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遗嘱里有什么

作者: 周婧

遗嘱是一个人一辈子人际关系的体现。中国几千年的人情社会,法定继承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013年至今,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着20余万份普通中国人的遗嘱,它们被封存于档案袋里,直到某一天,遗嘱执行人将其取出,它们才会从封存中被唤醒。

中国式遗嘱

在中国人订立遗嘱的过程中,遗嘱咨询师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家庭中的暗流。

“80后”遗嘱咨询师马小平曾接待过一对夫妻,填写申请表时,夫妻俩都表示将所有遗产留给唯一的女儿。签字的时候,马小平再三与他们确认,她注意到男士轻咳了几声,眼神游离。隔天,男方单独找过来,小声说他还想把其中的一部分留给外面的儿子。

马小平见怪不怪,告诉他,在正式签署、录像环节,密室里只留公证人员和立遗嘱的人,子女统统都得出去等着,就算是老伴,也不能待在屋子里。

立遗嘱是人们生前面对死亡的准备。人们对身后财产的安排,对家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话语,被浓缩为几张纸,编上编号,封存于柜子深处。身后事如何安排的秘密,只有当事人知道。

在中国,你能从遗嘱背后看到家庭、看到中国传统血亲家族制度。通常,人们会在继承人一栏写自己的伴侣、儿女的名字,有的还会写上外孙子、孙女。

问过眼前这对老年夫妻的年龄、婚史、生育史等常规问题之后,马小平递给老人一张纸,要求他把主要财产写下来,但最关键的就两行字:房产和存款留给谁,谁当遗嘱的执行人。

这对老年夫妻异口同声地回答,财产留给儿子。这仅是一个开始,为了实现立遗嘱人的利益最大化,帮助他们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马小平还会多问一句,“您二位要不要考虑先把继承权留给对方,等二老都离开后,再给孩子”。说完,她阐述理由,一方过世一方在世的情况下,过早将遗产留给孩子,导致自身晚年凄凉的例子,不在少数。

问题抛出去,男方和女方态度迥异。多数时候,男方欣然接受,表示愿意将自己财产先留给爱人,至于爱人怎么分,都尊重她的意见。女方的顾虑往往更多,比如眼前这位妻子,她问马小平:“如果我先走,对方再找一个,是不是遗产也有那女人一份?”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女方马上跳起来:“肯定不行,我不接受,我们俩的份额都要百分百留给孩子。”

在中华遗嘱库工作久了,马小平见惯了这类事。她梳着干净利落的短发,说话理性、直接,擅长用缜密的法律条文和滴水不漏的逻辑回答登记人各种问题。想让遗嘱具有法律效力,就需要用严肃的“法言法语”。她告诉女方:每个人都只能处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合法财产,即便是同睡一张床的夫妻,也干涉不了对方最后的决定。

“我太了解他了,他们家有长寿基因,活到90岁没问题,我肯定比他走得早。”女人意味深长地望向她的老伴,她表示他们还要再商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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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遗嘱是件专业性很强的事,流程也很严格。遗嘱人先要提交申请表,按照预约时间前往遗嘱库办理遗嘱咨询和起草,之后接受精神鉴定。待遗嘱内容确认无误后,交由老人一页页签字,按手印。最后,遗嘱人还必须走进密室,在两位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对着镜头把自己所写的遗嘱清清楚楚读一遍。之后,遗嘱封印,遗嘱证交到老人手中,整个流程才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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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婆婆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遗嘱库立下并用手写方式抄写有效遗嘱。(图片来源:CFP)

面临生死关口的时候,人们记挂、叮嘱的往往就是此生最在意、最放不下的人和事。有时,这份牵挂牵扯到了利益,立遗嘱者的执念也会体现在遗嘱之中。

这天,马小平接待了一位75岁的老阿姨。老人精神健烁,染着一头黑发,声音清亮。她的老伴前几年去世,儿子40岁未婚,刚谈了个女朋友。“我的诉求很简单,把我的所有财产将来都留给儿子,作为他的婚前财产。”她说出理由,“儿子谈的对象我不同意,很反对。”老阿姨义愤填膺,担心那女孩心术不正,与儿子结婚图的是他们的家产。她在北京有四套房,最近刚买了一套豪宅,她的儿子在金融机构工作,年薪百万。“我们家条件太好了”,老人快言快语。

近两年,因为这样的原因来立遗嘱的人不少。有的老人为了避免子女因婚姻关系破裂导致自己身故后财产旁落,会特别在遗嘱中加一句:“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江湖人称这为“防儿媳女婿”条款。

了解情况后,马小平问她,立遗嘱的事孩子知道吗,打不打算告诉他,孩子知道后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老人很冷静,说话干脆,称母子的关系已经闹僵,“管不了”,为此她还研读了《民法典》,不知是真话还是气话,她紧接着又说:“如果儿子选择跟她结婚,我还要加一条,我的财产将无偿捐给国家。”

立遗嘱的人各有各的考虑,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都是遗嘱咨询师无权干预的私事。

遗产争夺现象种种

遗嘱咨询师见识过因为遗产分配亲人反目的各种情境。小女儿为抢房产,与兄长闹上法庭;老人将遗产留给保姆;儿媳妇不满没有自己的一份,逼着老人更改遗嘱。这类情节因为发生太多,甚至无法被称为奇遇。

一位66岁的大爷一早就来北京遗嘱登记处门口排队,他从包里取出各项证件,急迫地说自己要来撤销遗嘱。他无儿无女,老伴去世得早,家中有兄弟五人。2019年,他立遗嘱,将自己的一套房子留给三哥的女儿,又把存款留给了五弟。回去后他急火火地把安排告诉家人,得到他遗产的侄女几乎天天打电话问候他:“吃饭了没?身体好不好?”

变故发生在2021年年初,三哥去世,居住的老宅原为老一辈的祖产,父母没有留遗嘱,房子的产权成为家族争夺的核心。它爆发得突然,直指人性中不堪的一面,三哥的女儿、老人的侄女坚持走法律诉讼,与家人撕破脸。老人无法理解,他觉得侄女这么做不讲情分,“她明明已经得到了我的财产,还争什么呢”,这让他很伤心。

“我看透了,把房子卖了,谁也不给,吃光花光。”撤销完遗嘱,他扬长而去。

这类遗产争夺的极端事件,崔文姬见过很多。在中华遗嘱库,她负责操作实施具体的法律事务,帮助遗嘱人起草遗嘱内容,为他们做精神鉴定、录制影像,也包括后期提取遗嘱。

当一个人过世,银行账户冻结,财产也冻结了,不管遗产继承人之间有没有纠纷,都需要先去公证处公证——拿上死亡证明、遗嘱证等材料一起呈交,审核过后,全体继承者认同、签字,这之后才能将父辈的财产过户到自己名下。一旦得不到遗产的后辈提出异议,遗产认证就变成了诉讼,亲人之间免不了一场官司。

2021年秋天,崔文姬接待了一家兄妹3人,共同来提取父亲生前的遗嘱。遗嘱提取的过程,遗嘱执行人一般要来两次,第一次先提交申请,等待15个工作日后再正式提取纸质文件。崔文姬第一次见他们,每个人都和和气气的,坐在影像室观看父亲去世前留给他们的最后影像。

第二次见面,双方都变了脸。没到正式提取日,二儿子就急慌慌地找过来,说要提取遗嘱原件,他要尽快拿到证据。就像电视剧里演的狗血剧,哥哥前脚刚走,妹妹后脚就过来,她用命令式的口吻说:谁也不能提取遗嘱。她气势汹汹,理由却让崔文姬哭笑不得:父亲的遗嘱是在神智不清时被迫录下的,起诉书已经下达,遗嘱也要像冻结财产一样冻结。

争吵中,崔文姬知道了这场家庭纠纷的缘由。老人将房产留给了二儿子,大儿子和小女儿只分到少量存款。小女儿心有不甘,因为老人的晚年是在她的照料下离世的。小女儿坐在地上又哭又闹,附近的居民闻声而来,崔文姬只好拨打110将她请了出去。

2017年崔文姬刚入行时,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她以前从没意识到,为了争夺遗产,家人能反目成什么样。“不要在利益面前考验亲情”,如今这句话成为她的人生警句,也总被遗嘱咨询师拿出来给遗嘱人讲。

工作的第二年,崔文姬开始对有矛盾的继承家庭进行纠纷调解,有时人们的态度很暧昧,只是为了争一口气,并非一定要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在她调解的家庭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红军的女儿,老人去世时已经是98岁高龄,有7个子女。

70岁的大女儿作为老人唯一的指定遗嘱执行人,并没有着急提取遗嘱,而是把老人生前写的日记、留下的毛笔字放在桌上,她主动和崔文姬聊起他们家的故事。老父亲一生节俭,为人和善,唯独对子女严厉,她边说边流泪,泣不成声。

最后,她说出自己的担心,父亲生前与她的四妹关系闹得很僵,四妹性格冲动,好强,她曾把照顾父亲20多年的保姆赶出家门,老人气到住院,曾亲口说自己的财产一分也不给她留。

父亲的死亡,给这个家庭留下悬念——直到如今才知道答案,父亲早已瞒着家人偷偷立了这份遗嘱。她了解父亲的脾气,说一不二。“我们都是快要入土的人了,还争个什么劲呢。”她请求崔文姬为家族做个见证,不管谁拿多拿少,都能尊重老人生前的遗愿。

等到所有子女都到齐,围坐在长长的桌子两旁,为了防止四妹作出出格的行为,崔文姬在位置的安排上提前做了布局——四妹坐在离宣讲台最远的位置,挨着她坐的是家族里有威望的表亲。四妹个子矮小,是个不起眼的老太太,从进门起,她就面无表情,坐下来,她低着头,将椅子晃动两下,看上去心不在焉。

遗嘱宣读正式开始。仪式邀请退休的法官主持,他穿着法官袍,戴着白手套,从保险柜里取出密封的档案袋,尘封的遗嘱被重新打开。当着所有人的面,法官一字一句地朗读。整个氛围庄重,肃静。当法官念完继承者名单时,那上面果真没有她的名字。

崔文姬高度紧张,她死死地盯着她,令她意外的是,那位老太太只轻微皱了下眉。宣读结束,所有人签下了名字。临走之前,四妹提了一个要求,父亲的遗嘱她想复印一份。崔文姬猜想她还是不甘心,直到送她到电梯口,老人才流露出失落的表情,她叹了口气说:就这样吧。

好在,这次调解很成功,没有人起诉,也许所有人都认为没有必要了。

情感的天平

在与众多遗嘱人聊过之后,杨颖仪发现,遗嘱订立这一行为给不同人带来的牵绊影响,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她是中华遗嘱库广州区的大家长,也是90后,她认为订立遗嘱是人在走向死亡前最后的自由。

亲人之间谁对你好或者是不好,都能体现在遗嘱里。但最终的抉择并非那么容易,尤其是老人,他们总是“牵扯”很多,有时会考虑哪个孩子更孝顺,有时又在想哪个孩子情况差点。

杨颖仪曾接待过一位老人,在遗产分配时她左右为难。她有一儿一女,女儿40岁离了婚没有孩子,这些年母女俩相依为命,自己全赖女儿的照顾。老人想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女儿,以保障女儿的后半生。但同时她预感到她的儿子大概率不会满意这样的结果,儿子是个强势且自私的人。最后立遗嘱的时候,老人还是将财产的一定份额分给了儿子,大部分留给了女儿,她写下书信说明这样分配的原因,“妈妈希望你能理解,别留下兄妹之间将来的不愉快”,她想了想又补充,“如果你想通了,我希望你能把自己的份额留给妹妹,你自己做决定吧”。她把最后的选择权留给了儿子。

即使立完了遗嘱,也可以随时自行更改,并不是“一次性买卖”。但对于老年人来说时间不多了,他们在继承人的选择和财产分配上,慎而又慎。但年轻人不会。他们在决定立遗嘱之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继承人也往往只包括“最重要的那个人”。

一位18岁的女大学生找到杨颖仪来立遗嘱。交流中她发现女孩很有想法,她靠做拍购物网站的平面模特攒了一笔钱,她决定将这笔财产全部留给自己的母亲。女孩说她的父亲瞧不起她,说她是出卖色相赚的钱,她因此恨透了父亲,愤愤说道,“他老了我也不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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