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笠：找自己

去年，杨笠最火、引起最多话题和讨论的时候，我们曾向她发出采访邀约，但被她拒绝了。可能是因为当时在舞台上下都已经说得太多。从喜剧演员的角度来说，如果过多去展示自己深刻或是悲伤的部分，她担心自己会变成一个特别‘白’的人，失去神秘感和可能性。今年，在新一季《脱口秀大会》录制之前，我们在上海见到杨笠，她对自我的审视与了解，对表演的尺度与分寸，对段子要表达的问题与技术方法，都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找到自己，这是杨笠所寻求的。而寻找自己所产生的表达，则是她与观众产生最深刻联结的基底。

杨笠迟到了一小会儿。今天的工作从早上9点开始，这打破了她的日常作息。一般情况下她近天亮才睡下.中午起床，现在她已经对此感到坦然。“反正我的时间就是这样的。”以前没睡足八小时，她觉得一天会完蛋：而现在，她会宽慰抱怨昨晚只睡了五个小时的朋友，“不是已经（睡得）挺多了。”

于生活，于创作，她的焦虑都在渐渐减少。一些段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超乎了她的想象，也让她一度陷入过短暂的迷惘：是不是我再也无法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了？“但很快你就反应过来，能写出一段就应该很感恩了，因为它是个超水平发挥，你不能要求自己每次都到达那个水平。”

要成功，就必须打破过去，超脱观众的预期，从创造的角度不断拿出新的东西来，“只有这样，观众才会觉得今天来的是值得”。但她不会以此为绝对的标准来为难自己，“以那么高的要求来说，我已经做到很好了。也有人说，你会不会担心自己江郎才尽啊，再也写不出来那些7我觉得这很正常啊，那些一个成功的段子都没写出来的人才更应该担心这些吧？”

她创作的出发点始终是自我观察，“每个阶段你多少都会遇到一些困惑，可能不是多大的问题，只是个小事，或是某种感受，我都会写下来。但这些东西不是都适合做成喜剧的，但最后写出来的，一定是你从自己身上观察到的东西。”

生活的荒谬不一定符合喜剧所需要的起承转合，但创作者总是可以从中抓取出适合自己的主题，“好的作品，它其实是最接近真实的”。探索创作方向就是了解和发现自己的过程，对杨笠而言，这一点始终清晰。“写出来之前，你不定知道这个方向是什么，但它一定是与我自身息息相关的。当下你经历了什么，对什么最有感触，就写吧。”

“我不喜欢有愤怒和抱怨”

始终向内探索、以自我为主要观察对象的创作方式，是否会不自觉地进入某个“信息茧房”？对此，杨笠并不在意。

既然把目的聚焦在“解决自身问题”，她就可以把对表演结果的预期降到最低。“可以没有人看，没有人喜欢，没有人有共鸣，但这个思考的过程对你的人生是有帮助的。”生活渐渐平和，她最初创作时心里的那些委屈和愤怒也变得越来越少，即使没有了那种“一定要怎样”的原动力，她也不会慌张。

“我做（脱口秀）这件事、写这些（题材）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些情绪消失。我不喜欢有愤怒或者抱怨，我并不觉得那些是好的状态。或者应该说，我不愿意为了保持创作的激情，就停留在那种状态里。”

她很高兴那些问题可以被消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让她更加重视技术在创作中的重要性。自我要求带来的痛苦有两种纾解的方法：在没有拿出足够好的作品前不出现，或者不断加强练习，杨笠选择后者。“即使你没有‘核’，技术仍然可以让你成为一个职业选手。情绪没有什么好让人骄傲的，技术才值得被珍视。”沉溺情绪而忽视技术，在她看来算不上是特别高尚的事，“而且有点危险，它会（让你）失去一些稳定性”。

无论基于怎样的出发点，脱口秀要面对的是更为广泛的观众群体，从自我到达他者之间需要调试的过程吗7她摇头，“最后能成功的一定是引起共鸣的部分。”永远围绕自身是种太过自恋的结果，身为一个脱口秀演员，除了对自我的了解之外，她觉得有必要了解公众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

“你心里要有数，在设计台词、情景的时候，你要非常清楚别人是怎么看你的。”她举了个例子，在表演的时候，同时站在台上的两个演员所表现出来的关系，比他们私下的实际关系更重要。“如果观众不接受这种潜在的关系，他们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抛这个梗、爆那个料。”

许多人向杨笠发出邀请的时候，无论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他们都会提出诸如“让别人看到不一样的你”之类的诉求，这反而让她越发不在乎是否能被人真正认识。那些渐渐固化的标签会帮助公众更快、更准确地辨识出演员的特色，但也可能形成片面的认识。“我觉得这没有问题。最开始认识一个人绝对是片面化的，你展示了许多‘片面’以后，才能变得相对立体一点。”

杨笠因为《脱口秀大会3》“出圈”后，许多媒体蜂拥而至，采访的邀约一度让她感到疲惫。“我本身就不喜欢采访，每次聊很久，好像写出来的还是那几件事，把自己的经历当成素材扔给别人，还要对结果负责

我觉得效率很低，而且没有必要。”

她也预感到展示可能带来的不安。“从自身角度来说，人的复杂性里总会包含缺陷，在这个阶段，我并不太愿意去展示自己的这一面。从喜剧演员的角度来说，如果过多去展示深刻或是悲伤的部分，我会变成一个特别‘白’的人，这对之后整体的创作是不利的。”这与演员上综艺节目有异曲同工的问题，她想保留一点神秘感和可能性。“不然之后你想去塑造其他形象的时候，观众就不信了。他们看过你太多故事，觉得你永远就是那样，会有既定印象。”

2018年，杨笠从北京搬到上海，正式加入笑果文化。她很喜欢上海，其中也掺杂着“人生境遇变好”的喜悦。“我相信之后回头看，这几年会是我人生中最深刻的记忆吧。就是信息量特别大，每天都发生很多变化。我身处的境遇是非常极端和少见的，也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所以对我的人生而言，这应该是很重要的几年。”

这儿也没有让她产生异乡的不适感。“我在老家秦皇岛的时候也没有归属感，‘漂泊感’是你活着就会有的东西。”上海多雨，这点倒是让她格外高兴。“下雨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生活在电影里，可以有点肆无忌惮的悲伤。我现在越来越珍惜自己沉下来的时刻，有点难受、有点严肃的时候，我都特别珍惜，而且感到幸福。”

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情绪要一直上扬。以前下台时，她还撇不下兴奋，会有落差感。“一定要和谁喝个酒，把那个东西延续下去。”到现在，表演的节奏已经融入了她的生活，上台也没那么紧张，下台也不会特别失落，“习惯了”。

她并不为这种兴奋感的离去感到怅然，因为一早就理解了这种必然性。长大就是个“活明白”的过程，她多了解自己一分，就能够多控制自己一分。“我没有年龄焦虑。可能退一步说，虽然年纪在变大，但我还没有到身体机能下降的阶段。我也没有择偶焦虑、生育焦虑……人的黄金年纪应该是很长的，中间这几十年都算。”

“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就要先面对它”

杨笠现在已经很少去线下的小场子演出，一方面是因为通告增多时间精力有限，另一方面也是那种形式的表演已经给她带来了足够的收获与成长。“我就不怎么能享受了。反正我的表达欲已经被满足，也不认为一直要有人听我说话，有过这么一段日子已经很好了。”

认知度的上升也会喧宾夺主：观众给予她的最大欢呼声，往往是在她上台的那一刻，这种感觉不好受。“演员应该是一步一步去征服观众的我还是想用我讲的东西、我写的东西来打动你，而不是因为你们知道我是谁。”她觉得“征服”这个词不够准确，“并不是希望别人崇拜我或者觉得我厉害，我所期待的是他们能接受我。只要观众不讨厌我，我就会有被爱的感觉。”

她的一些观点引起过许多讨论，甚至是一些争议，当别人把她往各种标签归类的时候，反而让她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于女性身份的强烈认同感。“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我非常接受我是一个女性，一点都不想回避这件事，但现在的处境，让我有时不得不去淡化它。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就要先面对它。”

她讨厌“立场”，也讨厌概念。“我觉得所有的困境，其实就是人的困境。我又是做大众娱乐的，更不愿意去强调这些东西，那样才真正标签化了，因为它忽略了事情的复杂性。到最后抛开一切，一个人最简单的要求就是‘我要幸福一你要接受我’，就是我想过得舒展又自由，不被任何人欺负。一旦你承认你站在某个立场，这个东西就会大于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特别傻。”

当然，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观点和偏好，她也做不到绝对的客观中立。“对我来说不形成问题的事情，还是交给适当的人去讨论。我没法站在世界的外部，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说话。比如，我当然知道男性也有困境，但那个要我来说干吗？我能理解就很不容易了，说得肯定没有他们好，还可能会被人认为别有用心、多管闲事…我其实没法为这个世界提出什么解决办法，只能告诉你们我的感受。”

“身为一个脱口秀演员，如果你觉得自己正确，那就太蠢了。喜剧演员说话一定无法避免道德上的瑕疵，你要知道这个是必然的.如果没有这个空间，大家都不要说了。”当然，她也知道身为公众人物的责任感，“一开始你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你现在不能假装不知道了。你也知道你说话有多少人在看，你需要考虑得更多一点。”

“能说”和“不能说”的界线，她划在“无愧”上。同样的话，不同的人会有自己的理解，但不能把所有的心理压力都背负在自己身上。“我永远就是，这要是一个我愿意说的事儿，我就愿意为它负责。如果你纯粹为了别人说，取得的效果和你的想象不同，你当然会后悔。如果我为自己说，说完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成功了。”

她只在意自己真正觉得好玩的、有意义的事情。“或许在一些同行眼里我就是不守规则的人我非常接受这点，对行业也不会感到失望。”她也意识到，这个行业有其必然的局限性，不能承载自己所有的情绪。“你可以说自己的东西有艺术价值，但你不一定要去要求它得到市场的认可，市场有自己的选择。”

“人只能以自己的节奏和方法去犯错”

杨笠交朋友有一个原则，对方必须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人，“没有网上惯着的那种毛病，一定是能接受和自己想法不同的人存在的人’。她对他人的好奇，归根结底还是落在“找准自己位置”的目标上。“我觉得是一个阶段吧。可能我的人生还处在变化中，但已经逐渐稳定了下来，这种状况下，就可以有稳定地输出了。”

这种稳定是在经历过去后得到的平静。“我非常喜欢变化。但人的一生能承受的变化是有限的，几次大起大落，就已经可以说是传奇的人生了，其中一两次起落就已经够你消化很久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要看你够不够敏感，是否会选择把感触写下来。”

有时她想，如果命运安排你经历跌宕起伏，那也是另一种幸运。只是生命中有许多事，即使你知道它一定会发生，真正降临时，它一样让你措手不及。去年杨笠的父亲去世，“死亡”的冲击还是超过了她的预计。“我接受不了一个人我就这样看不见他了。其实是害怕，这个东西你躲不掉，也只有它发生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无力感。”

这样沉重的转折，无意间却让她度过了另一些难关——生死面前，其他事就都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也让她对将来可能碰到的坎儿有了种坦然，“可能来了也就来了，就是机缘，人生还是有很多惊喜和意外吧。”

到今天，她觉得自己算是运气上佳，老天对自己实在不薄。“我人生弯路很少。可能我天生比较固执，有些地方很敏感，有些地方又很迟钝，所以选择往往和别人不同，好像找到了某种捷径。”但她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表相，“从这个点到那个点，看起来距离缩短了，但你以后还是要把这些东西都还回来的。不过，别人是一点一点熬，你突然就到了这儿，中间肯定会有个很长的缓冲期。”

她甚至有点期待即将到来的瓶颈期，“就是把原来省掉的路还回来的过程。”从小她就不信“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之类的教导。刚工作时，父亲曾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和她说，到哪儿你都要拼命给人干活啊。她只想问，凭什么？“别人那样，不代表我也要那样。我想不通就不接受，不管怎样，该来的都会来。”

杨笠和《吐槽大会》的导演是好朋友，两人都怀疑凑在一起，彼此会“越来越膨胀”。“就处于一个阶段，你做一个选择是对的，就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选择，会觉得就我知道怎么选。”她们也觉得忐忑，这么想太狂了吧？后面多半有个坑在那儿等着。“想开了，有就有吧。人只能以自己的节奏和方法去犯错，这样才能有自己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