缶翁，安且吉兮

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安吉，才知道这个浙北小城的名字竟和《诗经》有关。

《诗经》上说：“岂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安且吉，舒适而美好。

我们去大竹海，因为电影《卧虎藏龙》在这拍摄，也是慕名而往。第一次见毛竹万顷，幽深壮观，山风刮过，竹叶簌簌作响，清凉中带着肃杀气。下山之后，在茶叶市场买安吉白茶，店主请喝茶，还送一册她的诗集。白茶冲泡之后，有股甜丝丝的爽气，顺便和茶叶店老板打听吃饭的地方，她推荐了茅坑饭店。她看我一愣，解释说，那条街以前有一个大厕所，开在那边的饭店就被人叫了茅坑饭店。实际上茅坑饭店不是一家饭店，我们在那条街上看见的餐馆，虽然店名不同，但牌匾上都印着茅坑饭店的字样，烧的都是当地土菜，我心里明白了，这种饭店类似我们说的苍蝇馆子。

酒也不少，菜也正好，急着去机场，没来得及去参观吴昌硕纪念馆，这是一大遗憾。十年之后，我在湖州小住几日，机会来了，就专程再去安吉一趟。

流水今日 明月前身

1909年的姑苏城里，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吴昌硕做了一个梦，这一年他已经六十六岁，再过两年他将离开苏州定居上海，开启人生最辉煌的一页篇章。

吴昌硕在梦中模模糊糊看见了自己的结发妻子，或者说仅仅看到一个背影。

十六岁的时候，家里给他定下的亲事，女方是过山村章氏。那一年，太平军杀到浙北，惊恐之下，全家决定逃荒。章氏虽然已经过门，还没有来得及拜堂成婚，吴昌硕的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走不了山路，害怕逃亡路上连累丈夫和儿子，便决定留在村中，由刚过门的章氏陪伴伺候。临别，章氏送吴昌硕草鞋一双为念，夫妻洒泪而别，没想到一别竟是永别。

这个月夜的梦，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吴昌硕的睡眠中。二十六年前的秋天，桂花的香气在雨中飘荡，吴昌硕在姑苏的秋雨中被梦惊醒，醒来后，他写了一首诗怀念妻子，“来兮魂之灵，飘忽任烟雾。凉风吹衣袂，徐徐展跬步。相见不疑梦，旧时此荆布。别来千万语，含意苦难诉。”

吴昌硕的原配夫人章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淑娴可人。十四五岁的吴昌硕常常躲在书房中刻印，他性格沉静，不像乡下的淘小子总在外面疯跑，但却引起了章氏的注意，当提亲人说明来意，章氏亦是欣然接纳。

吴昌硕大约是十五岁开始接触篆刻，家中贫穷买不起印石刻刀，他便用废铁或铁钉自己打磨刻刀，到乡间寻找可供刻印的石头。偶尔遇到真正的印材，他自会十分珍惜，刻了磨，磨了再刻，反复为之，直至印石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他对篆刻痴迷，曾让乡里人不解甚至嘲讽，认为他不务正业，连学堂里的老师都怕他玩物丧志，进行劝阻。好在他得到了父亲的鼓励，父亲吴辛甲中过举人，给了吴昌硕诗文金石之学的启蒙教育。

仔细端详吴昌硕的照片，感觉有点男人女相，眉宇间显出几分阴柔之气。少年时代的他性格腼腆，喜欢静静地读书刻印，乡邻都称呼他为“乡阿姐”。1915年冬天，七十二岁的吴昌硕刻下一方“小名乡阿姐”的印章。边款上记录了他的心迹，“老缶小名乡阿姐，幼时族中父老尝呼之以嬉。今不可复闻矣。追忆刻此。”

在作书画画、应酬交往之余，吴昌硕总会想起自己的童年，他在诗歌和篆刻作品中多次重返家园，或许这是经历战乱与苦难的坎坷人生中的一抹温暖的记忆。当然，回忆中也有与章氏的情缘。

五十个春秋，身世飘零，吴昌硕经历战争之苦，丧妻丧子之痛，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往事常常出现在梦境之中，世事沧桑，都成了过眼云烟。但这一次，他在梦中醒来，情不能自控，挥刀奏石，刻下“明月前身”，用的是小篆笔法，苍劲中有一种柔美。

我在读吴昌硕的篆刻作品的时候，常常被他的朱文印所打动，可以说我更偏爱他那苍浑的线质。很多朱文印，虽然是用刀刻却又有明显的笔意，吴昌硕印从书出，透过刀锋看笔锋，吴昌硕的篆刻与书法熔于一炉。

残梦消退，夜色中，人影斑驳，吴昌硕老眼浸泪，在这方石头侧面刻下一个女子的形象，衣袂飘然，宛若仙人。印章的另一边，则刻下边款“元配章夫人梦中示形，刻此作造像观，老缶记”。老缶，吴昌硕的别号，常出现在他的篆刻和书画作品之中。

明月前身，语出司空图《诗品》洗炼篇。洗炼是不断提纯的一种方法，是提升诗歌意境的修为，深入扩展而言，它淬炼的是精神境界，让人求得新生。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是《洗炼篇》的最后两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时间在这一刻，有了永恒的意味。缶翁印象中的妻子，永远定格在了她人生的锦绣年华，想起妻子贤良淑美，故念明月前身，青年不老。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读此印章时，总是想起苏轼。苏轼与亡妻十年生死两茫茫，小窗前，正梳妆，场景依旧，容颜未改，二人情感甚笃，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看到回忆吴昌硕的文字，缶翁在治这方《明月前身》时，也是老泪纵横，悲不可胜，情深之处，几乎不能运刀……

吴昌硕在一首诗中回忆他流亡归来，满目凄凉，发现妻子已死，悲痛不已。听说被埋在院子的桂花树下，便拿着锄头清理荒草挖掘尸骸，奇怪的是他始终没有找到。亡妻的灵魂无处安放，囿于情与爱，在他内心之中打了一个结。那个月夜，老缶用刻刀将心幕打开，让月光驱逐内心的灰暗。

读东坡词，观缶翁印。写词刻印，虽然方式不同，但同样抒情，情浓至极。料想吴昌硕也会非常熟悉东坡词，明月怀人，情同千古，都是只有经历过淬炼的人生，才能体会的瞬间永恒的大境界。

吴下老缶

吴昌硕的书法、篆刻，线条硬朗，下笔雄浑，我习篆书，便是从《石鼓文》开始的。在临摹原帖的时候，也参习吴氏石鼓，追慕其线条老辣苍劲，心里时常琢磨，这个看起来瘦瘦小小的“乡阿姐”如何写出了金石力量？

取法的高下，学识的提升，生活的磨砺都会影响一位艺术家的风格与成就。吴昌硕嗜好金石，父亲对他启蒙之后，他青年时期，负笈求学的脚步又踏遍了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最后选择苏州定居，经朋友介绍成了府衙之内的一名小吏。

这时候，吴昌硕已经和施酒组建新的家庭。施酒，字季仙，出于当地名门，而且还善篆刻，与吴昌硕在一起更是琴瑟和鸣。吴昌硕选择苏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要兼顾工作、家庭还有自己的艺术追求。

吴昌硕曾在杭州问学，后到上海访友，最终在1882年抵达苏州，断断续续寓居三十多年。杭州、上海、苏州，选择哪一个，吴昌硕心里有自己的平衡。19世纪中后期的苏州，虽因太平天国运动经济遭到重创，但在政治上还是江苏巡抚和苏州知府衙门所在地，加之吴门画派的文化底蕴，以及那个时代杰出的金石学家的影响，让苏州成为吴昌硕的首选之地。而同时代的杭州则不能与之相比，上海虽然作为新兴城市，似乎那里笼罩的商业氛围的不确定性也让吴昌硕不敢轻易踏入。

也许是一种冥冥中注定的缘分，吴昌硕与苏州的金石之缘，在即将离开安吉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临别之际，他的好友金杰赠了他一个古瓦缶。缶是一种陶制酒器，吴昌硕研究金石书画，看到这个古朴的老缶，心生欢喜，深深地被那种古拙之美所吸引。吴昌硕在苏州刻了好几方“缶庐”印章，其中一方边款曰：“余得一瓦缶，乃三代物，古朴可爱，以其名庐。”“缶庐”也就成了他的别号，我们常见他在落款中使用“老缶”“缶道人”，皆缘于此。

吴昌硕带着这枚瓦缶，顺着苕溪之水离开湖州，经平望、吴江，顺着运河到了寒山寺附近落脚，与比他年长二十余岁的杨藐翁成为邻居和忘年交。杨藐翁眼界开阔，篆隶功底深厚，对吴昌硕书法、诗文指教甚多。吴昌硕心中对藐翁尊敬之至，多行恩师之礼。我曾在博物馆见过藐翁的隶书作品，取法《石门颂》，创草隶之法，兼具《礼器碑》的强劲，整体感觉开张大气，让人眼前一亮，甚是喜欢。

在工作之余，吴昌硕也接触了苏州一些政治文化名流。

苏州园林中有一个“曲园”，某个秋日，恰好路过，我便进去一走，园林小而精，这是晚清学者俞樾晚年的居所。俞樾（1821年—1907年），字荫甫，号曲园。杭州西湖有俞曲园纪念馆，面向西湖，背靠小山。那天我从馆中出来，再看西湖，觉得俞樾说得好，他说，西湖之胜，不在湖而在山。此言道出了山水之妙。父亲死后，二十六岁的吴昌硕离开安吉到杭州拜俞樾为师，学习小学和辞章之学。吴昌硕1872年开始游历江浙沪的时候，苏州曲园尚未营造，但他第一次到苏州便能顺利拜见曾任苏州知府的吴云，想必也和恩师俞樾的引荐有关。1880年吴昌硕第二次来到苏州的时候便住在吴云的听枫园，并成为吴云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吴云是金石收藏大家，藏品丰富精良，他收藏《兰亭序》拓本达两百多种，把书斋名曰“二百兰亭斋”。吴昌硕在教学期间，吴云得知他爱好篆刻，便给予悉心指导，将多年来苦心收藏的秦汉古印、流派印谱等统统拿出来，让吴昌硕观摩学习。于此，吴昌硕于金石书画秦玺汉印之上大开眼界，他说：“余始来吴门，封翁待以群从礼，假馆授餐，情甚笃。余得纵观法物、古书，摹印作篆，觉有寸进。”

此外，吴昌硕在苏州常常出入的还有怡园。怡园的主人是顾文彬，他是吴云的好友，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藏书家。他所建立的“过云楼”是晚清民国时期苏州最大的藏书楼，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百年以来成为苏州的文化地标和精神印记。1882年，吴昌硕携带家属到苏州定居，恰好这一年怡园建成。顾文彬死后，他的孙子顾麟士继承祖业，网罗珍奇善本，让过云楼的收藏达到顶峰。顾麟士善画山水，也是卓有成就的画家，他以怡园为基地，创立“怡园画集”，时有怡园七子，吴昌硕便是其中之一。吴昌硕利用这个机会观摩宋元名作，也对以金石之线条入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吴昌硕与顾麟士交往深厚，可以从2006年在苏州发现的一批吴昌硕信札中窥见一二。

“倪册、冬心册（小册在内）、广东花册，一并奉缴，助我画兴不穷，深感深感。……存伯四幅尚在弟处，数日后再缴。”（《倪册札》）

“范湖画四幅奉缴，乞鉴收。临之再四，不能形似，可笑可笑。然笔下稍得门径，皆兄之赐也。”（《范湖札》）

“立凡画二帧，挂之壁间，游目数日，未能窥其涯略，渭长可谓有子矣。兹奉缴，乞鉴入。专谢。”（《游目札》）

这些信札的一些细节，让我们了解了吴昌硕临习古画的方法。他把它们挂在墙上，琢磨绘画技巧，体会气韵，也为他后来形成“画气不画形”的创作理念奠定了实践基础。

吴昌硕尝自言“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也是在这个时期，吴昌硕研习石鼓文也越来越下功夫。瘦羊，潘姓，苏州大户人家子弟，通诗学，与吴昌硕交好。二人交流诗艺，偶尔吴昌硕画画，潘瘦羊也会写诗题款。1886年的秋天，二人同游虎丘，潘瘦羊赠送了吴昌硕清代书法家汪鸣銮（郎亭）手拓的石鼓拓本，吴昌硕甚是高兴，有了这个精拓本，心摹手追，终日临习。吴昌硕写了一首很长的诗，记录了这件事情，既表达了喜悦感谢之情，也昭示了自己将用一生研习石鼓的决心和意志。吴昌硕一生金石为伴，临池不辍，晚年时候竟将友人送的一方澄泥砚台磨出了一个小孔，习书作画之勤奋，可见一斑。

苦铁坚光

吴昌硕半生多病。一方面来自他青年时代的逃荒，一方面来自超强度的劳作，此外还有偶然产生的。面对苦难，吴昌硕凭借坚韧的个性、惊人的毅力，强大了内心，淬炼了自己，终于让手中的“苦铁”散发璀璨之光。

年轻时代为避战乱，他逃亡在外，躲进深山，靠野菜野果度日，也啃过树皮，吃过观音土。在缺少食盐的日子，如果不是好心人相帮，他可能早就命丧荒野。那逃荒的五年中，他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体认。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此后的岁月中，苦，成了他的财富；苦，历练了生命的光芒；铁，是他谋生的刻刀，也是他生命意志的展现。手中这把刻刀，刻下了顽强遒劲刚猛的印痕，那是不屈的生命力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