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文明走廊
从自然地理的视角看，左边的祁连山，右边的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像两道长长的围墙，逼出了一道瘦长绵延的河西走廊。这条走廊上，看不到围栏与亭阁，也看不到桨影与渔火。但在汉朝，在内地人的视线之外，丝绸、茶叶、纸张、珠宝、种子、调料等物资，通过河西走廊，奔赴在绵长的“丝绸之路”上，运送这些物资的不同部族、肤色的人们，传递、融合着各种文明，让河西走廊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文明走廊”。
从“河西汉塞”到“明长城”绵延在河西走廊的大地脊梁
公元前111年，随着自己下达的一道旨意，汉武帝的眼光常常被距离都城长安800多公里的祁连山南段牵挂。29年前，汉武帝派遣时年26岁的张骞经过河西走廊前往西域，成为汉朝打通这条大走廊的标志性事件。随后20多年的时间里，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酒泉郡，后来又依次设置了武威、张掖、敦煌三个郡，四枚铁钉般的河西四郡，稳稳地钉在了祁连山下的千里长廊上。
从此，从中原内地和西域各国出发的人们，怀揣不同梦想与使命，沿着河西走廊开启了一次次的双向奔赴。开展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商旅、使节、僧侣，移动在这条渐渐形成规模的文化运河、商贸运河之间，沿途的每一个绿洲、城池、村庄，就是一个个的码头。然而，这条闪耀着珠光宝气的“财富走廊”，也引起盘踞在两边高山和沙漠中的各种游牧武装力量的觊觎与侵扰。
如何稳固“河西四郡”？如何保护大走廊上往返穿梭的商队与使者的安全？如何对那些侵扰势力给以威慑？成为摆在汉武帝面前的大事。
突然，一个词汇及其背后凸显的工程出现在汉武帝脑海里：长城！那是赵武灵王、秦昭王、秦始皇在其执政期间，为了防御北边的游牧武装而投入大量军力、民力修建的一项巨大的土夯边防工程，对那些一次次南下侵扰中原王朝的游牧军事力量确实产生了威慑、防御的功效。汉武帝决心效仿前辈，沿着河西走廊修建一条边防工程。
于是在公元前111年，也就是汉武帝西巡黄河后的第二年，他下令在今永登县境内修建令居塞，这是河西走廊上修筑的第一座要塞。此后，汉朝政府陆续征调民夫、军丁，以令居塞为原点，夯土铸造出一条黄色的巨蟒，沿着河西走廊开始蜿蜒前行，它时而穿过山梁，时而越过河谷，沿途陆续修建起了一座座军事要塞。
汉时，称秦代的长城为“长城”，称同时代修建的边防为“塞”，那条陪伴着河西走廊的“汉塞”，就有了一个独属于它的名字：河西汉塞。河西汉塞一直贴着祁连山走向，从令居塞延续到罗布泊，总长度超过1500公里，保障着政令、物资、信息、军队、商人、僧侣在大走廊上的通畅。
河西汉塞就像一位长跑运动员，河西走廊旁的峻岭、河谷、绿洲、沙漠都是它的跑道，它以壮硕的样貌跑过今天甘肃地图上的5市15县，它的长跑旅途被庄浪河、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4条源自祁连山的河流分成4个赛区，全程内侧高峻处由燧、墩、堡、城连属相望，这便是文献中所记载的“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
距汉代开始修建河西汉塞1483年后，明朝政府下令，大体沿着河西汉塞的走向，历时200多年建成了一条长达1738公里的军事防御长墙，这便是我们今天说的甘肃境内的明长城。和河西汉塞相比，明长城少了一份汉家王朝的野心与狂放，写在蜿蜒曲折的长墙之上的，是明王朝的内敛与经营河西走廊的谨慎。它既延续了河西汉塞严密布局的骨骼与精神，又有着自己的规划与走向，保持了墙、燧、墩、堡、城的建构形制。
如今，那些墙体不再蜿蜒连续，犹如一条被水电站阻隔的河流，一截截地散落在河西走廊边上；曾经站在山岗上，扮演汉塞和长城之眼的烽燧，随着狼烟退出历史舞台而孤独地接受寒风拂面；土墩是失语的长者，留守在养育他们的故乡；唯有古堡，以顽强的生命力命名了一个个村庄——如今，长城两侧含有“堡”字的村子，散落在历经沧桑却生机勃勃的河西走廊上。
佛光普照的“石窟走廊”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谈”
如果要评出穿越过河西走廊的十大历史名人，鸠摩罗什和玄奘一定位列其中。
鸠摩罗什祖籍印度，后沿着丝绸之路往东而来，将家安在古时的龟兹。7岁那年，鸠摩罗什就跟随母亲出家，初学小乘。青年时期，他前往古代中亚内陆地区的罽（jì）宾国及当时西域的沙勒国、莎车国学习佛法后，返回龟兹。
公元382年，前秦国王苻坚派遣吕光带兵穿过河西走廊后，一路向西攻伐，攻陷龟兹后，将鸠摩罗什劫至国都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公元401年，后秦国王姚兴攻伐后凉后，亲迎鸠摩罗什前往长安，以国师礼待，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请鸠摩罗什主持译经事业。
鸠摩罗什自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的行程，推动了佛教向中原地区的发展，他翻译的《大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金刚经》《中论》《百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著作，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是受鸠摩罗什的启发，27岁的玄奘立志要前往鸠摩罗什的祖籍地求佛。回到长安后，他译出大小乘经论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中主要有《大般若经》《大菩萨藏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俱舍论》等。
鸠摩罗什和玄奘，两人虽然出生年代不同，却都在河西走廊留下了佛的印记。而更多求佛者的脚步，也将河西走廊踩成了一条佛音盛传之路。
前秦建国的第十五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僧人，出现在敦煌郡东郊三危山下的党河边，他发现山崖壁上非常合适凿造佛教洞窟，便修造了一龛简单的石窟。后来，又有前来这里修行的僧人法良，修建了第二龛石窟。北凉时期，三危山下、党河之畔，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僧侣社区，不断有僧人在这里修造洞窟，慢慢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敦煌莫高窟。
沿着河西走廊靠近祁连山的一侧，后来又出现了榆林窟、昌马石窟、马蹄寺石窟、炳灵寺石窟等佛教建筑。这些石窟是信徒们给佛在高处建造的家，让佛能安居于河西走廊上。好如悬在半山上的一盏盏慧灯，照亮了熙攘香客迷朦的心。
佛光照耀的地方充满了慈悲，也让和平之花盛开在河西走廊。
公元1237年，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的三皇子阔端驻兵凉州，标志着蒙元军队已经对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政权形成了战略合围。1244年秋，阔端委派部将带领使团前往西藏的萨迦寺，邀请当时青藏高原上威望最盛的宗教领袖、萨迦派的第四代传人萨迦班智达来凉州会谈，希望能和平统一西藏。
为了青藏高原上的众多生命免遭战火，也为了让萨迦派在河西走廊能够有更大范围的弘扬，萨迦班智达先遣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等人奔赴凉州，随后，自己不顾年迈体衰，带领众多僧人和经卷前往凉州。阔端作为蒙古汗廷代表，萨迦班智达作为西藏地方代表，双方在白塔寺内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活动，并就关键性问题达成共识，最终产生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文件。至此，西藏结束了400多年的分裂局面，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凉州会谈使蒙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两个民族从此拉开长达数百年和平相处的序幕。
岩画长卷锦绣身段上美丽的纹身
穿行在河西走廊上的人，很少会关注到这么一个现象：河西走廊贴着祁连山而行，山中那些坚硬的石头上，刻着各种动物、植物和人的图案，它们被学者定义为“岩画”。一幅幅藏在山崖上的岩画，像是一双双悬着的眼睛，俯瞰着走廊上来往的动物和人，以及历史上王朝的荣衰。
这些岩画从黄河边的吴家川、小黄湾开始，一直延绵不绝地出现在景泰县、古浪县境内多处地方。
2024年6月28日一大早，我在去永昌境内考察岩画的路上。岩画的诞生地一定少不了山和水的汇融，源自祁连山腹地的东大河，进入永昌县境内逐渐分成了几条支流，第一条就是供金昌市区居民饮用水的二干渠，它跌跌撞撞地奔往祁连山和龙首山之间的武当山，二干渠和武当山，就是带领我寻找岩画的导游。
车在萧湾村停下来。萧湾，两个字中有草有水，自然是游牧部族的欢喜之地。爬上一座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山梁，一幅岩画出现在眼前。它被刻在一块有农家土炕那么大的岩石上，画面是一头正奋力奔跑的动物。乍一看，那是一只鹿，其肋部和胯部分别长着一双翅膀，头顶的双角显示出雄性性别，圆睁的眼睛盯着前方，鼻子和嘴巴之间略带夸张的勾勒又让人很容易将它理解为一匹比例被缩小的马。这头四蹄、四翅的动物，到底是鹿还是马没人知道，也并不重要，因为它被先民们赋予了神性，在这种神性面前，它凿刻于什么年代，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凿刻的，也都显得不重要了。
在萧湾附近的金川西村二社居民区北侧的红羊圈，我在一块面积约6平方米的石头上，也发现了一幅岩画，上面有佛塔、香炉、动物、骑马狩猎场景等图像，被当地文物部门认定为永昌县西夏时期岩画的代表。和贺兰山、曼德拉山一样，祁连山一带曾被西夏王朝控制长达近200年，出现在此的岩画，显然对研究西夏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离开萧湾，我继续沿着武当山和龙首山之间的山谷向西北而行，当地人给这条峡谷取了一个很耐听的名字：御山峡。严格来讲，途经御山峡的这条古道，才是被时光淡忘的古丝绸之路，简易的乡村水泥路难掩当年的繁华与匆忙。途经一处叫“花大门”的地方，其中的一个石窟内，刻有一对母子马，和红羊圈岩画一样，它也是西夏文化浸染这里的证据。
到毛卜喇村地界，车子偏离了那条寂然的古道，向一处隆起的山坡驶去。那里便是羊鹿山。羊鹿山简直就是一座凝固了的大型动物园，在这里，我的眼前依次闪过鹿、虎、狼、狗、马、野牛、骆驼、狐狸、大角羊等动物的身影，最大的一面石壁上，竟然刻画着十多种动物。我曾在中国很多地方寻找岩画的痕迹，而羊鹿山无疑是我看到单位面积内岩画分布密度最高的地方。
离开羊鹿山返回县城的途中，我在沙井文化博物馆驻足。在这里，我意外地看到两幅岩画，一幅是两个骑在骆驼上决斗的武士，一幅是骑马者追逐三只羊的情景。沙井文化，是因为1923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距离这里不远的沙井发现古文化遗址而得名。这一带曾居住着月氏这个古老的族群，后来他们被匈奴人赶跑，向西朝天山一带流徙。月氏人走了，但他们凿刻的岩画留了下来，他们凿刻岩画的习俗也被后来定居于此的各个游牧部族承袭，开出了一朵朵美丽的艺术之花。
站在高处凝望，河西走廊就是一条上千公里的“岩画长卷”，岩画是走廊忠实的伙伴，也是它锦绣身段上美丽的纹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