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伙伴计划

周芳：奔流入海

周芳可以被轻易贴上很多标签：追鲨鱼的水下导演、放弃百万年薪的“ 叛逆”女博士、单亲妈妈……如实，也不尽然。撕掉标签，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中脱离，生命是自由而无畏的。

上个月，周芳刚回北京，脖子上有一圈浅红色印记，水母的蜇伤。

但她没提，说起水母时反倒是另一个场景：“有一天晚上，我记得快两点了，我跟潜伴在海底拍带鱼，突然发现有一个这么大这么大的水母。”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在眼前画出一个巨大的圆，“一米五的‘冠’（水母的伞状体），从我旁边呼呼游过来。好漂亮，那时候感觉像遇到外星人，突然闯到你眼前。”

起初她以为是狮鬃水母，一种巨型且性情凶猛的水母。后来回看影像，才发现不是，那是一种体型更加巨大的越前水母，部分个体可达两至三米，重量可达220公斤。对这些周芳如数家珍。

拆开盲盒

6年前她从投行辞职，成为纪录片导演。先是满世界拍摄鲨鱼，又在与前辈交谈中意识到一直被自己和周围人忽略的领域—中国的水下故事。于是自组团队，花3年时间走访24个城镇，录制超过7万GB的素材，最终制作成6集纪录片《水下中国》：从广西水下洞穴到千岛湖水下古城，从台湾兰屿“堡垒号”沉船再到蜈支洲岛龙宫般的珊瑚，幽深绚丽，也填补了国内同类纪录片的短缺。

结束之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二季的拍摄，将视角从人文转向自然和生物，以6种濒危生物为线索，串联它们栖息、迁徙、繁殖的水域故事。重回自然，这是周芳从第一季开始就想做的事情。

但在国内，成熟的潜水点不多，许多水域不一定有详细资料。周芳和团队的起步如同盲人摸象，“你知道整个要探索的区域很大，但又不知道它每一个部分长什么样，真的是要自己一步步摸，摸到耳朵，你才知道耳朵长这样，摸到鼻子，知道鼻子长这样。”第一年他们收获寥寥。在广西走访20多个人迹罕至的地下河洞穴，“有些地方花了很长时间拍，最后发现它们只是一个景观，没有故事，也没有关联的人或者生物，没法做一个故事完整展现出来，就觉得特别特别可惜。但那时候有一点点不服输的心态在，所以从没有想过认输不干了。”

彼时，周芳和团队手中唯一的线索是一段文字资料，讲述一个法国人在广西洞穴河中看到过盲鱼。当她和潜伴Rachel终于在洞穴中发现一只浑身透明的盲虾时，她兴奋得跟着它一路游进侧洞，回过神来已经偏离牵引绳。如果在氧气耗尽前找不到回水面的路，她将很难生还，更糟糕的是，洞穴里淤积了大量沙尘，稍踢动两只脚蹼，周围就混浊得几乎无法看清，“这回是潜进了棺材里。”周芳心想。还好她很快摸到了侧洞的尽头，原路返回，从主洞穴游回水面，出水的那一刻周芳和Rachel大呼：“我们拍到盲虾了！”好像上一秒鬼门关那一遭根本不是她俩经历的。

然后，她们继续潜入水底，等待，寻找。

拍摄自然纪录片，或者说进入大自然，对周芳来说就像拆盲盒。“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也期待能够像打开哆啦A梦的口袋一样，结果呢，有时候会比哆啦A梦的口袋更惊喜，有时候可能什么也没有。”

对于探索，她乐此不疲。今年8月，周芳和团队一同前往浙江舟山，拍摄渔汛期的带鱼风暴。夜晚在海底，微弱的灯光只能维持两米左右的能见度，还总是只有三四条带鱼在镜头周围撞来撞去。周芳就是在那里遇到了那只巨大的越前水母。

“风暴没有来，来了外星人。”

离经叛道，或是顺其自然

“我现在想当时的自己，应该用四个字概括，”周芳说着说着自己先笑起来，“离经叛道。”

她所说的，是1999年的事。那时她从法律系毕业，被分配至湖南省公安厅。父母觉得那是十分适合她的工作，性格颇像男孩的女儿既和想象中的公安气质相符，又能体面地穿上制服。但周芳把派遣证扔了，没回去报到，也三个月没和父亲说话。

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周芳想起来：“那个时候有一点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觉，我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方向。”然后她得到机会进入外企，又考托福，两年后到俄克拉何马大学就读MBA。

MBA班的同学都是事业有所成的企业家，一众人里，周芳资历最浅。但那段经历带来了一个重要经验—每个人都需要通过一件件事情，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来验证自己的能力。毕业时周芳是班里唯一一个拿到荣誉学位（honor degree）的学生，那意味着她的每门课都拿到A以上。“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不怕起点低，也不怕不如别人，但认定的事情，一定要努力去做成。提升自己的信心，这个是最重要的。”

毕业后，周芳便进入投行。至今仍保留在她身上的干练、严谨，这和十多年的投行工作多少有关。

如果不是父亲的病，周芳也许还在美国生活。2007年，父亲查出肝癌，医生说还有3到6个月时间。“以前我觉得可以任性，是因为父亲在那，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家里半边天塌下来也有人顶着，但是他倒下之后，你就突然发现你是唯一要支撑家庭的人。”第二年，周芳回国照顾父亲，到处求医问药。

怀揣希望是一件令人兴奋又疲惫的事。很多年后周芳有机会拍摄中华鲟，看到最后一条被救助的野外中华鲟在北京海洋馆孤独地生活，因为宜昌附近的水域已经不再有洄游的同类产卵。连续三年，无人机在水下来来回回，总是一无所获。

“我们做选题的时候就知道它是濒危的，但是我们不断地跟着去调研，其实还是心存希望，希望能够有奇迹出现，希望有更多的存活体。”她又讲到父亲的病，“就像说中华鲟的事情是一样的，医生跟你说还剩下3到6个月的时候，你总觉得没准会有奇迹是吧？我去找新研发出来的药品也好，找所谓的江湖郎中也好，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其实你都是想改写命运，就觉得我不相信他只有这么一点儿时间了。”

她和丈夫甚至决定在事业打拼期要个孩子，也许新的希望可以让父亲久留一会儿。最后，病中的父亲陪伴了她整个怀孕和生子的过程，直到女儿满月，父亲才离开他们，距离确诊过去了一年半。然后她决定留下来照顾母亲，把母亲接到北京定居，她继续读博，重新进入投行。

工作之余，周芳就带着母亲和女儿出去度假。2012年春节，她们去澳大利亚大堡礁，出海的船上有潜水项目，周芳就尝试了一下。“潜导也不管我，我就自己游。但那一刻我才真的知道，哇，原来你只需要轻轻迈出一步，跃到海平面之下，你就可以比别人多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妙。”也是在那一年，她在美国塞班岛的PAUPAU BEACH第一次遇到了鲨鱼，后来她给自己取的微博名就叫“追鲨鱼的PAUPAU”。

周芳喜欢鲨鱼，因为它们与人类想象的残暴嗜血不同，它们聪明又无害。还有另一个原因，她也希望自己像鲨鱼一样强大。

发现水下世界后，周芳常常去潜水，慢慢地也想把看到的记录下来。2015年，她选择辞职，纵身入海。“如果要说是人生的转折点，它算是。但又不是突变，它是一个顺其自然和水到渠成的过程。埋在我心里的一个种子遇到了合适的土壤，然后开始慢慢生长，直到有能力破土而出，而我也愿意顺应它的生长。”

探索，继续探索

在海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水温降低？压强增高？还是重力失衡？周芳一直无法确切描述。

直到看了纪录片《雪豹女王》，她和导演玛丽· 阿米盖产生了强烈的通感。玛丽· 阿米盖在纪录片里说，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由于信息复杂且充满干扰，人的感官大部分时间是收拢的。而到了大自然里，会发现所有的感官都不够用—即便每一个毛孔都舒张开，眼睛和耳朵仍然不够用，在城市变得迟钝和麻木的神经会变得极度敏锐。“我们虽然是在不同的区域探索，但切身的感受十分相似，我在海里也是这样的感觉。”

迄今为止，周芳的足迹已经遍布了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但走过的地方越多，越发现“未及之地”在不断增加，于是也走得更多、更远。

如今周芳42岁，与丈夫和平分手后抚养着三个女儿，大女儿8岁时就跟着她去了30多个国家，12岁考了潜水证，两个妹妹看到姐姐可以跟着妈妈下水，很羡慕，于是在今年暑假也考了证。周芳还会带着她们去徒步、爬山，她曾经说：“在女儿的概念里，不觉得只有天天在办公室、在家做饭才是妈妈，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周芳是被未知驱动的人，有时候向内探索自我的可能性，有时候向外探索世界的边界，而最重要的，也是她希望孩子们能耳濡目染的，“要保持好奇心，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成长者，就像爬山一样，爬到一个山头后才能看到另外一个山头。”

“生活要充满各种各样的希望啊，比如希望明天会找到一个帅气的男朋友。”周芳又笑起来，“如果希望破灭，你所憧憬的东西不存在，也要坦然接受不确定性，然后相信还会有新的希望诞生。”

拍摄纪录片如果遇到天气不好，他们只能好几天待在同一个地方。有一天下雨，不能下海，她和潜伴坐在屋里喝茶聊天，潜伴说，“芳姐，我发现咱俩心态都变好了，以前这种情况大家都特别着急，恨不得每天都是晴天，但现在我看你不着急了，我也不着急，好像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大概是在自然待得久了，时间和空间变得没有边际，剩下的只有发自内心的声音—探索，继续探索。

今年6月份，周芳和助理在海南渔村住了10多天，每天“无所事事”，做饭、吃饭，给气瓶打气。吃完晚饭下海，每一天都试着比前一天游得更远一些。在漆黑的海洋里游，很久之后浮出水面一张望，原来我们已经离岸那么远了。

叶梓颐：以繁星启示

从一个地理经常挂科的宅女变身为一个畅游世界星空的创作者需要花多长时间？叶梓颐的答案是10年。自15岁在路上邂逅双子座火流星的那一刻起，她总会在迷茫时抬起头看天，日月星辰似乎能昭示着某种隐晦的答案。

从知名广告公司裸辞后，带着旁人的不解和非科班出身的背景，叶梓颐的摄影作品不仅斩获了TWAN“地球与天空”摄影大赛“夜空之美”组冠军，更是凭借《发光的乌尤尼盐沼》登上了NASA APOD天文每日一图，创下了太多亚洲女摄影师的第一次荣耀。“我对星空痴迷，所以我扛起相机说走就走。我很幸运，因为我把兴趣当成工作，创造出生活的无穷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