莼鲈之思：从张翰到欧阳询

苏州东太湖边开了一家书店，名叫“上书洲”，普通话不标准容易读成“上苏州”，也别有深意。书店的袁老板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召集过几次雅集。壬寅，寒露。袁老板嘱我以“莼鲈之思”为题治印一方，用在同主题的雅集上。我在揍刀刊石之际，特意查了一下这个典故，也对莼菜和鲈鱼这两种太湖水域常见的食材有了一点儿理解。

莼菜和鲈鱼，因为晋代一个叫张翰的人显得不同寻常，张翰也因为“莼鲈之思”这个成语，成了因思念家乡美食而辞官返乡的第一人。

《世说新语》记载了这个典故，年少的时候读过，只是那时候读书往往一扫而过不求甚解，知道就知道了，随手一扔就忘掉了，忘掉就忘掉了，想着终有一日可能还会重逢。也是在秋天，我在姑苏一家菜市场里和莼菜、鲈鱼相逢，也像模像样地做两道土菜，莼菜无味儿，口感滑溜溜，可入汤，汤啥味道，莼菜就啥味道。鲈鱼清蒸，葱姜料酒去腥，肉质细嫩鲜美。

上书洲雅集，文友聚在一起吃了一顿地道的苏州菜，席间还真有一道菜叫“莼鲈之思”，鱼肉片得薄薄的，盛在白瓷汤盏中，撒入白胡椒提鲜，口感滑嫩，汤料鲜香，味道留在记忆深处。

关于食物能引起乡愁，作家阿城在一篇文章中说：“所谓思乡，我观察了，基本是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开始闹情绪。”那篇文章叫《思乡与蛋白酶》。

如果按照阿城先生的蛋白酶理论，再看张翰在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遂命驾便归”。可能就是张翰从小吃惯了太湖一带的苏帮菜，到了洛阳以后吃得就不习惯，水土不服，食物经过口腔的咀嚼，胃里的细磨，再到十二指肠，这一路径虽然畅通无阻，但张翰的十二指肠出了问题，它拒绝分泌有助于消化北方食物的蛋白酶导致“消化不良”，于是，张翰就特别能闹情绪，最后弃官不做，回老家吃家乡菜去了。

这一闹，竟然闹出了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借着酒劲儿回到家中，翻阅了一下《世说新语》，张翰的事儿书中共有四条记录，笔墨简省，却把张翰旷达的性格勾勒得神采奕奕。

《世说新语·任诞》：贺司空入洛赴命，为太孙舍人。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不相识，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便大相知说。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

《世说新语·任诞》：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伤逝》：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世说新语·识鉴》：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

刘孝标注《世说》引《文士传》曰：“翰任性自适，无求当世，时人贵其旷达。”“翰有清才美望，博学善属文，造次立成，辞义清新。”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张翰是一个有文才，懂音乐，重感情的人，他喜欢饮酒，做事任性，甚至有较高的政治敏锐，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也是一个亡了国的东吴遗民。

张翰，字季鹰，吴郡人，生活在三国吴国到西晋那个时代。当时的吴郡，涵盖今天的苏州及周边地带。张氏家族，江南望族，其父张俨是孙吴重臣，官拜大鸿胪，曾作为吴主孙皓的外交大使出使西晋，维护国主，不辱使命，可惜在归途中殒命。张翰时人号之为 “江东步兵”，是因为他的偶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曾任步兵校尉，他认同阮籍的人生态度，因此很难说他舍弃名爵主动远离齐王司马冏不是受到阮籍的启发。阮籍曾以步兵营有酒可以痛饮为由，自愿降级到步兵营混日子，因而躲过司马昭的谋害。阮籍、张翰都有酒瘾，但张翰也绝非沉迷酒乐放浪形骸不学无术的那种货色，一直到唐代，他的书法作品和诗文都在流传。《文心雕龙》《诗品》《昭明文选》这些著作对张翰诗文多有“文藻清丽”之评价，飘逸洒脱的李白从张翰那里寻找到了共鸣，并使用他一贯大气天成的语言进行歌咏，且看下面一组诗句：“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之三》）。李白和张翰的再会是在苏州沧浪亭，两个人都被勒石刻像，置放于园内五百名贤祠中。我曾在一个秋日寻访沧浪亭，但因光线太暗，加上石板反光，无法看清具体，后来在相关资料中，见到张翰那幅画像，张翰仪容十分俊朗，有魏晋名士的风采。石像上书一行小楷：“晋大司马东曹掾张公翰”，附刻四句赞辞：“秋风京洛，驰想莼鲈，首丘一赋，达士楷模。”

“晋大司马东曹掾”是官职，张翰在阊门听见皇太孙舍人贺循在船上操琴，便去求见，二人相见甚欢，张翰连家人也没有知会一声，遂登船随贺北上，可见任性得很。到了京城，张翰进入大司马齐王司马冏的府内做了一名小吏。大约一年之后，司马冏起兵造反，西晋历史上出现了八王之乱，而在司马冏起兵之前，张翰已弃官回乡，躲过一场祸事。张翰离京时写下《首丘赋》和《思吴江歌》，前者已经散轶，后者诗曰：“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表现的都是思乡之情。

张翰的诗文和个性行为让他成为后世文人理想中旷达人士的楷模。

楷书四大家之一的欧阳询，从小在江南长大，他一定也喜欢读《世说新语》，实际上，欧阳询的读书量之大，真是能令今天的书法家汗颜，只要粗略地翻一下他领衔编撰的《艺文类聚》便可知一二。顺便说一下，《艺文类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类书，这是一部百卷本的皇皇巨著，成书于唐太祖李渊在位晚期，其中引用了很多典籍著作如今都已遗失，因此，这书更显珍贵。也是在《艺文类聚》中，欧阳询记录了张翰的四首诗两篇赋，作为唐代杰出的书法家，他还用凌厉的笔锋写下了《张翰帖》，这篇只有九十八字的小短文，更类似于一个人物小传，但欧阳询笔下的人物形象丰满，立得住，也不乏细节的动人之处，更重要的是这篇作品是欧阳询行书的代表作品，展现了一代书法家的风神，如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世为天下第七行书，在我看来它比《九成宫醴泉铭》来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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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出生于陈武帝永定元年（557年），祖父、父亲都是南陈的重臣，父亲随祖父征南，平定暴乱，祖父死后，父亲任职广州刺史。后因朝廷猜忌而起兵造反，兵败，被诛。

那一年，欧阳询十四岁。虽然还未到立事年纪，但家族毁灭，他一个小孩子东躲西藏，幸运的是，赶上皇太后驾崩，大赦天下，欧阳询才得以保存性命。但那种慌乱、恐惧和痛苦必将注入他日后漫长的生命之中。

躲过劫难的欧阳询胆战心惊地走进了父亲老友江总府上，可能是江总也同样有过幼年丧父的经历，动了怜悯之心，收欧阳询为义子，并亲自传授文学、书法，对欧阳询钟爱有加。

江总是一个值得托付的朋友，也是一名负责任的养父，但他却不是一位称职的宰相，陈后主不理朝政，江总就陪他诗酒狎玩，终日作乐，亡国之日，隔江犹唱后庭花。

江总在诗文书法方面的才华以及宰相家里的学习条件，确实为欧阳询的学业提供优渥的条件。欧阳询喜欢读书，江总看在眼里也高兴在心里，宋代一本叫《金壶记》的书记录了一个欧阳询在旧书摊淘书的小故事：年轻时代的欧阳询在街头看见一个商贩卖旧书，就凑过去看，那是一本前朝谈论书法技法的论著，欧阳询翻了翻，看得似懂非懂，就想买回家仔细研读。但卖家却开出了高于市场价格千倍的高价：三百缣绢。这相当于三千两银子。这么多钱欧阳询一下子肯定拿不出来，只好回家找养父江总，江总也觉得价格高得离谱，但他一届宰相，这些绢还是拿得出的，就答应了欧阳询。欧阳询把那本书法秘籍拿回来之后，和江总请教，江总在陈朝也是书法大家，见识广阔，一看大喜，原来这册书法秘籍竟然是王羲之给自己儿子写的书法启蒙读物《指归图》，江总认为这本书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三百缣绢实则是捡了个大漏。欧阳询将其视为珍宝，每日勤加练习，“赏玩经月，喜而不寐”，终有所悟。

《指归图》很有可能是一本伪作，但书之真伪在这个故事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欧阳询的书法也是从王羲之那里学起的，欧阳询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学了王羲之，但让你看不出他学过。相比初唐四家来说，欧阳询的“二王”基因似乎弱了一些，不像虞世南、褚遂良、薛那样，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二王”血脉。

隋灭南陈，唐朝取代隋朝，从历史上看是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胜利，但在文化上却显示了被征服者的优势，南方的诗歌和书法都得到了北方统治者的钟爱。李世民不惜重金搜罗王羲之书作，把《兰亭序》带进坟墓，真是爱到死，死了也要爱。上行下效，“二王”书风处于垄断地位，初唐书坛一派婉媚柔靡气象。

南陈灭亡，欧阳询三十三岁，他随养父江总一起降隋，隋亡，进入唐朝为官的时候，欧阳询已是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因与唐高祖李渊有旧交，被授官给事中。唐废隋朝五铢钱，发行新币，铜钱上铸造的“开元通宝”四个大字即出欧阳询手笔，这份国家信任，说明欧阳询的书法已经被广泛认知。旧时代六十五岁的人已进入风烛残年，但对欧阳询来说，这是他书法生命迎来的高光时刻。此时，“询之书名，远播夷狄。”高丽专门遣使索书，这让高祖李渊大为赞叹。

可能是为了让欧阳询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李渊把他安排到了太子身边，成了李建成集团的一员，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太子集团覆灭，欧阳询也受到牵连。幸运的是，李世民登基后并没有对太子集团一网打尽，反而让欧阳询当了弘文馆专门教书法的书学博士，也是才得其用。后又授欧阳询太子率更令，封渤海男，官至三品银青光禄大夫。实际上，李世民时代的欧阳询并不受宠，即便是被授予了爵位，也是公爵伯子男中最低一级。和他一起归顺唐朝的虞世南，也是欧阳询的好友，二者相比，就可以看出差距了。虞世南归唐后就成了李世民的书法老师，死后进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名列，荣耀远在欧阳询之上。但如果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欧阳询的成就则高出一截，这种人生的错位，读来也令人唏嘘。在李世民时期，欧阳询写出了他的代表作《九成宫醴泉铭》，这件由丞相魏徵撰文，欧阳询书写的纪念碑文，如今已成为楷书入门的最佳范本之一。也是在这一阶段，欧阳询完成了南北书法的大融合，开创唐人尚法之先河，成为唐代书法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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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学欧阳询，大多从《九成宫醴泉铭》入手，是因为它较好地掌控了汉字的间架结构，余平生第一次在书店买的字帖也是欧体《九成宫》，拿回来给爷爷看，爷说，字是好字，写不好就会写死。当时确实不明白，写字能写死是怎么回事？但那时候玩心太重，没有深入学习，后来也觉得是歪打正着，再后来随着对书法脉络的理顺，个人审美也有提升，想起当时爷爷说的“死”，应该是书法写得太规矩，容易状如算子，落入死气沉沉的困局中，如果到了那步田地再想起死回生则比登天还难。

但如果将欧体书法置于书法史中，则可以清晰地看到欧阳询的创造性，在长达三百多年的乱世中，南北政权分立，南北书法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审美趣味。南方人传承的是王羲之一脉的帖学之美，它婉约流畅，妍美温润，而北方则以雄强的碑学为底色，到了隋朝的大一统之后，南北书法融合也开始加速。这期间欧阳询开始广泛涉猎碑学文字。有一传说，欧阳询在野外见到西晋书法家索靖书写一块碑文，竟然一看就是三天，从中领悟到了碑学奥义，接纳了篆隶用笔的沉雄、稳健，最终南北兼容，各取所长，自开一面。《九成宫醴泉铭》也是别开生面，它虽然也是碑铭，但却有南方帖学的流畅和温润，又不失碑学书法的大气雄浑，可以说是兼容的典范。而同比之下，虞世南最负盛名的《孔子庙堂碑》，虽然也叫碑，但在那种柔媚的色彩笼罩之下就看不出碑文的味道了。

再回头看《张翰帖》，因为是书写的墨迹本，气脉更加贯通，南北交融的意味也就更明显。四面削成的碑文的险劲锐拔之气扑面而来，笔力中也暗藏着王羲之书法的刚劲，这便是欧阳询的过人之处。

但随之而来则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张翰的故事是潇洒的，有风神的，人物是潇洒俊逸、放诞不羁的，思想是求人生之快意的，而欧阳询的笔墨却处处展现着不可逾越的法度，甚至有谨小慎微的压抑感蕴含其中，这又是何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