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小花

1

那年我回老家，敲开了门，头一回见到我们家的小花。父亲写信告诉我说，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小花就在我们家了，因为我每回都是过年回家，父母给她放假，让儿女们自己做饭，她在家过完了年才来，因此我从没见过她。这回见到小花我忽然想起王先生，王先生有过一篇散文，名叫《我们家的小花》，那个小花也是他们家的小保姆。我去他们家还喝过那个小花给我沏的茶，我把他们家那个小花和我们家这个小花进行对比，惊讶地发现她们两个长得很像，真的像极了。会不会是一对姐妹，一个叫大花，一个叫小花，分别在两地给人做着保姆呢？在我父亲和母亲两个老人眼里，大花也是小花，再大他们也会叫她小花。

你找哪个哇？在我这么想她的时候，我听她这么问我。奇怪的是她说话不像我们家乡的口音，像四川和重庆那一带的，一句话里有一个字音拖得很长。

我找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在北京的那个。我只能这么回答她。

我听她“哦”了一声，接着又看她退了一步，脸上惊惶得有点失措。她“哦”一声我能理解，退一步我就不能理解了，我头一回见到她，她也是头一回见到我，怎么会有一个受了惊吓的症状呢？刚才在下车前我还在车窗玻璃上照了一下，自认为形象尚可。她的手中提着一袋垃圾，我判断她是正要出门去倒垃圾时听到了敲门声，随着她这一惊一退，手中的垃圾袋“噗哧”掉在地上。我暗自庆幸，她要是去给父亲送一碗煎好的中药，这么着就完了。

我不能长期站在门外，她不请我进去我得自己进去，这是我的家。趁她一低头的工夫我提着行李箱进到屋里，她倒是没把我赶出去，却在她捡起地上的垃圾袋出去扔时，我听外面一个女人鬼里鬼气地问了她一句什么，她回答说：人家喊的那个流氓回来了！

她的声音是那个女人的两倍以上，好像并不担心被我听到。我吃了一惊，心想我的这个恶名怎么会传进她的耳朵，连她一个在家的妇女都知道了，这是不是叫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连她都知道了是不是我父亲也知道了？父亲的病情加重是不是和听到我这个名字有关？

小花倒了垃圾回来，进到洗手间里大力洗手，“哗哗”的冲水声证明她在我们家已训练有素，卫生是没有问题的。我走到她的背后，急于对她解释我的“流氓”这个恶名从何而来，由此洗去我在她心中的反面人物形象。但她洗完手像圆规一样在我面前划了一个半圆，保持着两个身体不能接触的距离，安全地进到厨房去了。我就不能追上去再说什么，什么都不能说，那样做形势会更加严峻，万一她在我试图靠近她时发出一声尖叫，把同楼的邻居招来我还活不活了？

父亲这会儿是醒着的，在他的房间里听到我的声音，咳了一声，对着外面喊，小花，是不是我家老大回来了？你问他吃了饭没有？父亲是那个饥饿年代的幸存者，这辈子永远把吃放在头版头条。他的房门日夜都敞开着三分之一，这是我的反复提醒，目的在于家人随时掌握屋里的动静，不至于因信息不通而发生意外。他的喊声从全门三分之一的敞开部分传出来，厨房里应该能听到，但是小花没有反应。我就走到父亲床边，俯下身说，爸，是我回来了，我刚下车还不想吃饭，等我饿了自己来做，家里有面条吧？有鸡蛋吧？有贵州陶华碧牌的“老干妈”吧？

我嘴里说着话，耳朵继续听着厨房的响动，一切都还是静悄悄的。父亲咳着，坚持让小花做，家里吃的东西都是她买的，她放的，你不知道在哪。我小声问，她在我们家每月工资多少？具体要做哪些工作？除了照看老人以外还管不管别的事，比方说做其他家庭成员的饭？双方的劳务合同是怎么签的？父亲知道我的意思，断断续续地把我想了解的内容都告诉我，说她的工资是每月三千，这在北京很少，但在老家小县城里算是最高，有些企业职工月工资三千不到，拖欠不给的事还经常发生。具体工作是常年管他一人，偶尔来一两个亲戚朋友，她就多做点儿饭菜，添客不杀鸡。这样的事一年难得有一次，正式来客会安排在外面用餐，她也一道去吃。没有签劳务合同，她说她没文化，坚决不签。

父亲说他们今天的晚饭已经吃过了，刚才他是让小花专门给我做。我三心二意地听着他说，把精力重点放在厨房，那里依然风平浪静，听不到菜刀在砧板上的剁击和锅铲在铁锅里的翻炒声音。我想象着这一朵按时开放的小花此时正插在一只小凳子上，沉着地思考着流氓回来了她该怎么办。我问父亲，我的医生朋友告诉我说，家里有高龄老人，特别是孤身一人又有病的，晚上应该有人陪伴，喝个水呀，吃个药呀，上个厕所呀，有个什么紧急情况打个120呀，免得因为延误发生意外，我们家晚上到底有没有人？

这件事我已说过多少回了，写信说，打电话说，请朋友到家来说。是因为我多少回听说某个独居的老人心脏病突发，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自己伸手去拿救心丸没有够着，手往下一垂就再也没抬起来，被人发现时身子都硬了。父亲每回都答得扑朔迷离，计划商量尽快落实之类，这回当面听我问了以后，刚说一句从这个月起小花晚上也在这里了，下一句还没出来，就听得厨房里终于发出了一个声音，爷爷，今晚家里有人了，我就不在这里了，明天一早我来！

这么快她就做出这个决定，更加证明她的警惕性高，两只耳朵是竖着的，在她照看的九十多岁老人家中，突然回来一条壮汉，而且还是流氓，长心眼的女人谁都不会留下过夜。就这样，由于我的回家，她的工作模式又回到过去母亲在世的时候，早餐前来，晚饭后走，从今天起，夜里所有的事情全都交给我了。不过这样也好，我们父子分别多年，现在又有了单独说话的空间。父亲曾写信告诉我，小花做事都好，就是不大和他说话，两人在家经常是一个天南地北地说，一个东张西望地听，听着听着猛的一头站起来，说要去做个什么事，直到把下一顿饭做好了通知他去吃，父亲说他在家是一个还能吃饭的死人。

我理解父亲，他多少还有一点儿文化，除了吃饭不免也有其他的喜好。老家县城他有八个年龄相当的好友，从前常在一起饮酒聊天，吟诗作对，不过最近八年走了七个，还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我鼓励他写一本回忆录，以这种方式和他们继续聚在一起。他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只是实行起来才发现眼睛不行了，进度慢得一天不足半页纸。为了让他生前看到这本书的问世，我把著作的性质改成口述实录体，请了一位朋友做他的助手，说好了稿费和版权归记录整理者所有。父亲非常积极地配合着，每天都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那段日子可不是只会吃饭。但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我的朋友被抽调到两百多里以外的南山乡下去扶贫，不能再来记录，这件事就这么搁置下来。

这回我回老家是带着写作任务的，自己不能做这件事，打算再物色一人接替那位朋友，我在家时和父亲说话有我，我走了还有他的口述实录者。我这样做不仅是让父亲不再是“一个还能吃饭的死人”，而且还想让他留下一些历史的记忆，为自己的后代，也为这个世界所有的人。

父亲的病主要在肺，五脏六腑中还有十样都是好的，尤其是脑子好得还能作诗。他的肺是在集中营的十二年里，夜晚睡潮湿的地铺，白天抽劣质的烟叶，日复一日糟成了那样，几十年下来已经濒临衰竭，严重时气都喘不过来，痛苦之状好像鱼儿离开了水。这病状想要大修除非摘换器官，此外别无回春之术。就好比一台已到年限的老汽车，我们不主张送进大修厂里拆卸敲打，就让它慢慢往前开着，能开到哪就开到哪，随时随地准备熄火。他本人也不同意长期住院，住在医院里也是吃药打针，输液吸氧，虽然老干部的医疗费用全部报销，但他认为国家付出了，自己也没得到，不如就这么躺在家里静养，吃吃药，吸吸氧气，有了症状再去就医。

不过这样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家里不能断人，日夜都不能断。我既然同意这个方案，就得做好长期在家的准备。

2

小花宣布今晚不在这里住了以后，从厨房走出来，圆规一样在我身边画了一个半圆，走到父亲床边，当着我面拿出晚上要吃的药，嘱咐几句注意事项，然后开门走了出去。她真没打算给我做饭，一棵葱都没往出拿，问都没问一声。我等她走后自己泡一碗方便面吃了，这是我在火车上没吃完的，边吃边听父亲说些家里近来发生的事。后来我们都有些困了，我就给他洗脸洗脚，自己再洗个澡，把今晚的药给他喝了，进到自己的房间睡觉。我听父亲从敞开三分之一的房门里咳着说话，要我明早多睡一会儿，他说小花自己有房门钥匙，不用我给她开门。

我口是心非地答应父亲，实际不可能按他说的。第二天刚一天亮我就起来，正在刷牙的时候听到有人在门外开锁，“咔啪咔啪”怎么也打不开。我猜想是小花无疑，庆幸自己没听父亲的话今早多睡一会儿，嘴里含着满是白沫的牙刷去把门打开了。门外果然站着小花。她一手拿着钥匙，一手提着几样青菜，估计是从她家来的路上顺便买的，应该是我父亲的中餐。这回她对我做了一个友好的表情，嘴里叽咕一声“见了鬼”。我知道她是指没有顺利打开的门锁，却故意逗她笑道，明明是见了我，怎么能说见了鬼呢？她被我给逗笑了，但又飞快地止住，心里大概是这么想的，她想但凡流氓就有逗人开心的本事，要不咋能把一个又一个的女人骗到手呢？

小花快速地做好早餐，是两碗云蒸霞蔚的水饺。典型的我们家乡吃法，把葱花姜丝蒜末和辣椒汁儿调在酱油和醋里，都浇在元宝形的薄皮水饺上，碗面还浮着几叶北京叫香菜的芫荽。小碗一看就是给父亲的，大碗难道是给我的吗？我的心里有点激动，但不敢问，直到她翻我一眼，亲自告诉我说大碗是我的，说她昨天没给我做饭吃，想了一夜觉得不合适，不管咋说我是爷爷家的人，大老远的回来看爷爷。

她说想了一夜觉得不合适，如果这话没有骗我的话，证明她对我的转变跟我给她开门没有关系。这句话的秘密埋在“不管咋说”四个字里，挖出来拆开解释就是，哪怕你是流氓，看在爷爷的份儿上我也不能让你挨饿。我对她笑了一笑，不客气地端起碗来就吃，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不怪她。我巴不得和她缓和关系，得到她的承认大有好处，至少在我回家期间，不用自己动手做饭吃了。

吃完早餐，我对父亲说想去母亲的墓地看看，父亲说好，快去快回。他说老家这几年里人死的很凶，那里每个月都在增加新墓，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怕我去了找不到地方，让小花做我的向导。我说不用，我每回都是自己去的，不可能找不到，连自己母亲的墓都找不到的人岂不是逆子？面貌改变了可以挨个儿找，墓碑上的字又不会变。我揣了一把零钱在裤兜里，准备到了墓地进出口的花圈店，买点儿香烛纸裱在墓前焚烧。我们老家的风俗，每到祭日，要在父母长辈的墓前焚香烧纸，这个我懂，每回去墓地我都记着。

我收拾好了开门出去，拉上门刚走几步，听到背后的门又开了，有人朝我追了过来，一回头见是小花，手里握着一根四尺多长的木棒，吓得我头都偏了。我看她的脸上没有怒容，稍微放了点儿心，等她自己说要干什么。原来她让我把这根木棒带上，说是到了墓地有用，我想了想问，墓地有狼了？她摇头，我问有野狗？她也摇头，我说那带这个干什么？她说你咋不问有没有蛇呀？去年老家的雨水大，草都长了一人多深，管墓地的人偷奸耍滑，眼睛都不朝那方望，你要下脚之前先打打草，免得蛇把你咬了！我由她的话想起打草惊蛇这个词，自己先是一惊，感谢她对我的提醒，不然父亲还在，我却先要埋在母亲旁边了。我从她的手里接过棒子，发现朝下的一头顶端上有两个钉子眼儿，认出是一根墩布上的木把。原来拖地的墩布坏了她舍不得扔，留着木把有用，今天正好就用上了。

我拄着木棒走了两步，忽然回头问她，你怎么知道草长了那么深，管公墓的人不打草？她停了一下，回答说是听人说的，有人还咒他们，盼老天爷哪天一个炸雷把他们劈了，押到阴曹地府，大鬼小鬼围着他们要钱！我问要什么钱？她说退墓地管理费呀，一个墓位卖八千块，合同上写的要管理五十年，他们五天都不管！我心想这个小花，想不到还是个有正义感的公民，怪不得她恨流氓，看见流氓来了直往后退。我花半个小时走到公墓，远远看见一片荒草，前几回我来虽说也是荒草满地，但还没有荒到这个程度，现在它们真的有小花说的一人多深了。我弯腰低头，一步一步走进墓地，用她给我的那根木棒拨着草丛，开始是左右横扫，后来是一阵乱打，打倒在地以后脚再上去，这样开辟出了一条只容一人行走的道路，凭着以前的记忆找到了母亲。

母亲的墓前出了奇事，在那块黑色的花岗石墓碑两边，各自开了一朵红色的花儿，却没有枝也没有叶，远看像母亲年轻时的一头黑发，左右扎着两只红玛瑙发卡。走近一看，还是一对塑料的小红灯，里面的袖珍电池已经耗尽，灯不再亮了。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家乡小城的人从去冬到今春，再从夏天到秋季，都禁足在家，包括清明在内的祭扫活动全都取消，整个墓地不像往年，看不见任何一样祭品。我真的感到奇怪，这对小红灯是从境外吹来的吗？怎么不左不右，不前不后，正好落在我母亲的墓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