墙上画自己的影子，那是件互动式作品。转眼看过去，她的老公正在旁边拍老太太的影子。“如果非要结婚，得找着一个可以和你一起看展览、偷拍你的人结，坚决不能找个死老头子在家待成一滩烂泥。”40岁的龙荻没丢掉这股挑剔叛逆劲儿，反倒愈发肯定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总能在北京朝阳区的街道上偶遇穿着Nike，端着杯咖啡刚从健身房出来的她。11月，她在真宝基金会位于上海的真宝艺术空间（Bao Room）举办个展，还画了一张女巫，以及“干掉王子的小美人鱼她姐姐”。

Q＆A

可以展开说一下你的研究方向，解释一下你对女性角色演化的历史观察吗？

身份的定义就是扮演的角色。学了这么久历史，感觉就是女性的身份一直是服务于社会所需的，这和童话里“好女人要奉献爱”可能是一个道理。学美国史，女人属于home sphere/private space（家庭单位），男的属于家庭之外和社会生活：女性的职责，在殖民地时期就是家里要和谐整洁，本人要纯洁美好。二战的时候鼓励女的外出工作，去军工厂当女工，那个海报“Rosie theRiveter”（“女子铆钉工”，为一个文化象征）就这么来的。战后当兵的回来了，工作岗位要让出来，50年代初，女的又要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受了再好的教育也不例外。女性在婚姻里的作用一直是被社会定义的，如何做好母亲，如何做好妻子。“好”或者“幸福”都是外部定义的，没人问那位好妻子，她快乐吗？美国历史上的离婚改革很慢，女性主动提出离婚曾是不可能的，后来女人离婚一度不能自己出庭，要家里男性亲戚代理，因为没有完整公民权。

关于女性创作者主体性的丧失，你怎么看呢？

我是一个怀疑婚姻的人。有的人结了婚后，她仿佛就跟丈夫成为了某种共同体，会不由自主地加入一个婚姻联盟，来defend（守护）跟自己一样选择结婚的人。即使受过开放教育，婚后还是会变出一种当家主母的气质。

在伦敦看了一个老太太Sadie Cole的展览，让我对婚姻关系更加审慎，老公是否会支持自己的事业很重要。Sadie Cole很晚成名，九十多岁了也会化精致的妆，正是好年华。她出生在意大利，是镇上的大美女，早早就结了婚，嫁给了开高端旅行社的生意人，之后就在家里带孩子。直到老公去世，她才开始画画，大器晚成。女性在家庭中，总是有种要take care（安顿好）家庭的责任感。

你会怎么庆祝自己的收获？

吃。未必要fine dining（高端餐饮），比如在北京吃个“鸡记”就很舒服，氛围好。我对食物还是很敏感。当年可能是受《渴望》影响，五六岁时家里连着几天吃绿豆稀饭，我就哭了，问母亲是不是家里没钱了。

在俱乐部蹦迪像是小时候干的事，在健身房骑动感单车是集体剧烈运动，替代蹦迪。

有没有什么思考进程上的新收获？

会持续在中国历史里发掘对象。之前看到自己小时候的一张画，很好笑，五岁左右我就画了王昭君和她的女儿，估计是看电视剧看的。和亲公主是个有代表性的女性角色。我研究了一下相关记载，发现这些女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功勋章；通过她们来稳固边疆，在公共政治上承担一个agency（专项机构）的作用，却从未在政治语境里被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