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帮助母亲自杀跳下10楼

检察官王志琴第二次见到戴真时，已经可以清晰看到她头上的一缕缕白发。

可是，她才26岁啊。王志琴第一次见戴真是在2个月前，当时，她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父亲死后，母女俩切断与外界的联系

北京绣华锦元小区环境宜人，设施现代，住户众多。戴真和母亲范荣住在一栋28层的居民楼，她们就住在一层。笔直穿过电梯间打开一道厚重的大门，戴真的家就在左边楼道的最里边。一楼采光不好，位置也有些逼仄，旁边大楼相邻的位置开了一家超市，常有人员来往，货物搬运的声音比较嘈杂。但是对母女俩而言，这不过是她们世界的杂音。范荣出事后，邻居和物业都表示，从没见过她们，也不知道她们是谁。

2016年戴真大学毕业后，只做了两个月的幼教培训老师，就辞职了。“不适应”“受不了”“身体不好”，所以干脆回到家里。戴真觉得在家里待着很舒服，因为她从小身体就弱，母女俩的身体都需要调养，所以就不想出去工作。从此，戴真就再没去工作。

2016年，戴真一家的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戴真的父亲在家中突然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而去世。从那之后，母亲范荣的身体每况愈下，而戴真也选择把自己封闭在家里。

一直以来，戴真和母亲都非常依赖父亲，父亲既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是母女俩与外界联系、交流的窗口，且是最主要的窗口。父亲去世前，母女俩与亲戚朋友还算有些正常的交往。而如今这个窗口破碎了，她们似乎也找不到与其他人沟通的办法。

范荣这边没有什么亲戚，戴真父亲有个弟弟，可自从戴真父亲去世后，戴真母女主动掐断了与这位叔叔的联系。叔叔电话联系不上母女俩，就上门来找她们，门铃按得震天响，可她们就是不开门。亲戚们都一头雾水，不知道她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帮助她们。

就这样，封闭在一间房子里，母女俩面对面地生活了三年，没有朋友，不外出，没有交际，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社交，靠着拆迁时拿到的一些补偿款生活，一切从简。除了下楼扔垃圾，她们很少外出，买菜都是从网上订购、送货上门。小区保安说，偶尔也会看到母女俩深夜穿着睡衣在小区里遛遛弯，但对她们的情况一无所知。

总觉得自己身上有伤口在流血

戴真父亲去世后，范荣感觉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她说，腰腹部总是有针扎般的疼痛，折磨得她整晚睡不着觉。腿脚也不好，膝盖经常疼，还有便秘的毛病，平常只能吃些麦片和粥。身体不断累积起来的毛病让她受不了。

此外，范荣还出现了幻觉，血是她幻觉里的常见主题：她觉得当年剖宫产腹部刀口下端流出许多血，家里的地板上总是被血浸满。可在她死后，警方仔细检查了家里，地上很干净，她身上也很干净，并没有血迹。戴真也觉得母亲在外表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母亲总喊腹部很疼，总被折磨得整晚睡不着觉。

范荣到底有没有伤口呢？

范荣的伤口是在案发后尸检的时候才被发现的，因为它原本就是看不到的。法医鉴定，范荣腹部是陈旧性的手术瘢痕，这种伤口是看不到的，但本人却要承受莫大的痛苦。这是个大约2厘米的皮下瘘口，不断向肚子里扩张，还有股恶臭味。这样一个长在身体里的小东西虽然不会过多妨碍人的身体健康，但对人的生活质量还是有所影响的。

2019年，范荣去医院看过病，诊断出来的是盆腔炎。可她不想治疗，她从心里抵触去医院，范荣年轻时是名护士，但因和同事闹矛盾便辞了工作。范荣的母亲是因结肠癌去世的，她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多半也得了这个病，去医院治疗花再多钱也是治不好的，对女儿还是一种拖累。

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让范荣不堪重负，渐渐有了轻生的念头。

“我要松手了”

2019年12月12日，范荣第一次尝试自杀。她搬上一把粉色椅子，上了电梯，站在高层楼梯间的窗边，两手扶着窗框，待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又下来。从那以后，戴真经常在凌晨打开门，看见母亲就坐在门外哭。她说，感觉身体太痛苦了，睡不好觉，活不下去了。反反复复好多次，可终究是下不了手。她要戴真救她，帮她去找安眠药。戴真起初还会拦着她，劝阻她，可根本没有用。范荣于是抱怨戴真冷漠，甚至说，跳楼也是被她逼的。

“你既然不帮我，就别拦着我。”范荣抱怨戴真，既然不理解自己，就别阻拦自己。

有时是26楼，有时是18楼，范荣每次都哭着上去但又下来，每次都没有死成。范荣早早就写好了遗书，还叮嘱戴真记得去银行取一些钱，当作她的丧葬费。

2020年春节前两周，也就是1月10日的晚上11点，范荣在卫生间里发出尖叫声，她感觉自己腹部出了很多血，恳求女儿陪她上楼帮她跳楼。戴真觉得母亲真没救了，也想要尽快帮她解脱，便同意了。母女俩拿上一把粉色椅子进了电梯。上到10楼的时候，范荣觉得这个高度够了，跳下去可以死了。1月的北京寒风刺骨，范荣打开窗户，觉得风太大怕女儿着凉，对戴真说：“你下去拿个帽子戴上吧，我在这里等你。”

楼梯间有两个玻璃窗，她选择了西侧的那一扇窗户。窗台离地面大约有95厘米，范荣腿脚不便，许久都没法站到椅子上，于是，她让女儿再回家去取一把小凳子。她踩着这把蘑菇凳站上了椅子，背对着窗户，双手扒着窗框，她让戴真搬住她的腿慢慢往下放。可面对着戴真，她就是松不了手。于是，她换了个方向，身子面对着窗户，双手也往外伸，戴真抱着她的腿，一点一点缓慢地往下送，直到她的腿再也拽不住了。

“我要松手了。”戴真对母亲喊出最后一句话。

从监控录像看，从戴真去一楼拿小板凳到范荣自杀，中间间隔了14分钟。在这14分钟里，母女俩靠在一起，说着话，母亲帮女儿重新戴好围巾，她戴了很长时间。

当戴真用手抓住母亲的脚踝时，她听见了抽泣声，案发后她对办案检察官说：“我犹豫了，当时想把人拽回来，但是又想到就算是我把她拽回来，问题也没有解决，我母亲的伤口还是在流血，叫120可能要半小时以上，我当时想，我帮不了她，不能还给她健康的身体，我能做的就是帮她解脱，也帮我自己解脱。”戴真记得母亲最后嘟囔了些什么，可大风把这些微弱的字句都吞没了。母亲消失在她的视野里，然后她听到一声巨响后，下意识地抱头蹲在地上，从监控录像上看，她蹲了整整20秒。

次日早上8点，她报了警：“我的妈妈不见了，你们帮我找找我妈妈。我妈妈总说她想死，我怀疑她跳楼了。”

在这样一栋被摄像头全覆盖的现代化建筑里，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并非困难的事。

“现在只剩我一人了”

2020年1月12日，戴真被刑事拘留。1月17日，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戴真涉案时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给出了意见：被鉴定人戴真具有人格障碍，涉案前处于急性应激反应状态中，作案时，受人格障碍和精神疾病共同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削弱;戴真被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母亲去世后，戴真陷入了长时间的应激状态，事发当晚的记忆有些扭曲和模糊，她似乎也开始出现了幻觉。

她的记忆是，母亲下腹部不断涌出鲜血，自己一度返回家里把厕所里的血迹都清理干净了。可在警方进行了调查后发现，厕所地板上并未检测出有过大量血液的痕迹。陈述事件的时候，戴真说的每件事都是确切发生过的，但细节上又总是和真实发生的有所出入。她记得，临走前把母亲的医保卡绑在了她的浴袍上，但经过长时间的搜查，警方并未找到医保卡和任何与之相关的痕迹。

2020年9月30日，戴真被逮捕。范荣自杀，戴真被捕后，她们的家也成了这栋高楼的一座孤岛。家里的大门上贴满了各种催款单，暖气费、水费、电费、治污管理费。家里虽是空的，但暖气费一直在累积，催款单从2020年贴到2021年，一共欠费2000余元。门外的购物小推车和纸箱还放在原地，已经蒙上了厚厚一层灰。

第一次提讯时，戴真很抗拒，她想过逃避处罚，供述的时候很不配合。因为母女俩之前商量好，要把一切都当成是范荣一个人的决定，是她一个人跳的楼。为此，戴真特意把自杀用的板凳和椅子留在了十楼，想要营造是母亲自己跳下去的假象。

2020年10日晚上11点36分，范荣跳楼。过了9个小时，11日早上8点14分，戴真才报警。她在床上躺了一夜，有一瞬间她想“希望母亲死透了”，这样她就永远不用再受罪。

但是现在，她又觉得自己当时的想法“毫无道理”，“我当时好像魔怔了”。

在想着要帮助母亲自杀的这段时间里，她从来没意识到这是栋被监控录像武装起来的大楼，她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下来。起初，她也从未认真思考过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母亲很痛苦，她想帮助她解脱，就是这么简单的想法。但被捕后，她开始渐渐明白，有些责任不是轻易可以逃脱的。她从心存侥幸的想要脱罪的想法变得开始学会认识自己的错误，甚至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权利帮助另一个生命去做决定。

羁押在看守所里的这段时间，戴真想了很多。母亲死后，她甚至开始觉得父亲的死也是她的错，是自己报警、打120电话太晚了，才导致了父亲死亡。即便后来的调查发现，在父亲去世这件事上，戴真其实是没有过错的。

“从私人的角度来说，我很为她痛心，这是一场彻底的悲剧，但犯法了就是犯法了。”针对戴真的判罚，检察院也进行了多次研讨和探讨，去思考如何才能从法律的角度帮助到她。

检察官形容戴真“是个有些天真的人”：关在一起的看守所狱友骗她说，只要把诈骗的钱还清，他们就可以出去。她也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我的存折里还有70万，我替他们还，他们是不是就可以被放出来了。”

她的天真体现在那种对人无条件的信任上。妈妈很痛苦，很想死，所以我就去帮她解脱。她的想法也许常人没法理解，但在她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庭审前，戴真问检察官：“我出来后带着这个案底还能出国吗，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了。我想出去。”而检察官其实也有着相同的担心，戴真出去以后，该如何继续她的生活呢？虽然能考虑对她进行一些司法上的救助，但检察院能做的毕竟很有限。

她想以命抵命

生命权不能被轻易承诺放弃，这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共识。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1年1月4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戴真依法提起公诉。2月4日，经过审理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戴真作出判决：被告人戴真协助他人自杀，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系情节较轻，依法应予惩处。鉴于戴真系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作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判决出来后，戴真不服，提出上诉。

但是，别人上诉，都是想尽量减轻判罚几年，戴真不一样，她觉得自己该被判死刑，她恨不得要把自己判死，对她而言，三年的刑期太短了。现在，她觉得母亲的死完全是自己的责任，是她“杀”了母亲，她想以命抵命。虽然在检察官的努力劝说下，她明白了要求多判几年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种想要追随母亲而去的念头似乎并没有消失。

在这离群索居、相依为命的三年里，我们无从窥见她们母女俩的生活，她们把自己彻底隐藏起来了。在这小小的两居室里，没人知道她们是怎么度过每一天的，也不知道她们为什么有了这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