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在平凡中做到不平凡

“丸子”，这是四川妹子张瑜到广东求学工作后，由于名字谐音“章鱼小丸子”而获得的昵称。2011年，刚大学毕业的张瑜入职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在这里，张瑜开启了自己检察事业的征程。

从刚毕业的“丸子”成长为“张检察官”，到后来获得“全国十佳公诉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荣誉称号，12年过去，张瑜对如今还顶着这般可爱的称呼感到些许不好意思，然而她的同事仍愿意这么亲切地喊她。在他们眼里，张瑜是一个很爱和当事人聊天的“社牛”，是有问必答、无私分享的好老师，更是他们心中最为可靠的战友。

从检12年，张瑜有过迷茫，有过遗憾，也曾流下委屈的泪水，但始终怀抱着对检察工作的热爱和信仰。张瑜说，正是这份检察情怀支撑她走过那些独自熬夜办案的时刻。

“作为成年人，我们很多人会明白自己的力量非常渺小，当照顾好自己和家人都需要非常努力的时候，我们还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去帮助周围的人，这实属难得。”在基层检察院工作多年，张瑜经手的大多数是“小案”，但案件无论大小，张瑜都能把它们办得“不平凡”。

今年8月，张瑜在一次分享会上向花都区检察院的青年干警们说道：“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能做的就是专注于当下。当你足够专注，就能够在平凡中做到不平凡，在平凡中见证伟大。实现公平正义的过程其实并不抽象，我们办理的每一个案件、关注的每一个细节，都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一个哭泣的身影，成了自我反省的起点

从高校毕业到进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实务与理论的碰撞会带来很多挑战，但12年前的张瑜并不这么觉得。

“我当时认为，自己对刑法理论条文了如指掌，对案件如何适用法条驾轻就熟，办案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却因此陷入了机械办案的误区，成了一名‘没有情感的司法工作人员’。”张瑜跟《方圆》记者说，那时候自己缺乏人生阅历，只关注证据，关注法官能否定下有罪判决，而看不见案件中的“人”，更别提主动探究案件背后的根源。

而这一切的转变要从一起普普通通的诈骗案说起。

这起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是一名在读的大学男生，没有任何前科劣迹，因为手头紧便伪装成女生加陌生人为好友，以约会的名义要钱，共诈骗了数万元。诈骗金额已经达到入罪标准。案发后，他还删除微信聊天记录毁灭证据，也不如实供述。

张瑜从其他方面获取证据并完善了证据链，在此案开庭时用证据一一反驳了被告人的辩解，他也当庭认罪悔罪。案子办到庭审结束，张瑜都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案件，却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那一幕会那么深刻地印在她的脑海里。

法庭上，法警把被告人押走，法官、陪审员、旁听的人等都慢慢离开，张瑜也收拾好东西，最后一个走出法庭。那时候，夜幕已降临，广州冬日的寒风中，每个人都捂紧衣服行色匆匆。然而，在法庭门口的墙边，张瑜却意外发现了一个中年男子蹲在那里哭泣。男子衣着朴素，正是那名男生的父亲。

“这一幕给我触动非常大。刚刚大家还在法庭上开着灯热火朝天地辩论。庭审结束，一切尘埃落定，所有人都离开了，只有庭上那位一直默默地坐在旁听席的被告人父亲，现在一个人蹲在冷风中，在灯光微弱的角落默默地哭泣。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份判决对这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

办案的基础，在于如何理解“人”。由此，张瑜开始思考，自己在审查起诉阶段是不是完全尽到了公诉人的职责？当初能不能把工作做得更深、更全，给犯罪嫌疑人一个自我挽救的机会？

“这是我职业生涯里一个自我反省的起点，我开始认真思考我们的工作，除了打击犯罪以外，还能做点什么，案件会给背后的家庭、社会带来什么。”自此，张瑜养成了一个习惯——接手案件后，把案卷翻开时，不会只盯着上面的文字，而是将心比心，想到当事人可能所处的境地，再进一步和他们沟通对话，发现背后隐藏的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发挥案件该有的价值

在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中，张瑜感到最为痛心和惋惜的是一起精神病人扔石头砸中路人头部致其不幸身亡的案件。

一般而言，只要对该精神病人采取强制医疗，此案便算办结了。但张瑜看案件材料时发现，被害人和她年龄相仿，家中有两个年幼的女儿。由此，张瑜想到，母亲的突然离世，会给这个家庭造成什么困难？

尽管此案中被害人家属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检察机关，也没有要求任何赔偿或者救助，仿佛“销声匿迹”了，张瑜还是觉得有必要去被害人家中看看情况。

张瑜和同事一进门，先表明身份，接着询问被害人丈夫“家中有什么困难”。这时候，被害人丈夫眼眶瞬间就红了，什么话也没来得及说，泪已经落了下来。

被害人丈夫告诉张瑜，事发几个月了，他还是没能接受，也还没有和两个孩子说她们的妈妈已经去世了，只能尽量默默地消化这一切。他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之后的生活——他的岳父岳母均患有重病，妻子的姐姐是残疾人，妻子是在下班路上突遭无妄之灾，整个家庭的重担落在他一人肩上。

张瑜听完很是感慨，她告诉被害人丈夫，犯罪嫌疑人肯定会依法受到监管。而对于他家中的经济困难，他们可以申请司法救助，检察机关也会积极协调民政、妇联、居委会等开展多元救助帮扶。

尽管能做的工作张瑜都做了，但她还是觉得自己能提供的帮助是很有限的，只能希望司法机关传递出的人文关怀让被害人家属感到安慰。

回到检察院后，张瑜依照规定指导被害人家属依法申请了司法救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之后她也多次回访，关心这个家庭是否还存在其他困难。

案件办结很久之后，张瑜收到一封很特别的信。被害人女儿用粉红色的信纸叠成一个心形，心的上面写着“谢谢您，张阿姨”。打开后，张瑜发现信件是被害人丈夫亲手写的，他对检察机关的帮助表示感谢，称那笔救助金缓解了他们家庭的经济困难，一家人重新回到比较正常的生活轨道。

当时，张瑜真切体会到了这份职业带来的成就感。“能给无辜被卷入案件的小家庭带去一丝温暖，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对我而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褒奖。作为公诉人，一个小案，也能办得不平凡。”

这个案子办结后，张瑜也在思考：“案中被害人是普普通通的每一个人，她会遭遇这样的事情，明天可能我也会遭遇，我的同事、家人也会遭遇。那么，犯罪嫌疑人作为一个精神分裂患者，为什么能够在外流浪这么久，成为社会的安全隐患？”

既然发现了安全隐患，张瑜不愿意坐视不管，满脑子想着做点什么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于是，张瑜撰写了《精神病患者暴力犯罪频发折射精神病患者监管存在漏洞应予重视》的情况说明，反映给了上级机关，为相关部门完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决策依据。

“通过办理一个小案，一方面去传递司法温度，另一方面为小案背后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提供治理建议，这样才让一个案件发挥它该有的价值。日常办案中，我们要做的工作绝不是简单地审查起诉，而是要更加全面立体地思考案件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他们的家庭有什么影响，又能带给社会什么警示。我们要去探究案件发生的原因，最后根据每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具体情况，对案件作出一个最有力的处理，以达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为一句供词追踪千里

在办案过程中，张瑜是一个很爱和犯罪嫌疑人聊天的人。

一方面，张瑜觉得卷宗信息有限，很多关于案件的细节内容得靠自己“聊”出来。另一方面，她觉得需要去探究行为背后的动机和背景。

对此，张瑜的经验是：不要将自己同犯罪嫌疑人对立起来，要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去跟犯罪嫌疑人对话，让他们敞开心扉，自愿说出事实经过。但张瑜也说，能在对话中发掘关键细节，是一种需要磨炼的能力。

2017年，张瑜办理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挂牌督办的“8·20”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此案的犯罪团伙通过假冒公检法在境外实施电信诈骗，被抓获时已经销毁了证据并串供。所有犯罪嫌疑人都不认罪，他们彼此还有一个“共识”——国内的公检法很“黑”，会刑讯逼供，所以一定要顽强抵抗。

虽然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充满了极大的不信任，但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文明执法司法中，他们的态度有所松动。在这期间，张瑜关注到了一个细节。

一名非核心角色的犯罪嫌疑人称，他也是被骗过去的。他说自己曾经告诉一个被害人“我是骗子，不要信，不要转钱”。这个犯罪嫌疑人只记得电话号码，并不清楚这名被害人是哪里人，更没有被害人的具体姓名。

张瑜拨通了那名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电话后，自称是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检察官。还没等张瑜说完话，对方直接来了一句“你们是骗子，我不会信你的”，说完便挂断电话，再也不接听电话了。

张瑜也觉得哭笑不得，毕竟被害女生前阵子才接听了一个自称是公检法的骗子电话，不信任张瑜完全情有可原。

为了查证这一细节，张瑜和同事决定前往这个电话的归属地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河西镇。出发前，张瑜其实也有点忐忑，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所说是真是假，不知道这一番折腾能不能找到这名被害人，很有可能努力了但毫无收获。但张瑜觉得，一定得跑这一趟！

而张瑜千里奔赴云南的这一路上，也是出乎意料地波折。张瑜和同事先搭乘飞机到昆明，从昆明前往目的地玉溪时，坐上了绿皮火车，火车上还有很多人挑着担子准备去卖菜。一下了车，他们更傻眼了，一眼望去全是农田菜地，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公交车。最后还是一位热心的当地老乡骑了一辆三轮车把她们送到了通海县公安局河西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说明来意后，当地民警拨打了这名被害人电话，通过方言沟通才取得她的信任。在和对方沟通时，张瑜也主动提出，可以选一个离她最近的派出所见面取证。

这名女生和张瑜说，她确实接过一通电话，觉得非常莫名其妙，怎么打给她说自己是公检法，转头又说“不要信”“不要转钱”。

获得这一证词后，张瑜等人马不停蹄赶回广州。

当张瑜将这份来之不易的被害人陈述摆在那名犯罪嫌疑人面前时，他非常惊讶。实际上，他从来没想过，也根本不相信检察官会大老远帮他查清楚这件事，因为查清这件事并不会影响他的定罪，只会影响他的刑期。这名犯罪嫌疑人就此意识到，检察机关办案是非常公平公正的，会认真对待犯罪嫌疑人的每个辩解，于是彻底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有了这个小切口，其他犯罪嫌疑人也都主动供述，还有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一条涉案金额980万元的电信诈骗案件线索，该线索之后也被核实。

在办理该案件的过程中，张瑜不仅要审查已有的书面证据，还要从恢复的聊天记录中核实被害人的被骗情况，这就需要同被害人沟通联系。然而，张瑜却在这一块工作中屡屡碰壁，碰壁原因和她之前联系云南那名被害人一样——刚被“公检法”诈骗，又怎么会相信另一通自称是公检法的来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