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期待一场生育革命的开启吗？

去年年底，出生于1990年的也门科普艺术家Hashem Al-Ghaili用一段八分钟的科幻电影般的视频展示了未来人造子宫工厂的可能性。

画面中出现太空舱似的人造子宫，给人以洁净、稳定、安全的感受，胎儿显得标准、健康、安宁。镜头拉远，出现工厂的全貌，孕育胎儿的子宫阵列一眼望不到头。镜头跳接到面带微笑的父母，他们在手机上就能看到胎儿的即时动态。视频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争议，但追根溯源，这并不是个新鲜的话题—从1923年英国生物学家J.B.S.霍尔丹（J.B.S. Haldane）最早提出卵子可以在子宫外受精开始，到2004年东京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把两只雌性小鼠的卵细胞的细胞核结合起来，成功诞生了10只没有父亲的小鼠，到2017年美国费城儿童医院成功使8只早产的小羊在人造子宫当中存活了8周，到2019年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研究人员使一只严重早产的小羊在子宫外的人工环境中存活了5天，相当于24周大的人类婴儿，再到2021年以色列的一家研究所直接将试管婴儿技术培育的小鼠受精卵放入人造子宫，模仿子宫胎盘环境，培育出数百只小白鼠，并且指标一切正常—人造子宫的梦想在这一百年里不断地朝现实迈进。然而，身为分子生物学家和电影制片人的Hashem Al-Ghaili的视频再次引发争议的重点或许在于工厂的规模：他倡导发起“Ectolife”项目，设立 75 个最先进的实验室，每个实验室有多达 400 个人造子宫，完全复刻女性体内环境，每年可孵化出30000 名婴儿。这似乎将问题转向了—从科技转向了工程，转向了产业化。

我们正在进入老龄化、少子化的新世代，女性的生育压力有增无减，科技进步热火朝天，我们能做什么呢？事实上，关注科技动态本身就是一种有益的缓冲，能让我们尽早开始自我教育、反复思考。人造子宫、孤雌生殖、人造精子、克隆等“非天然”的生育方式将会带来人伦、生物、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冲击，思考得再多、再早都不为过。诸如：孤雌生殖会让男性降维为“非必需”物种吗？人造子宫会让女性的地位受到打压吗？男女平权的范畴是否要改写？阶级固化会更严重吗？人类基因会得到优化吗？这些问题之重大，足以让下一代人换思路，乃至毁三观。

没有哪本书、哪部电影能给我们展示全面的预测，但已不乏智者开始沙盘推演了，譬如诺奖作家石黑一雄写过幻想器官工厂的《莫失莫忘》，还写过幻想辅助儿童养育AI的《克拉拉与太阳》，这两部小说都是从人性层面而非科技层面切入的。事实上，和生育、繁衍有关的这门科技决不只是科技问题，而是几乎所有人类社会问题的引爆点。包括珍· 古道尔、霍金在内的顶级科学家都对人工生育科技保留质疑，甚至公开呼吁喊停整顿，等到人类伦理跟得上科技发展了再推进；但另一方面，包括马斯克在内的顶级科技富豪都公开鼓吹用人造子宫解决生育危机，因为这样可以把女性从生育中解放出来……然而，事情不可能这样简单，生殖不再必然地与性别绑定后，势必会和别的因素捆绑起来，比如市场。

我们依然在等待，愿景似乎越来越真切了，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吗？

“人造子宫”——女性生育自由的思考

我们找到作家陈楸帆、于是，简单心理创始人简里里以及策展人、研究者魏颖，从科技发展、生育自由、男女平等、两性观念、伦理纲常等问题出发，就“人造子宫”这一话题大胆畅想。

ELLE： 你在《美丽新世界的孤儿》中写到了人工子宫，当时是如何创想出了这个故事？

陈楸帆：当时朋友把孕期日记分享给我看，我挺有感触，就想探讨一下未来在技术干涉下生育会变成什么样。小说的大背景是人类的繁殖能力下降到无法靠自然生育来延续种族，故事在几个不同时空里展开，我写了印度的代孕公司，还写了一个男同行为艺术家冒生命风险用生物改造技术让自己怀孕，最后正好讲到了人造子宫成为现实，甚至完全不需要精子卵子，而是直接通过遗传物质合成受精卵胚胎，能任意调配出一个后代，非常“后人类”，也非常反传统人文主义。人类最终是想找到一种能够延续种群的形式，但过程很残酷，要面临不同文化、不同社会观念的冲突，包括强制高压政策，有些地区会把一些有残余生殖能力的人变成生育机器……这是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做的一些技术之外的推演，我想说技术只是手段，关键是怎样使用技术？在什么范围内使用？怎样建立起一套新的伦理、道德和配套的社会服务？我们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了试管婴儿，帮助不孕不育或有遗传病的人生育后代。所以，我觉得人造子宫可能也是人类社会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必须经过的过程。

ELLE：面对科技发展，做选择会变得更难，多看科幻小说是不是有帮助？

陈楸帆：不光在生育方面，人类对改变自然状态的技术介入总会有种病态的恐惧，比如用了人造子宫后，基于妊娠的情感纽带还会不会存在？婚姻制度会不会崩塌？阶级会不会更加固化—因为特权阶级可以不受限制地去繁衍后代，甚至是经过了深度优化的后代。这些问题都需要探讨。科幻就是要探讨更具普适性、更抽象、更有隐喻性的终极问题。阿特伍德在1982年出版了《使女的故事》，至今依然很有启发性。科幻看起来写的是未来、外太空、外星文明等，但归根结底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非常具体的恐惧、焦虑和不确定，绝对不仅仅是预测未来，更重要的是借此回看我们当下的现实。

ELLE：你觉得人造子宫能让女性获得真正的自由吗？

陈楸帆：女性到底会不会得到自由，或者反而因为生育功能被剥夺被替代而地位低下，完全取决于原本的社会结构和接纳新事物的弹性：如果父系社会的根基没有被改变的话，那我相信当人造子宫成为现实时，女性遭遇只会更悲惨。相反，如果在本就比较平等的社会里，那我相信人造子宫会给女性带来极大的解放，因为人造子宫可以更大地释放她们的创造性，甚至取代现有的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可能衍生出新的母系社会结构，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最终把整个人类分化为非常不同的社会体系。我在故事里还讲到一对生活在柏林的女同性恋，用的是完全不借助精子的孤雌生殖技术，结果遭到了非常多极端的攻击。这些问题到最后都会变成一面镜子，折射出来的是性别问题，还有如何理解终极的生命权利，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办法达成共识，因为几千年来都没有共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外部环境、生产效率都在不断变化，女性在不断寻求平权，甚至更多的权利，从历史上看，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已经积压太久了，深刻地纠结在一起。

ELLE：假如人造子宫和精子都成了消费品，会有什么结果？

陈楸帆：我在小说里预判了这是可能发生的，拥有这项技术的组织有一种偏执的理想主义，希望能让人类真正抛弃血缘、家庭、族群，抛弃意识形态的沉重包袱，完全用算法来决定基因组合，个体甚至可以自由选择性别，等于是一种新人类。人类的每个胎儿都是被动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很多人会问父母，我不愿意来，你为什么要生我？新人类反而有选择，比如可以这样设计：让胎儿在人造子宫里就产生一些意念，可以选择出生时的状态，甚至可以选择继续在人造子宫里，但不放弃来这个世界的权利，这是一种后人类的生命理念—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每个人都为全人类的新生命而活。

ELLE：你认为母子纽带是生物性的还是伦理教化的结果呢？

陈楸帆：我觉得都有，而且未来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如一些养宠物的人，甚至养虚拟宠物或者虚拟婴儿的人，这些可能都超出了以前的人本主义的母子关系的框架和界限，都值得重新思考。我觉得作为父母所需要的可能就是与子女之间的爱的纽带，就是能够爱他们，像爱自己一样，这可能是唯一需要的。

ELLE：你支持人造子宫这样的科技吗？如果有可能，你会选择这种方式繁衍后代吗？

陈楸帆：我是支持的，前提是不伤害其他个体。因为如果你有另一半，如果你有自然生育的子女，你就要确定每一个人对这件事的接受程度和反应都跟你一样。

你支持人造子宫吗？

在所有受访者中，81%的人群支持人造子宫；59%选择“会”通过人造子宫拥有小孩，在已婚未育（非丁克）的人群中，这一选择的支持率超过89%。

ELLE：你认为人造子宫及其他科技手段能取代和模拟母子纽带吗？

简里里： 这要看如何定义“母子纽带”。如果只是从生物角度，我觉得既不能取代也不能模拟。因为女性在怀孕和生产的过程中是要经历很多激素水平变化的，这些变化对于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以及对于养育经验都会产生影响。从养育的角度说，所谓“母子纽带”是否会更好或更糟就非常值得讨论了。即便没有人造子宫，也并不是所有父母都能经历怀胎、生养和哺育的全过程。比如留守儿童的父母们、有生殖困难的父母们、又或者是因为心理或社会因素不能或不愿养育的父母们。成为父母这件事情，或者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定义，不应仅仅局限于生理层面讨论。这只是影响的因素之一。

ELLE：你接触到的女性咨询者在生育方面的焦虑主要有哪些？

简里里：各种情况都有。包括女性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是否想要成为母亲、由生育这件事情带来的压力或家庭关系问题等等。心理咨询中，一般将来访者带来的问题看做是“症状”，我们需要一起工作，来寻找原因、或是真实的创伤之处在哪里。举个例子，人们走进咨询室，同样带来的是关于生育的困扰：但有人处理的可能是对于自我身体的控制感丧失；有人需要处理的是自己原生家庭中带来的一些创伤；有人可能需要处理的是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当然如果离开心理咨询，在生育这件事情上，社会层面对于女性并不足够友好。我讲个自己经历的微观层面的观察：我去年在月子中心呆了一段时间，工作人员们聊天时会非常自然地比较妈妈们的泌乳，大家都默认女性在母乳喂养上应该主动“牺牲”和“奉献”，这使得我认识的一些奶水不足的妈妈，在经受身体煎熬的同时，也承受了很多心理上对于自己的指责和焦虑感。当然这只是生育和养育过程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大事小事，女性都承担了过多的压力和期待，这本身给母亲们带来焦虑感。

ELLE：作为专业人士，你觉得在选定人工辅助生育之前，应该完成哪些心理建设？

简里里：有些在领养家庭中的孩子反而能更健康地长大，核心是孩子是否能感受到被自己的家庭所渴望，如果家庭很渴望这个孩子的到来，很珍视他们之间的关系，孩子就更容易健康成长。实际上很多自然生育的家庭也会面临缺憾，比如婚姻不幸或者父母心理层面不成熟等原因，令孩子觉得自己并不被珍视和渴望，这要比人造子宫这样的新科技带来的影响更甚。另一个角度我觉得要考虑的是，一个女性在家庭中究竟能不能为自己的身体做主。压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一个女性要为自己做选择，需要了解自己身边有什么样的支持资源，如果家庭不能为你提供足够的支持，那还有哪些资源可以在遇到困难时为你提供帮助？我觉得这是需要准备的。

ELLE：你觉得人造子宫这样的科技发展能够带来男女平等吗？

简里里：我觉得还挺困难的，但会推进这个进程。生育在很多层面给女性带来极大的影响，如行动不便、激素变化、饮食和睡眠都深受影响，有了人造子宫，似乎是平等了一些。但一些社会观念可能没有改变，比如对“好妈妈”和“好爸爸”的定义是不同的，一个妈妈在孩子生病时工作出差，就很容易被指责不是一个“好妈妈”，如果换做爸爸出差，就会觉得没什么问题。这些观念单靠“人造子宫”没有办法改变。

ELLE：你支持使用人造子宫这样的技术吗？

简里里：对于有生育问题的家庭，这类技术当然有帮助，对于普通家庭是否可以使用这类技术我也是支持的，因为它能撼动社会固有的性别角色，大家有更大的空间去讨论选择权，去理解自己的渴望和愿望。但必定需要经过更谨慎和全面的制度讨论以及有效的伦理和与法律保障。

ELLE：你怎么看如果人造子宫能够批量生产，还能进行基因编辑……

简里里：这非常糟糕和危险。希特勒就曾想用第三帝国优生学创造出更高级的人种。这种做法并未把孩子看成是一个人，它把人物化和工具化了，也打破了父母和家庭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我前面强调的“孩子被养育者渴望”这点被忽视了。人要扮演上帝的角色，就会带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