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愿“被看到”的检察官
作者: 黄莎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每周五下午,福建省龙岩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蔡敬文都会去做一次核酸检测,随后的7天里,这份核酸阴性证明便成为他进出龙岩市看守所监区的通关凭证之一,防护服、护目镜也成了他除检察制服外的第二套工作服。
进入监区,走过每间监室,蔡敬文都会在监室门口停留片刻,查看门口的信箱是否有新信件。这是一个塑料材质、四周被磨平棱角的信箱,是在押人员向驻所检察官提出控告、举报或者申诉的重要渠道,蔡敬文会根据信中的内容决定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到了办公室后,蔡敬文需要先通过监管信息系统全面了解看守所的情况,例如昨日进所、出所有多少人,有哪些重要的执法情况,然后再安排同事查看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的监控录像。到了下午,蔡敬文会开始巡查监室、食堂、仓库、监区AB门等需要巡查的地方。
龙岩市看守所现羁押了1000多名罪犯,监区对角线距离长达数百米,每次巡查都得耗费蔡敬文一个下午的时间。但他从来没有把监室巡查当作例行工作,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发现问题的窗口:消防设施是否到位;围墙是否有裂缝;有没有哪些地方因为老旧存在安全隐患……除了查看监区整体环境,他还会与管教民警和监控室民警谈话,了解他们的执法情况,也会和在押人员约谈。这些在押人员中有的对监管场所的待遇感到不满,希望检察机关介入监督,有的则是想反映一些线索。虽然每次谈话前,蔡敬文都知道和谁谈,他们大概会说些什么,但实际要如何将对话顺畅和谐地进行下去,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
“监管场所关押着形形色色的人,大家都处于被限制自由的状态,情绪上容易激动,难免会有一些冲突。我需要一直保持耐心。”蔡敬文告诉《方圆》记者,“我们与监管对象的关系大部分时间不是对立的,很多情况下我们是出于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的目的去和他们谈话,包括他们在监管场所内的生活条件、医疗卫生、通信会见等方面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障,有没有发生监管民警体罚虐待、纵容牢头狱霸存在等侵犯他们人身权健康权的情形等。有时遇到实在说不通的人,我们也会和他多聊几次,反复沟通,尽可能去缓解他们的抵触情绪,最重要一点还是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是来帮助解决问题的。”
从事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将近13年,蔡敬文知道这个岗位虽然没有那么耀眼,但作为司法正义的“最后一公里”,它关系着刑罚能否得到公正执行,其重要性不可小觑,“我喜欢这份工作,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把它做好”。
来到高墙内的“门外汉”
“我有点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岗位。”这是蔡敬文刚参加工作时的不解。受影视剧影响,他从小觉得法律工作“高大上”,大学本科便毫不犹豫地选了法学专业。但他没想到自己的工作内容是大学教材里没有的,甚至和他想象中的检察官外出办案、出庭应诉的场景也不太一样。
2009年9月,从入职龙岩市检察院的一开始,蔡敬文就被安排在监所检察部门工作。2015年,“监所检察”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原监所检察部门承担的职责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原有对监狱、看守所检察以及减刑假释等刑罚变更执行活动监督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执行死刑临场监督、社区矫正监督、财产刑执行监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羁押必要性审查监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等职责。同年,蔡敬文从龙岩市看守所驻所检察室调回龙岩市检察院本部工作,2021年又回到了之前的驻所检察室。


蔡敬文形容刚工作的自己就是个“门外汉”,由于大学本科的学习几乎不涉及刑事执行检察业务,刚开始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得现学。在前往单位报到后,他接到的第一项任务便是跟着当时的驻所检察室主任进监区巡查。那是蔡敬文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接触监管对象,也打破了他先前对监区所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原来监区里不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混乱,在押人员也没有三天两头就打架。围墙内像是一个小社会,在押人员每天分时段有固定的安排,学习教育、队列训练,抑或是吃饭洗澡等,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打架、冲突,不能说没有,但确实只是偶尔发生。
进监区巡查,只是众多驻所检察工作中的一部分。当时蔡敬文只能慢慢摸索,一方面跟着前辈们学习具体的实践方法规范;另一方面自己收集相关法律规定,恶补理论知识。但被问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的时候,蔡敬文的答复既不是理论也不是实践,而是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
这是一名新手都能很快察觉到的一点,“同是法律人,我们没有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也不像法官能一锤定音,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游走在高墙内外,去处理一些杂七杂八的监督事项,比如巡查监区看有没有安全隐患,听在押人员的诉求了解有没有合法权益被侵犯的情形出现,以及调阅看守所的执法档案,看看有没有哪些环节存在执法不规范等”。从这一点来说,蔡敬文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最大的愿望是“不要被看到”,因为这意味着在押人员合理诉求能得到解决,看守所里稳定有序,不出乱子。
但有些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在押人员的生老病死,以及自伤、自残等。蔡敬文告诉《方圆》记者,下班后接到的电话往往不是小事,需要格外慎重对待,同时做好接下来几天要加班加点的准备。2010年1月,那时蔡敬文刚参加工作不久,一天晚上刚过12点,他突然接到主任的电话,主任告诉他一名在押人员突发疾病被送去医院抢救。电话挂断后,蔡敬文不敢拖延,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公文包,穿好制服,跟着主任一起去了看守所。凌晨1点左右,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他们迅速固定事发前后的监控录像,逐个约谈与这名在押人员同监室的其他人,制作笔录,同行的民警也挨个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
在很多悬疑侦探类故事里,“看监控”的人几秒钟时间就可以找到关键信息,做出有效推理。但实际上,这是个很磨人的工作。蔡敬文调取了从这名在押人员入所到事发期间约5天的监控视频,除去在押人员睡觉时间可以倍速查看以外,其他凡是有具体活动的时间段蔡敬文和两名同事都逐帧逐秒地看,生怕漏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没日没夜地花了3天时间看完,其间没有找到任何一处疑点。
争分夺秒的调查取证是为了给在押人员家属一个交代,为后续的司法工作打下基础。遗憾的是,最终这名在押人员因抢救无效离世,经调查后被认定为正常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关于监管场所被监管人死亡检察程序的规定(试行)》,蔡敬文等人对其按照正常死亡的程序处理。
尽管家属认可检察机关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但对于当时还年轻的蔡敬文而言,这毕竟是一条生命的逝去,也是他在工作中第一次直面死亡。那一刻,他切身意识到自己的重担在肩,无论这些在押人员是穷凶极恶也好,一时糊涂也罢,在高墙之内,自己作为一名驻所检察官,一定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从“第一手材料”里找到解决方案
紧盯高墙内的同时,蔡敬文还要维护着高墙外的公平正义。2018年,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蔡敬文所在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承担起对14类司法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罪名的侦查职能,仅2020年,该部门就对5名司法工作人员进行了立案侦查。“无论墙内墙外,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监督都是刑事执行检察人义不容辞的使命。”蔡敬文说道。
2018年1月,在龙岩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长汀县代表团提出的一个关于加强财产刑执行的议案引起了当地政法机关的注意。对于涉麻制毒犯罪,财产刑执行难的问题长期存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后加大了对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原料的刑罚,同时增设了财产刑。设立财产刑的目的是通过经济制裁方式,给犯罪分子一定的惩戒和教育,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出现涉案财产难以查找下落,犯罪嫌疑人个人财产状况明显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阻碍着判决的公正执行。


“我们知道难点在哪里,但是却并不了解背后的原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蔡敬文想刨根问底,市院党组对此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分管领导的带领下,他前往长汀县,同当地公安、法院、县委政法委和村干部们一起召开座谈会,四处走访。涉毒犯罪在当地影响较大,村民们都很欢迎他们的到来,主动提供相关线索,蔡敬文因此拿到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综合其他单位的情况后他发现,多方汇集的线索指向了财产权属问题。在前期侦查中,公安机关没有查清楚财产权属;法院作出判决时,也没有写清犯罪嫌疑人财产所属,导致执行机构无法执行。究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村的财产划分不清,以及农村宅基地等财产权属本身不太清晰。这也是造成财产刑执行难的关键点之一。
2018年11月,在充分的调研基础上,蔡敬文提出解决财产刑执行难要把工作做在前头,“公安机关负责查清楚财产权属,检察院受理时要掌握财产权属情况再起诉,法院判决时也应写明财产权属”。随后,他起草了一个工作机制并交给了长汀县检察院,由县检察院牵头,与县委政法委、县法院、公安、司法等部门共同制定《关于规范涉麻涉毒案件涉案财物调查及财产刑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全省率先探索涉毒财产刑案件“侦、诉、判、执行”联动机制,破解监督难题。
蔡敬文对《方圆》记者介绍,《意见》明确了公安机关对涉毒案件要“一案双查”,即查毒品刑事案件的同时也要查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名下资产的权属、资金来源和经济状况。倘若公安机关没有对涉毒案件财物的调查取证、查扣、处置情况进行单独说明,没有制作清单连同相关证据清单随案移送,检察机关可以不予受理。法院法庭调查时也应查明被告人财产状况,在判决书主文或附件中列明已经查明的涉案财物和可供执行的财产清单。此外,村干部平时要加强禁毒宣传,督促村民自觉遵守乡规民约,在涉麻涉毒案件侦查以及财产刑执行过程中要配合相关办案机关工作。
这一系列举措不仅落地见效,也为龙岩市两级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铺平了道路。蔡敬文进一步介绍,2018年以来,龙岩市两级检察机关对财产刑执行活动各项监督数据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核查金额从2017年的2196.72万元上升到2021年的6664.67万元,提出书面监督意见数从2017年的7件次上升到2021年的167件次。
回顾那次在长汀县的调研走访经历,蔡敬文颇有感触地对《方圆》记者说道:“工作中遇到了难点问题,你不能凭自己的想象去想着如何解决,只有通过一线的调研走访,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掌握背后的原因,才能够真正想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