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设限

邬君梅：敢于先行

邬君梅喜欢自己的大胆。

她说，年轻的时候，很多事情是没有三思而行的，想到就去做了。站在人生的中段往回看，反而是那些冲动的决定，成就了人生中一段段特别有意义的冒险。

为出去玩而演戏

16岁拍完处女作电影《青春万岁》的时候，邬君梅打定主意“这辈子，我再也不演戏了，我回市西中学好好读书”。1980年代的少女和现代人不同，没有手机自拍也没有抖音主播，镜头对她们而言是遥远且不可捉摸的东西。邬君梅在镜头前身心紧张，就像被置于一个解剖台，浑身都不对劲，只想躲开那个黑洞洞的眼睛。

3年后，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团队打电话给邬君梅，问她有没有意愿演《末代皇帝》的角色文绣，邬君梅断然拒绝：“我是要出国读书的人，没有空拍你的电影。”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句话没太经过思考，跟着滑出来，“ 如果定下来我演文绣，我能去玩吗？”贝鲁托奇大概是被这个莽撞的女孩逗乐了，觉得她和敢向皇帝提离婚的女人有那么一点灵魂上的相通，欣然答应了邬君梅的要求，让她去北京玩，进故宫随便玩，甚至去意大利玩3天。

“这诱惑太大了！我因为能出上海，能旅游，才去演了《末代皇帝》这部戏。现在回想起来，太不可思议了，跟梦一样。”邬君梅不会想到，《末代皇帝》这部戏会在后来180度扭转她的人生。拍完戏，她动身去夏威夷太平洋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读书，把拍电影这件事抛到脑后。又过去3年，《末代皇帝》狂揽9项奥斯卡金像奖，彼时22岁的邬君梅因此一飞冲天，成为国际热门演员，戏约雪片一样寄到她手上。

命运转出了一个U形弯，不由得邬君梅反抗，她从夏威夷州移居洛杉矶，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专业学习电影，真正开启了电影之路。

为不后悔而突破

尽管如此，16岁时面对镜头的那种紧张感，并未真正从邬君梅心里褪去。

后来拿到《枕边书》的剧本，邬君梅犹豫了很久。“《枕边书》是我遇到真正有挑战性的戏，人物也好，故事也好，甚至女主角的演出，都非常大胆。怎么说呢，那个拍摄尺度，放到今天来看，都是大得惊人。我所处的时代，东方女性对美的理解依然是保守的。人们的穿着打扮、说话方式还有肢体语言，都是相当克制的。”

彼得· 格林纳威当初决定执导《枕边书》时就告诉制片人，电影女主角的人选非邬君梅不可。此后每隔一两个月，邬君梅都会收到制片人打来的长途电话，她推托了几次，一度以为对方早改弦更张电影都拍完了，直到8个月后手机又一次弹出越洋长途——还是那个法国制片人。邬君梅仍然清晰地记得那通电话的细节，制片人在电话那头气急败坏：“他说，我现在就躲在上海的希尔顿酒店打的长途电话，我要是告诉你，为了说服你，我付了多少电话费，你都不会相信，我都快要破产了。你快答应吧，导演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非你不可！”

一个剧组为女演员等待8个月，这让邬君梅决不动摇的心，因为这句话而松动，此时，丈夫奥斯卡也加入劝说她的队伍，认为她不拍这部戏，将来必然会后悔。邬君梅牙一咬，眼睛一闭，拍吧！

“为了拍这部《枕边书》，我做了相当多的心理建设，但真正面对镜头，又得再做一些突破。”电影中，一个关键性的推动情节，就是她要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纸展示书法。邬君梅必须要在摄影机镜头前，跨过心理最大的限制。“当时导演彼得跟我说了一句话，肌肤是女人最好的衣裳。这句话，也写在剧本里。因为这句话，这个角色，我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肌肤，对自己的一切都能够正视，然后整个人也从容了很多。”

邬君梅说，从16岁害怕镜头，到30岁从容面对自己，冲破观念上和表演上的双重枷锁，这些并不是瞬间发生的let go，而是由无数个不断去突破、不断去肯定的片段累积而成的。整个过程就像攀岩，要伸手去握住一个又一个不可能的岩点，支撑自己，拉起自己，才能最终抵达顶峰，一览众山小。

周轶君：谈论女性，不如展示她们

在周轶君手机里，提前看到了女性谈话类节目《第一人称复数》 的预告片。小鹿、毛尖、张越和周轶君4个人，围坐桌子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只是日常的话题，“浪漫”“爹味”“独立女性和婚姻”，却被她们几个聊出了枪来剑往的感觉，像是置身动作片现场。“这就是《第一人称复数》的首集，正片只会比预告更劲。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集能不能在平台上播出。”

女性可以聊什么

最初，周轶君收到平台邀请，制作一档女性谈话类节目，当时她的内心是拒绝的。她反问对方，语言类节目在流媒体上还少吗？世界还缺一些人叨叨吗？观众想看吗？对方只用了一句话，就说服了周轶君，“我们缺少女性的声音”。

“我想了想，真是如此。这几年，女性地位在世界上的变化很大。我有一个朋友说去年在柏林她走进一个书店看书，吓了一跳，摆在前排的书全部来自女作者。我在采访中感同身受，几乎所有领域，从传统行业到人工AI，都能看到非常优秀的女性，女性有这个力量去发声，我们更要珍视这种声量，把它传播出去。”

做这档节目之前，周轶君还拍摄了一部环保纪录片《碳路森林》，在这个过程中她读到一段话，关于自然界产生的第一朵花。在地球上，一亿年以前就已经覆盖着很多蕨类植物了，但是第一朵花开在几千万年之后。为什么植物进化出了一朵花，因为她意识到要把种子传到更远的地方去，要在更广阔的地方传播，得吸引昆虫来，所以会有花。

即便已经有很多人做过谈话类节目，周轶君还是愿意为了传播女性声音试一试。抱着请教的心态，周轶君找到张越，问她女性谈话类节目应该聊些什么，“结果发现，她在1990年代的《半边天》里，把所有能聊的女性话题都聊完了，聊得还比当下更大胆。”事已至此，周轶君索性推翻原有的限制，把女性声量放到更大、发展快速的时代语境中去。现在的《第一人称复数》，话题不再困在女性范畴中，甚至嘉宾的性别也放开限制，有一期专门请了男律师参与性骚扰话题。“谁说女性只关注女性话题，我们不能聊社会吗？不能聊人工智能吗？我们女人本来就可以聊所有的话题。”

女性需要展示自己

第一期节目开始录制的时候，周轶君有点紧张。

“我一边说话，一边在看对面的摄像师。因为我们整个团队里，主持、嘉宾、制作都是女性，只有摄像师是男性，看到他们都笑场了的那一瞬间，我彻底放心了，摄像一般职业性不苟言笑，他们都笑了，说明我们的话题肯定能引起共鸣。”

第一期的嘉宾毛尖对周轶君说，我们谈论女性，不如展示女性。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周轶君《第一人称复数》的切口方式，她并不预设观众的兴趣点，而是通过选择令人信服的嘉宾，切入话题领域。请到《第一人称复数》里的女嘉宾们，是鲜活的，有思考的，她们谈话中有日常生活细节，有所属领域中的观点，也有属于个人的幽默，她们能展示出一些时代女性的碎片。

这几年因为拍摄纪录片行走在外，周轶君见到了各式各样的女性，从四川绵阳老河沟观察滇金丝猴的女研究生，到芬兰和日本的幼儿园老师，她不断被她们刷新观念。

“ 当我们谈论出色的女性，常常预设她们是闪耀的：她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冲出重围，像个英雄一样。其实不然，女性有各式各样的，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的认知，我们为什么要给女性设限？”周轶君近来最喜欢的女演员树木希林，是一个崇尚活在日常中的女性，“是枝裕和导演曾经问过树木希林，为什么她在镜头前吃面条的时候，大口大口吃得相当不端庄。树木希林回答他，因为我生活中就是这样吃面的。我佩服她这样的女性，她并不要求自己多完美，多强势，反而是在很日常的情况下，生长出自己的智慧。”

张末：享受纵身一跃

30岁那年，张末第一次悬崖跳水。“原本，我想着从10米往下跳，同行的人说，来都来了，10米多没意思，30米更刺激。我脑袋一热，就往下跳了。”人活一辈子，最真实的，往往就是这些个瞬间：平时循规蹈矩，忽然干出一件别人眼里“发疯”的事情，那一刻的你，才是真正的自己；其他许多时候，只是在扮演群体性社会角色。

导演在电影里所追求的，也正是这些真实瞬间。

喜欢挑战新领域

她在跳下去之前，没告诉同伴自己是新手，同伴也没告诉她30米的大悬崖有多危险。她跟着别人助跑、起跳，在半空中，张末失去了身体平衡，最后整个人横着拍到海面上，右半侧身体全部摔成青紫。“担心摔伤了内脏，我结束后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幸好没有严重的内伤。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挺‘虎’的。”

张末内在有一种很硬气的东西，和她娇小柔美的外形，形成鲜明对照。她说，自己喜欢的类型片是犯罪片、动作片和悬疑片，这类电影中的不安、紧张和悬而未决，总会给她独特的体验。这或许能解释，张末为什么会在导演处女作 《 28岁未成年》 问世之后，选择执导一部战争片《 狙击手》 和一部悬疑犯罪片《 拯救嫌疑人》。

“在我的新片《拯救嫌疑人》当中，张小斐演一位精英女律师，她被要求为一位死刑犯辩护。这是一个极限的强设定，我心里知道接下这部片，就是自己给自己下了个套，但我就特别愿意去试试，我喜欢挑战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