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好快速发展和有效治理的关系

今年全国两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成为2024年政府工作十大任务之首。在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兼数字经济专委会执行主任李淑敏看来，数字经济是集中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经济形态，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在一些技术和产业领域已居世界前列或第一方阵，未来如何通过有效数据治理规范数字技术，推动数字社会、数字文明健康有序快速发展，是建设数字强国的关键所在。

着力打造数字经济政策集群和制度集群

《经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政策制定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李淑敏：我国是数字经济大国，数字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在数字经济的一些技术和产业领域走到了世界前列或第一方阵，这是我国建设数字经济强国的基础和底气所在。但是，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够高，数字经济发展在领域、区域、人群分布上还很不均衡，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存在，迈向世界数字经济强国还有一系列难题需要破解。

数字经济是集中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经济形态、文明形态，制定完善政策、加强顶层设计、实施有效治理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去年新成立的国家数据局统筹协调、宏观管理功能，通过有效数据治理助推和规范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明健康有序快速发展。在数字治理上特别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要健全基础制度。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大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制高点竞争集中体现为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治理规则的竞争，我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处于既在加速追赶又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制约的复杂局面，加快健全数字治理基础制度，既关系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又具有世界意义。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平衡好活力和秩序、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实施好有效治理的关系，既不能面对新的经济现象和治理规则竞争无所作为、丧失战略主动，更不能以规范、治理之名挫伤甚至扼杀新质生产力蓬勃生机。

二是要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中国特色的数字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体现数字经济发展共同特征和一般规律，也要充分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身特色，切实符合和充分运用好超大规模人口的基本国情，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基础制度建设、政策顶层设计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体现协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国内需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安全等要求。

三是要注重补齐短板。特别是要紧紧围绕有效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改革健全体制机制，激发各方面动力活力，形成攻坚夺隘的强大合力。

四是要加强政策配套。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需要相应政治生态、社会生态，而不是单一的几条优惠政策能够解决。要打造数字产业集群，首先要着力打造数字经济政策集群、制度集群，把促进民营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推动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政策导向，落实到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治理等政策体系之中。

五是要抓住人才关键。人才是一切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我国同美国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核心在人才，如何加快培养出大批自己的数字技术和管理人才，如何使我国成为全球数字技术和管理人才荟萃之地，这是在全球数字经济战略博弈中制胜的关键。我们在政策制定中必须把人才问题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努力创造让各种人才放手发展的政策生态、社会氛围。

打通制约创业创新创造的难点堵点

《经济》：在开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面，我国推进情况如何？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

李淑敏：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球唯一具备联合国列定的所有产业门类的国家，年度制造业产值是美国、德国、日本之和。但是，我国制造业也面临基础研究和积累相对不足、原始创新匮乏、品牌影响力有限、系统软件等关键技术环节薄弱、技术体系完整性有待提升等问题，要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还需要在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上下功夫。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灯塔工厂”是世界经济论坛（WEF）和麦肯锡咨询公司共同推选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代表全球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在截至去年12月发布的153座“灯塔工厂”中，我国占了62家，占比约40%。我国一些大型工厂、库房、码头已经实现“黑灯”操作。

数字经济是创新经济，对我国而言，既有数字技术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催动中小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做大做强的问题，更有营造数字技术创新创业生态，让一批又一批中小企业在数字大潮中搏风激浪、成为世界级独角兽企业的问题。为此，必须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必须建立大批中小企业孵化器、加速器，打通制约创业创新创造的难点堵点，使我国确实成为全球有吸引力的创业热土。去年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部署的机构改革，主要集中于金融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希望能够尽快看到成效。

算力是基础，关键在应用

《经济》：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将对哪些行业和产业产生影响？对算力又将提出怎样的要求？

李淑敏：《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有准确把握，对有关工作已有战略部署。

人工智能对所有行业和产业的影响都将是革命性的。人工智能不仅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根本的重塑，而且可能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已经从技术、经济问题上升为哲学、伦理、政治、法律、社会、国际、治理等全局性问题。人工智能制高点的竞争目前还主要集中在算力、模型的竞争，将来必然延伸到数据、场景、应用的竞争，但算力竞争是基础中的基础。

借鉴国际经验教训，针对我国短板弱项，在发展人工智能上必须注意三点：一是打通融资堵点。现在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主要是大型民营企业，我们要加快畅通内部融资机制，在支持这些大型民营企业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特别要让中小创新企业能够顺畅低成本融资发展，推动类似任正非、马化腾、李彦宏、张一鸣这样的企业家代代涌现；要改革完善国有企业考核标准体系，推动大型国有企业提高研发投入。二是加强分工协调。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形成英伟达、英特尔主攻芯片，苹果、推特、脸书、亚马逊、谷歌主导数据，微软、甲骨文主攻大模型和应用场景的局面。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总投资有限的情况下，要加强统筹协调，尽可能避免出现小而全、小而散，握不紧拳头、形不成合力的被动局面。三是平衡算力和应用。算力是基础，模型是桥梁，关键在应用。我国在人工智能产业应用上不输于任何国家，美国在消费应用上走在前面。我们要拓展场景应用，把我国超大规模国家数据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用广泛应用牵动算力扩张和模型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