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建筑的新生

时间赋予建筑人性的质量阳朔糖舍酒店x直向建筑

阳朔糖舍酒店的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处老厂房。它位于漓江边，曾是座糖厂。2013年，投资人杨晓东在旅行中发现了这里，决定将它改造成一间度假酒店。第一次实地见到荒废的糖厂建筑师董功感觉到很震撼。在偏僻的山水之间，整片老建筑建造的形制和规模宏大。气候对建筑材料带来一种润养，老厂房被浸染生出青苔，砖和瓦的颜色已经变得稳重，安静而神秘。“老糖厂的价值不仅是物理层面的工业遗存，还包括它与当地环境长时间形成的真切的氛围。”董功说。

在过去三四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人经历了极度需要空间、大拆大建的阶段。当时间来到现在，关注建筑的物理质量和心理质量，面对原功能与面貌各不同的旧建筑，重新探求城市与乡村、人、建筑的关系，成为越来越多建筑师的课题。“在国内，无论是建筑界还是社会各个层面，其实都在讨论这个事儿，我们真正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在董功的体会中，当去到一个老城，人们也会容易觉得舒服。老城印刻着的时间的痕迹，缝隙中的植物、正在发酵的被生活打磨过的材料会拥抱、安抚来人。董功认为，这就是时间赋予建筑或城市的某种人性的质量。“你会觉得那个东西不再冷冰冰，它和你是有关系的。”这一点也是糖舍项目设计的起点：老糖厂代表了一个特殊阶段的时间痕迹，建筑师对它做的事情是叠加。让它变得当代，让它可以向未来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把它抹去。董功认为建筑需要借力，在城市当中，“力”可以是公众的生活，或城市当中某种特殊的条件。对糖舍而言，老糖厂和周边的山水以及初见时感受到的真切气氛，成为了董功重要的借力点。

最终，具有纪念性的蔗糖运输工业桁架和老厂房被保留了下来，位于整个建筑群的中心，新建筑的体量被布置在两侧，高度被严格控制低于老厂房。董功喜欢把糖舍看作一个“园子”，其中的建筑都是散点布置，鼓励人在天空下，在群山环绕中漫步游走。为了加强这种体验，建筑师把园子的路径引入建筑里。除了每一层都有的功能性走廊，建筑内部还藏着一条散步路线。在上上下下的过程中，人所处的高度和空间的方向也会随之变化，人与周围山水的视线与空间关系由此产生。

面对旧建筑，“人”的关键性何在？董功有时会回想起设计或建造过程中做出的某个关键决定，影响了建筑后续所能容纳的人与事。老糖厂在立面上使用的是青灰色的砖块，局部掺杂有一些红色黄色的砖。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砖块形成了一种统一调性，同时表面有些斑驳，让整个建筑呈现出真实的岁月痕迹。董功在新建筑中选择使用混凝土空心砌块，他希望新房子和老建筑能产生对话。团队花了一年时间，在市面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材料和能够配合生产的工厂同时也经受着材料损耗与远距离运输等成本的挑战。通常业主的做法是请建筑师更换材料，但在这件事上，业主杨晓东却为了实现董功的设计，在场地边开了一间小作坊，聘请当地工人自己烧砖。这是杨晓东第一次“盖房子”，后来他对董功说，要是再盖一个房子，他可不会那么费劲了。“几个人为了做成一个房子，在特定的生命阶段碰在了一起，各自的心态和意识等因素综合起来，才共同形成了这个房子最终的结果。”

董功每年要去五六次糖舍，房子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令他欣喜的是，当地植物的生命力特别旺盛。园子里的树木生长了几年，爬藤盖满了墙面，”那房子好像开始要被植物吃掉了。”阳朔当地雨水丰沛，新建混凝土和砖石也出现了“包浆”，时间开始赋予这些材质一层新的质感。董功发现，比起刚建成的时候，它好像跟周边交融得更润了一些。“建筑比人的寿命要长”，董功说。历史上有非常多伟大的建筑都在生命历程里经历过变化。如果把建筑看作时间绵长的生命体，随时代而生，因时代重建，被不同人设计、更新、使用或许就是它生长的方式。60年代盖糖厂的时候，没有人料想到半世纪后它会变成现在的样子。对董功来说，会有初次在现场被打动的那个瞬间，是因为几十年前就有一群人非常用心地做了一件事。“我们这次同样用这种期待或决心去做这件事，在我们的时间段里完成一个使命，让它具备一种质量，也许在若干年后还会引起另一群人对它的尊重，然后再去衍生出它新的生命。”

在董功看来，建筑的问题多是人的问题，建筑的品格和人的品格实际上是一回事。一个好的空间，一定能够让生活在其中的各种人和各种行为方式有尊严。当建筑师决定建立起新旧共生的关系，如何与老建筑相处，便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新建筑是否应该尊重老建筑，这就像尊老问题一样，无需辩论。但新建筑也不应该丧失自己，呈现出投降式的顺从，即一味隐藏自己，或者只是简单地把老建筑的东西套用在新建筑上。“当一个年轻人遇到一位老人，你尊重他的方式是能够跟他非常愉快地交流。”董功会在现场画很多速写，这是他与“老邻居”建立情感连接的方式。时代在发展，任何一个新的时代都应该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技术和人的特征、情感的特征、审美的特征。但旧的东西依然可以成为重要的力量来源，而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新与旧的和谐。“这是我们在做很多房子时面临的一个具体的事儿，是不太容易的。但建一个有好品格的房子，起码是我个人的一个方法。”董功说。

从二元对立到意义共建上海外滩美术馆×Alexis Dornier、刘迎九

最初将历史建筑文会大楼改造成外滩美术馆的是英国建筑师DaVid Chipperfield。令空间符合当代美术馆的需求是建筑师的首要任务，同时Chipperfield有另一个重要的关切点：保护和尊重历史建筑。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文会大楼内部经历了很多非法改造和滥用破坏，状况糟糕。令外滩美术馆副馆长刘迎九非常赞赏的是，那次工程中，Chipperfield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去研究和恢复当时历史建筑的原貌。在这个前提下，建筑师的表达十分克制，除了将空调、监控等现代空间需要的基础设备藏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外，80%的空间都保持了30年代的状态。

到2019年，外滩美术馆已运营了超过十年时间。展览对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电力供应等硬件条件开始成为局限。从运营层面看，老建筑并不位于神坛，维护要以打补丁的方式进行。当上世纪30年代的地板出现裂纹和污染，美术馆需要一点一点修整。受到结构制约，“我们的空调都不只是一套，可能有三套系统，我们在后面几年一直在挣扎”，刘迎九说。

然而更迫切的改造契机却源于美术馆与观众关系的进化。“十年前我们设想的美术馆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美术馆，所以根据这个概念，我们把美术馆的公共空间非常清晰地勾勒了出来。“在原美术馆的一层大厅，一条20米长的柜台将观众与美术馆分为两方。工作人员在左，观众在右，购票看展的体验像去银行办事。回溯历史，美术馆最初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脉络里产生，原始职能与权力阶层如教会有关，与观众的关系通常是单方面的：以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归训者与被归训者的角色对立呈现。但在今天，现代美术馆已成为市民共享兴趣议题的公共空间。“随着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以上海为例，新的美术馆不断涌现，城市里面群体和艺术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十年后，我们认为美术馆和观众的关系，或广而言之，美术馆和社会的关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我们原来的公共空间设计，不再满足当下我们对美术馆社会职能的构想了。”

最初的想法是在一层引入咖啡厅，把一层的公共性体现出来。但在和德国建筑师Alexis Domier的讨论中，他提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一一完全改变美术馆现有的观众动线。当了解到整个外滩源区域2022年会全部完工，美术馆东面的公共广场会很快启用，美术馆的东入口也会有观众入场，Dornier提出：相对于现有的从西面楼梯一层层上行，可以再开辟一条位于东面、从一层直达五层的电梯动线。五层是观众的分流点，大家可以继续往上走到六层的咖啡厅和七层的平台，也可以从五楼开始观展。“这样就为观众增加了另外一种体验展览的途径，打破了整个空间的原有结构，也打破了观众和我们自己对参观展览的一些预设。”刘迎九说。

最终，圆形符号代替直线出现在一层，展览和艺术品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更加相互穿插。通过对建筑空间做出重构，外滩美术馆希望能将他们认同的艺术与观众的关系、美术馆与观众的关系根植在建筑中。Dornier希望观众通过沿全新的动线游走，能受邀“自发地与美术馆空间互动，如使用钟表和航海仪器探索迷宫一样，漫步于美术馆内部的每一个有机体之中”。“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它的意义，这个意义并不是它先天带来的，而是在作品、展览发生的现场空间和观众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之下建构出来的。我们希望观众的角色不再是一个快消的消费者，也不是一个网红景点的打卡者，而是作为参与者进入美术馆所发起的意义共建的过程中。观众带着自己的知识背景、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前来，为艺术品创造多角度、多层次的意义，也由此产生对艺术的多角度的讨论，这是我们认为美术馆能做到的最好的状态。”刘迎九说。

刘迎九认为，美术馆是一个实体的空间，也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这个职能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机构本身的局限，要看机构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这些层面的产生。对外滩美术馆而言，改建的一项挑战也来源于建筑师Domier的缺席一一施工期间，他不幸感染新冠，长时间无法到现场指导。此外，将灵感落地为实在空间的过程难逃妥协，原本美术馆一至六层的垂直墙面计划使用镜面不锈钢创造反射效果，但因为工艺材料的限制，这部分改用玻璃完成。在这样的老建筑中，空间进化总带有试炼的意味：是对建筑师思维与匠心的试炼，也是对美术馆决心和定力的试炼。

2021年，外滩美术馆的天台终于等来了开放的时机。刘迎九认为它是整个建筑的亮点。它提示着美术馆的两重位置：地理上，站在天台，向东可以看到陆家嘴、东方明珠，那是上海最现代化的一面。美术馆紧贴着的外滩是上海最老也最富特色的城市窗口：向西看，虎丘路是上海的腹地，可以找到众多石库门建筑，与美术馆一街之隔就是居民们的社区，小商小店，柴米油盐。“我们美术馆坐落在这么一个交叉的位置上面，它也蕴含了我们美术馆应该负担起来的使命和责任，”刘迎九说，“以一种宏大的国际性的眼光和定位来看，我们要知道，今天在整个世界，在咱们这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什么？艺术上的挑战是什么？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跟周边居民的关系、跟上海社群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要为他们带来什么？”

这些问题显然不能在封闭的意识围墙中找到答案，而建筑的开放一角恰好对这点做出了提示。

反思型怀旧N0.31×如恩设计研究室

如恩设计创立的设计共和·设计公社，原本就植入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处历史建筑中。它曾是一栋英国人建造的巡捕房。郭锡恩和胡如珊两位建筑师以“外科手术”的方式对原建筑进行改造，一面剥离皮肉沉疴，一面令新加盖的附属建筑成为“假肢”。在重生后的空间中，设计师、设计迷们可聚集在此，一种与上海城市性格十分搭调的生活方式得以自然生长。几年前，如恩不得不搬离老办公室，迅速寻找到一个新家成为两位建筑师的新挑战。在上海热闹的静安寺核心地段一片小型旧工业建筑群内，他们找到一处当地电信公司的办公宿舍楼。虽然不具备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如恩却很“喜欢它的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