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融合时代

2022年，在地理范围内，世界各地尚未完全互相开放，反而促进人们在文化及专业上的开放与融合。不论在设计、建筑领域，还是在艺术与生活方式领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愿意保持开放的心态，基于已有经验，接纳其他领域的新知，开创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融合之路。这不仅需要个体具有专业水平和眼光，也需要对时代保持敏感，对世界充满好奇。万物互联，融合发展，色彩斑斓。

马岩松：生之长精神场

从MAD事务所的顶层天台俯瞰北京，温热鲜活的城市街角赤裸裸地映照着整座城的新与旧、高与低，以及它所有的朴实与绮丽。马岩松心中理想的“ 山水城市”隐隐退去，抽象成一种写意的精神渴望，那是他所有建筑的底色。他坦言：“那是不太现实的理想，只能是建筑实践的一种重要动力。我倒希望自己能跟时代保持一点儿距离，同时又有点儿独特。其实我就是想设计那些能改变现实的东西。”

站在天台上，周围是低矮传统的青瓦灰砖四合院，远处交错着高低起伏的高密度现代楼宇。MAD事务所像破土而生的“岛屿”，与北京城既远也近，就如他本人，在试图跳脱出当下站在高处追逐遥远的期待时，又置身于现实解决具体问题。这是每个建筑师内心被包裹的矛盾点。

“中国现代的新建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马岩松无数次问过自己，也无数次在实践中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现代的新建筑不应是西方现代建筑体系的复刻，也不纯粹是传统古典建筑的迁移，甚至不是二者嫁接的折衷主义 。“我们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既现代、影响世界，又有中国独特精神的设计。”但现实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忽略了东方文化的现代性存在与内在传承，同时也没有在高度融合下促进新生命力的接驳。能不能抛弃所有的传统形式和符号，深入地理解传统精神？这是一个命题。

马岩松曾说，他更希望自己设计的建筑带一点儿争议，引发一些讨论，从而变成一个思辨的载体，对城市也许更有意义。无论嘉兴火车站改造，还是海口云洞图书馆，又或者是百子湾公租房项目，他从审视和幕后观察者的视角，用建筑实践试验着不同的可能性。他更注重人们在自由开放状态下的融合性，那种碰撞是带着裂变的化学效应。正如事务所最新完成的第一个社会住宅项目——百子湾公租房，他在千篇一律的大型住宅项目规划中，开了一个“另类”的头。

他在百子湾公租房项目中尝试将社区围墙打开，让社区与城市相互融合，把社区切块，让内部形成开放的街道。同时花园抬升至二层，然后用一个步行体系贯穿在不同的空间之中，由此一来，被街道分块的社区又通过不同的功能性空间相互连接起来。他在建筑实践中突破常规，让尺度与人更加亲近，让庞大的社区融入居民的生活中，唤醒住宅的社会性。这个设计既包含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轨迹，也把城市公共空间的原始状态激发出来。他想要的是把城市交还给市民。

公共空间跟人的关系本就是直接、开放、平等、亲人的，是具有启发性的精神场。它是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渡口。他说：“融合就是互通、交流，是无阻隔的人与人的沟通。”只有文化、观念等互通了，多元的思维才会萌生。这也是所有进步和新生力量的土壤。把所有的边界拿掉，那种山非山、水非水的超现实时空宇宙观是根植于中国人血液里的生命哲学。在马岩松看来，建立在功能、技术理性根基之上的建筑可以是温情的，其穹顶之下的精神向往是人情感的最终诉求，亦是人们身份认知与归属感的根本。

建筑师的先锋性不仅表现在一栋建筑上，还是它背后的思想。“所以我的建筑是批判性的，但我并不排斥把更好、更和谐的那个场景描述出来。”马岩松毫不掩饰对大型国家公共建筑项目的渴望，他想用建筑的叙事为城市更多普通人带来些什么，即便成果极其有限。他说：“我想挑战自己。”千城一面、空无一人的公共广场、缺乏人性的设计……如何做出改变，这可能更为重要。在城市建设中，建筑师要像斗士，有些博弈不能放弃。他说：“我觉得自己越挫越勇。”

实践与洞察成为建筑师马岩松的一种习惯，也成为他用行动去改变的武器。他更想做一个实际的践行者，让建筑给更多人带来有效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即便是静默的建筑，亦有属于它的观众。“如果美的创造没有观者的共鸣，那么它是不完整的，即使这种共鸣有时需要跨越很长的历史时空。”

马岩松希望自己设计的建筑能够脱离当下，成为跨越时间的存在，这反而有可能给这个时代增加丰富性。“所以我还挺相信源于最本能的个人主观的那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穿越时空，很感性，也很有生命力。

娄永琪：看不见的设计

十多年前，他从设计实践的领域“出走”，投身于“看不见的设计”。不仅通过设计革新教育，将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打造为世界一流设计学院，还推动创办了一所专注于设计思维的公办高中，探索设计与教育之间的无限融合。

全透明的教室里整齐排放着红白相间的独立书桌，楼道的墙上挂着巨幅地理地貌图，走廊的墙上张贴着英文讲座海报……这些看起来犹如大学校园的场景却是上海市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的日常。这里推行科目制与基于问题的项目化学习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将设计思维融入国家课程与学校特色课程的教学。推动创办这所学校的娄永琪告诉我们：“这里并非要培养未来设计师。我希望这里的学生未来会用创新精神和设计思维去重新定义其所处的行业。教育可能是最需要注入设计思维的，因为它关系到未来。”

这所公办高中于2017年正式招生，已有众多毕业生被国内外知名大学录取。相比成绩，娄永琪更看重的是三年学习对学生思维的改变。有的学生在入校前不敢开口说话，毕业时已是自信满满的演说家;有的学生到国外求学后，对课题研究信手拈来;有的学生参加校内表演工作坊后决定报考戏剧专业……娄永琪说：“我希望这里的孩子能比只在意分数的孩子更有创造力、更清楚自己未来想做什么。他们能走得更远，而不是更快。未来他们中一定会有杰出人物！”

娄永琪更为人熟知的一个身份是他曾经担任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由他带领的学院从2018年开始就在QS发布的世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科排名中超过了斯坦福大学、帕森斯等著名院校，位居亚洲第一，之后连续保持记录至今。这和娄永琪为学院定下的院训“To learn and create， for a meaningful life and a better world.（”为人生的意义和世界的未来而学习和创造。）不无关系。自2006年开始投身设计教育管理工作，娄永琪一直对设计教育持有前瞻见解，不断开发创新不同于传统设计学院的教学模式。2007年他在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开设了中国设计院校内的第一个服务设计专业;2013年就任院长后，他推动学院实现比特世界和原子世界的整合，要求所有学生学习开源设计;2017年他又推动开设了人工智能设计专业，领跑全球设计院校。“设计正从物质世界走向非物质世界，服务设计、战略设计、交互设计、AI等看不见的设计带动了原本看得见的设计，令后者也有了新的意味。未来，如果90%的事情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完成，设计师要做的就是设计人工智能这个体系，这是无法被机器取代的。”

除了学术前沿，娄永琪尤为强调设计对真实世界的影响。被他请来同济大学当教授的意大利孟菲斯小组创始人之一Aldo Cibic住进了四平路上只有34平方米的“老破小”（详见《安邸AD》2022年1月刊），在网络上引发了关于老公房改造的持续热议。Cibic正是专门以此来研究社区营造的。他参与研究的是娄永琪在2015年发起的与四平路街道合作的NICE2035未来生活原型社区项目。过去几年间，他们通过众筹众创，用点触式的社区“针灸术”显著却细微地改善周边。在与居民的深度合作中，他们发现了成千上万个问题，吸引了众多 社会资源注入。阿斯顿·马丁实验室、阿普塔未来包装实验室、安吉尔未来饮用水实验室、SoundLab声音实验室、Fablab创客实验室等快速原型实验室相继进驻。表面上，这是对社区环境的改造升级，实质上，人才、科技、资本、新兴的消费业态等都是其研究方向，犹如一个坐落在烟火气里的未来社群生活形态的设计试点。

与NICE2035类似，被视作乡村振兴设计先驱的“设计丰收” 也是娄永琪针对新型社群的试验田。2007年，他在上海崇明仙桥村发起了这个创新创业平台，尝试通过“设计思维”整合城乡资源，发掘乡村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潜力，创造一个“原型”来讨论城乡发展的未来愿景。在他看来，“设计丰收”不仅关联着乡村的本地性，也在探索设计如何整合复杂业态。“要改善社会不能只靠关注造物的设计师，需要具有设计思维的社群共同投入。”

这可能和他在同济大学接受的具有深厚包豪斯底蕴的设计教育有关。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的成就不仅来自其建筑和设计实践， 更因其对设计教育的创新而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读研究生时，娄永琪就以手绘效果图出名。2002年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后，娄永琪创办了筑道设计工作室（StudioTekTao）。不到5年，他设计了五十多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项目，其中有不少是学校建筑。在事务所如日中天之际，他却感到了不安。“我建过最大的学校有六万多平方米，校园环境优美如园林。然而，最后我发现这改变不了教育。我不过是给孩子们造了一个更好看的环境而已。”这也促使他决心从设计的源头“教育”开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