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寻范

苏州有一座天平山，是秋天观赏枫叶的绝佳去处，就像苏州人不时不食的传统一样，特定的时节，去特定的山上看特定的风景，已成苏州的一种格调。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原本在福建布政司做官的范允临弃官回乡，并带回了380株枫香树苗。此后，范允临依山建园、聚水成池，在天平山建起一座天平山庄。

范允临远离官场，衷情山水。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足够的财力，更重要的是这座山，从北宋仁宗以后就成为御赐范家的家山。

范允临是范仲淹的十七世孙。

范仲淹，曾为仁宗朝的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还写过一篇名垂千古的散文，名曰《岳阳楼记》。

秋日的江南，风景仍不失温婉，山泉潺湲，汇至山下一泓清池，枫林环绕池边，几株斜插过来的枝条，风姿正健，红叶烂漫，远处山丘五花山色，层次分明，为纪念范文正公修建的塑像和门楼在枫树间若隐若现。

范仲淹的祖上为了躲避五代之乱，带领族人迁到吴县，从此范氏后人便将苏州作为祖籍。范仲淹的高祖、曾祖、祖父以及父亲皆安葬于天平山，这里不仅坐落着范家祖茔，也是苏州范氏的根脉所在。但这里却没有范仲淹自己和生母的一块地。

朱说与范仲淹

二十九岁以前的范仲淹，并不叫范仲淹。

他叫朱说（悦）。

范仲淹一生坎坷波折，在苏州的时间并不长，却对苏州影响巨大。989年，他出生在父亲任职的武宁军（今江苏徐州市）官舍。两岁的时候，父亲范墉去世，母亲谢氏曾想带他回苏州投靠范氏宗族，但没有被接纳，为生活所迫，谢氏改嫁平江府推官朱文翰，范仲淹也没有正式的名字，朱文翰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朱说。不久，朱文翰调任淄州，范仲淹跟随继父到淄州长山县，一直到他二十三岁那年，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于是，范仲淹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求学。并发愿有朝一日考取功名，一定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

应天书院的创始人叫戚同文，也是一代名儒，藏书甚丰，他创办的书院，属于半官办的学校，因学费低廉，吸引了一批出身低微但志向远大的青年。朱说就是其中一个，他在这里苦读诗书，《宋史》记载，“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范仲淹是一个苦孩子。读到《宋史》这段话，让我想起小学时候学的那个很有教育意义的成语：划粥断齑。

“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这是北宋魏泰《东轩笔录》的记载，说的是范仲淹少年时代在长白山僧舍苦读的情景。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三月末，一个面有菜色的年轻人走进了东京汴梁的科举考场，不久后，这个年轻人虽然没有取得本次科考的状元，甚至也不是榜眼、探花，但他确是二百零三名举子中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就是朱说，因为在试卷上签名就是这两个字，范仲淹是他后来的名字。

朱说入朝为官后，在广德军任司理参军期间，开始着手恢复自己的姓氏。他以为有皇恩加持，自己也不再是穷学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应该不成什么问题，但麻烦还是来了，最主要的障碍来自苏州范氏家族。为此，朱说专程前往姑苏表明态度：自己不贪图家族任何家产，只是改个名字而已。族人才勉强同意他复姓范氏。

认祖归宗在封建社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他是朝廷命官，他还必须征得朝廷的同意。因此，他给皇帝写一奏章请求恩准。

这次，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一年他已经二十九岁。

从此，“范仲淹”这个名字正式亮相。淹，并非是淹没之淹，而是取其渊博精深之意。

范仲淹终于从了祖宗的姓氏，但并不等于他就完全被范氏宗族接纳，接下来和家族打交道中，让他头疼的事情还在母亲去世之后。

1026年范母过世。苏州范氏拒绝将她安葬于范家祖茔，对此范仲淹也很为难，他也不希望把母亲和继父合葬，于是，在河南伊川万安山下另辟坟茔安葬了母亲。

伊川万安山，也是范仲淹百年归葬之地。

道服赞

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同被称为“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最终娶妻苏州女子，名叫潘素，这个流落风尘女子，幸遇张公子，被其视为潘妃。二人既是神仙眷侣，亦是艰难岁月的患难夫妻。

张伯驹性情洒脱，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不讲派头，却痴迷金石书画收藏，是民国以来最杰出的收藏家之一。张伯驹如是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这是张伯驹的大格局。

张伯驹一生收藏甚巨，1956年，张伯驹将晋代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宋代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吴琚的《杂书诗帖》、元代赵孟頫的《章草千字文》以及俞和的《楷书》卷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其中，还有范仲淹的传世小楷作品《道服赞》。

宋代君主信奉道教，士大夫多有仿效，道服不再是道士的专属，穿着道服在民间成一时风尚，即使是在职官员，下班后也常穿道服，欧阳修居家时，便以道服华阳巾的装扮会见来访者。欧阳修晚年宴请苏东坡时，东坡见他羽衣鹤氅，宛如老仙。东坡本人也是道服的爱好者，他参加西园雅集，便穿着一身道服，有《西园雅集图记》为证。

青年范仲淹虽然生活清苦，一心苦读圣贤书，但他并不迂腐，甚至还有青年人特有的潮流感。一日，同学许琰置办一身道服，便想在范仲淹面前展示一番，范仲淹见了素雅飘逸衣裳楚楚气质非凡的许同学，盛赞这身衣服“清其意，洁其身”，于是用棱角分明的小楷在纵34.8cm，横47.9cm的纸上写下一札《道服赞》。

赞云：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虚白之室，可以居住。华胥之庭，可以步武。岂无青紫，宠为辱主。岂无狐貉，骄为祸府。重此如师，畏彼如虎。旌阳之孙，无忝于祖。

范仲淹正值青壮，志怀高远，字如其人，瘦劲挺拔，四字一顿，锋芒毕露。后世人评范仲淹书法笔墨清健遒劲，以为有晋宋一代格调，此话有一定道理，但我感觉范仲淹《道服赞》墨迹还是吸收宋代书法的某些时风，比如字密行疏的章法，有杨凝式《韭花帖》那样疏朗明快的节奏感。

《道服赞》有后人碑刻版本，与纸本墨迹比较，气息稍差，碑刻本棱角柔和，力度减弱，甚至让人感觉有些丰润，书法终归还是写出来的艺术，碑刻虽为下一等真迹，神采终归略逊一筹。

《道服赞》写成之后，许同学如获至宝，传家收藏，北宋亡国之后，辗转到青州范氏手中，彼时，青州为金人所辖。到元朝时，青州范氏的族人把《道服赞》归还苏州范氏，收藏于范氏义庄，算是认祖归宗了。

到了清代，《道服赞》流入内务府，溥仪离开紫禁城后，把它带到长春。抗战胜利后，被张伯驹先生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得，捐赠给故宫，但胡适等人认为不值，又退还给了张伯驹，直到1956年，张伯驹潘素再次捐赠之时，这份范仲淹唯一存世墨迹，才真正列入国家宝藏。

饭局惹的祸

苏州的古典园林中，我最喜欢去的就是沧浪亭。沧浪是一种颜色，沧浪亭也有一种朴素的色彩，它低调、内敛，温润如玉，有谦谦君子的风度，与之相比，拙政园给人感觉如同暴发户。是为气质不同也。

苏舜钦是沧浪亭的主人。苏舜钦，字子美，号沧浪翁，书法名冠一时，诗歌开宋诗一代新面目。苏舜钦入朝为官是范仲淹举荐的，官职不高，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虽是正八品的小官，但他才气过人，又是大宋朝名臣苏易简之孙，宰相杜衍的女婿，如果顺顺当当地走下去，居庙堂之高应该不成问题。庆历四年，他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文人酒会，酒菜钱是用进奏院卖废纸的零散收入，不够的部分由大家凑的份子补齐，但就是这场诗酒雅集惹出了祸端。苏舜钦和其他文友遭到御史台弹劾，说他们公款吃喝，且有歌姬作陪，期间还有人唱和映射朝廷政治的诗歌。于是一向宽厚的宋仁宗变得激烈起来，要求开封府速查严办，结果是苏舜钦被罢职，他就一叶扁舟到了苏州。

开始那些日子，他租住民房，夏天闷热，不能透气。一日，他去老师范仲淹主持修建的府学办事，就在府学对面处发现一块风水宝地，此地三面环水，高爽虚辟，便以四万钱买了下来，建造了一座自己的世外桃源，名之沧浪亭。

欧阳修觉得苏舜钦捡了大漏，买得超值，写诗曰：“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如今，你到沧浪亭能看到亭上镌刻“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的对联。上联便来自欧阳修，下联则取自苏子美《过苏州》的诗句。欧阳修没有到过苏州，但两位老友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相会，也算一种孤独的陪伴吧。苏舜钦政治上的失意，换来的却是内心的安然，相比溺于宦海，江南的清风明月，多么逍遥自适啊。

反过来再想一想，一件公款吃喝的小事，仁宗皇帝为何大动干戈，究其原因还是要通过整治这一小撮文人，打击以范仲淹、富弼为首的庆历新政中的君子党人。果然，不久后，范仲淹和富弼、欧阳修等人被一网打尽，相继离开朝堂，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

苏舜钦的书法极好，说一件事情就可以证明，怀素《自叙帖》是他的家藏，宋代时《自叙帖》首页前六行已经破损，我们现在看到的便是由苏舜钦补写上去的，这几行字用笔沉着洒脱，气息前后贯通，着实令人惊讶。范仲淹在邓州时，老同学滕子京请他写《岳阳楼记》，滕子京拿到范仲淹手书的《岳阳楼记》并没有立刻立碑刻石，而是找苏舜钦写了“书丹”，再寻最好的刻工勒石于上。由此看来，滕子京还是更欣赏苏舜钦的书法。

岳阳楼的大工程完成之后，滕子京被调任苏州，这里也是十几年前范仲淹工作过的地方，老友苏舜钦到码头上迎接，二人见面，难免在沧浪亭把酒言欢，这时候他们应该都会想起范仲淹吧。但好景不长，滕子京在苏州任职三个月就病故了，死后先埋在苏州，后又按照遗愿迁至池州。

苏、滕二人都是真性情，又都是宦海沉浮，遂有同命相连之感，苏舜钦痛失旧友，作诗二首，其中有云：“自为知音绝，低回恸寝门。”

两年以后，苏舜钦也离开了这个他既爱又恨的人间，可惜他才四十一岁。

伯夷颂

苏舜钦的哥哥叫苏舜元，两兄弟都是范仲淹好友。

皇祐三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范仲淹在青州任上，收到了京西转运使苏舜元的一封信，在那个寒冷之夜，眼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的范仲淹，研开略有凝滞的墨池，写下韩昌黎的《伯夷颂》。因为韩愈文章之雄健，范公书法之坚美，加上所颂伯夷之圣清，这张写在黄色绢布上的325个字，被后人誉为三绝书。这也是范仲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篇书法作品，其笔意精严，动合法度，有晋人之遗风。我对比来看，确实承续《乐毅论》的神采，若论小楷书，范公不在苏黄米蔡之下，有散仙入圣之境。

老友请托，范公不能怠慢，他必须认真对待，《伯夷颂》写完后，范仲淹又写下五行“赘言”，正如范自己所言，因为天气寒冷，前面的几行字，毛笔还没有那么自如，写起来略有拘谨。但写过几行后已运笔自如，心手合一，字字不苟，读来天朗气清，竟生出一丝亲切的敬意。

苏舜元本来想让范仲淹写《乾卦》，但他却写了《伯夷颂》，这也是他对韩愈和伯夷的一种倾慕吧，尤其是韩愈，不仅文起八代之衰，而且也是改革的倡导者，范仲淹与韩均幼年丧父，成长路径特别相似，范仲淹又是韩愈提出的“文以载道”思想的继承者，范仲淹读《伯夷颂》会找到知音的感觉吧。

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伯夷颂的真迹了，它毁于乾隆乙卯（1795年）的一场火灾。乾隆三十年（1765年），这位皇帝第四次下江南的时候，在苏州天平山小住期间还曾在《伯夷颂》上题跋。

翻阅碑刻版《伯夷颂》，仿佛参观历代书展，从苏舜元拿到这件稀世珍宝开始，便邀请同时代人欣赏，我们可以看到若干宋人题跋，其中参与或见证庆历新政者，便有晏殊、杜衍、富弼、文彦博、贾昌朝、蔡襄、范纯仁和范纯粹等。这些题辞或小楷或者小行书，虽姿态各有不同，但风神俱在，厚重而少轻浮，如同诸位大员端立朝堂，共议国事，仿佛范仲淹《岳阳楼记》中那个千古一问：“微斯人，吾谁与归？”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