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人的使命

一

我认识姥姥的时候她已经九十多岁了，九十几没人说得清，那个时代的老人大多不记得自己确切的出生年份。她总是说，过两年我就一百岁了，要做老神仙了。过了两年，她仍然这样说，仿佛一百岁是《等待戈多》里的戈多，永远即将到来，永远无法抵达。

我没好意思问她要身份证，也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身份证。她从早到晚坐在一个木桶椅上，一手扶着乌木拐杖，一手搁在椅圈上。她的牙齿掉光了，下巴因此瘪着，形成一条条横向拉开的皱纹。下巴上的皱纹跟脸上的皱纹衔接在一起，层层叠叠的，让我联想到她被衣裳遮盖的部位亦是如此层层叠叠的。她喜欢戴抹额，脑袋上总是勒着一条黑布带子，再配上老式斜襟褂袄，看上去像某种泥塑的娃娃。塑造成型后，又用手指抵住头顶和脚心捏一下。她有一种从两端向中间聚拢的趋势，安坐在木桶椅上的姿势显得极其稳定。在我记忆中，她从未离开过那把木桶椅，乌木拐杖似乎只是一个预备行走的象征。夏天，木桶上垫着草席，她整个人显得凉飕飕的；冬天，木桶里烧着炭火，她又拥有了暖洋洋的气息。她是个冬暖夏凉的老人，令人感觉舒适。

我唯一一次见到她离开那个木桶椅，是在一个深秋的早晨。那天我背着书包去上学，空气中有干草浸透了秋露的气味，那个木桶椅空荡荡摆在那里，也被深秋的冷露濡湿过似的。我放学回家时，木桶椅不见了，姥姥也再没有出现过。我想，也许那一天她真的正式抵达了一百岁高龄，做向往中的老神仙去了。

我认识姥姥时刚满七岁。按理说，住在相邻的两栋房子里，我应该早就认识她的，但我脑海中并没有关于她更早的记忆。也许她曾经跟着我大表舅在城里生活过几年？也许她曾在老房子幽暗的雕花大床上卧病过一段时间？没人向我证实过这两种猜想的真实性。每一个被问到这两种可能性的长辈都隐约其辞。有吗？不记得了。好像是吧……包括姥姥自己。这让我觉得拥有了记事能力而从未见过姥姥的那两年异常神秘，仿佛姥姥那段时间生存在另一个平行空间里。总之，我是满了七岁之后正式取得了入学资格，头一次背着书包上学时在二表舅家的老屋门口看见她的。她叫了一声我的小名，问我妈说，今年报上名了呀？我妈说，报上了，快叫姥姥。她连忙说，叫了、叫了。我以为她年纪大了耳朵不好，明明我还没开口，她却以为叫了。长大后才明白，那是一种体恤和客套。

姥姥是我表舅的奶奶，按标准的称呼，我本不该叫姥姥的，但我表弟叫她姥姥，我妈也就让我跟着表弟一样叫了。严格来说，其实表弟也不该叫她姥姥，也不知怎么就那样叫了。人说南方“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我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老家，却是连每个村庄的风俗都不尽相同的。即便是同一个村子，每户人家遵循的习俗也有微妙差异，对长辈的称呼也就不一而足。我叫爸爸“爸爸”，村里不少小伙伴却叫“一爷”；我叫妈妈“姆妈”，而村里不少小伙伴叫“奶子”。那是一个融合了现代与传统的小村庄，有人大谈“即将迎来知识爆炸的年代”，有人伏在墓地里研究碑刻上的书法。

村里的小伙伴们都没有姥姥，只有我和表弟们有姥姥。每天上学时，姥姥都要问一句：“好崽，去上学呀？”放学时，她又要问一句：“好崽，放学了呀？”我和表弟们神气活现地应答着，她的问话让我们觉得上学放学都是值得骄傲的事。别的小伙伴是没人这么殷勤问候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田里地里搁着干不完的活，即便有姥姥，他们也不一定能享受到这种待遇。繁忙的劳作，磨灭了长辈们的耐性和温情。

我以为姥姥是我亲姥姥。除了血脉之亲，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让一位老人对孩子如此亲昵。更何况，我和表弟们可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小东西，骂人打架不用说，放火烧篱笆、放牛吃庄稼都是常犯的事，严寒酷暑照样在外面疯跑，七八岁就饱经了风霜，挂着皮肤干燥皲裂的老脸，半点粉嫩娇柔的样子都找不到。再熊的熊孩子也不过如此，不仅言行举止熊，连长相也熊，完全没有凭借自身实力赢得长辈亲昵的可能性。可妈妈说，姥姥只是表外公的“带娘”。所谓的“带娘”，就是养母。表外公的亲娘死得早，姥姥原本只是他父亲养的一个小姨娘。排在这个小姨娘前面的，大约还有别的姨太太，因此她并没有获得继母的身份。别的姨太太去世后，表外公就把她当亲娘一样孝顺。

我不知道一个小姨娘怎么一步步俘获我表外公的孝心，更不知道一个做姨娘的怎么会对家里的孩子们怀着那么深的宠爱之情。姥姥的心路历程，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座神秘而又温馨的古堡。

二

在我七八年的人生阅历中，小姨娘无非分为两种：一种尖酸刻薄憋着满肚子坏水，专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算计家族地位和财产；另一种受尽压迫忍辱负重，等待着亲生子大鸣大放之日一洗冤仇。像姥姥这样既不算计又不受辱还无子无女的小姨娘，超出了我的经验范围。当然，我那时有限的经验中，关于小姨娘的认知都是来自港台影视剧。

十几岁读了《红楼梦》《金瓶梅》之后，我渐渐认识到，小姨娘的待遇和地位，也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去争取的。姥姥究竟有什么本事呢？村里人都说我表外公对她百依百顺，我也亲眼见到过二表舅对她关怀备至。

农忙时，二表舅会特地叫表舅妈早点回家做饭。“忙人饱，闲人饥，坐着吃得一筲箕”，他常说，姥姥一天到晚坐着，昼不得昼，夜不得夜，肯定早就饿了。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农活忙起来，别说旁人的饥饱，连自己的健康都顾不上。累了，先撑着，忙完这阵再说；病了，先拖着，忙完这阵再治。我眼睛里进过一粒秕谷，爸妈拖了五六天都没时间带我去医院看，致使我现在右眼仍然视力不济。不是爸妈对我格外残忍，他们对待自己也不过如此。时令不等人，双抢时，一旦错过了收割时间，天一下雨成熟的水稻就要倒地了，就算不下雨，水库里的水也要下来了，一年到头的辛苦，很可能因为一两天的延误就此泡汤。二表舅能让表舅妈提前回家做饭给姥姥吃，实在需要拥有强大的孝心。

姥姥心里也跟明镜似的，看见有人路过就要叫住说：“篮仔又提前收工赶回来帮我做饭了。”篮仔是我表舅妈的小名，她名字里有个兰草的兰字，乡下人没那么雅致，都把她当作摘菜、洗衣时提着的竹篮子，于是她父母心目中的兰草就变成了旁人嘴里的篮仔。路过的人听了姥姥的话，免不了赞许我篮仔舅妈的德行：“你老人家福气好哦，讨了个好孙媳妇。”姥姥就连连点头，“福气好，福气好。”蝼蚁抢食般不顾生死的农忙时节，因了这样的对话而有了一丝温馨的人情味。村里人有样学样，都比对着我二表舅和表舅妈的德行孝敬老人，即便做得不够周全，也不好过于怠慢。

忙得实在难受时，篮仔舅妈也会说：“家里那个老的呀，哪管你什么春插、双抢？就算是打仗，她要吃酒还是要吃酒，要修脚还是要修脚。”

说起姥姥吃酒和修脚的“典故”，村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说日本鬼子打过来的时候，姥姥的酒正好喝完了，她踮着小脚要去隔壁村上打酒。表外公不肯让她去。她看看天看看地，晃着酒壶说：“嫁到你们何家后，我这壶子就没空过，打个仗就让我空了？真打进来了，左右是个死，哪里的土不埋人？埋到隔壁村里也一样。”我听到这件事时，既佩服姥姥的胆色，又害怕她的鲁莽。如今历经了些许世事，对她生存的那个年代也有了一定了解，才知道所谓胆色与鲁莽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揣测，对于姥姥来说，也许死亡在她的一生当中，本就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没什么大不了。

于是表外公提出要外出逃难时，她不紧不慢修着她的脚讲条件：“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我样样都随你，你说逃难就逃难。只有一样，逃到哪里，都要弄盆热水给我修脚。”她五岁开始缠脚，一辈子没有松开过。她把裹脚布缠上脚趾的那一刻就知道命不在自己脚下了，因此只想活一天得一天的自在和干净。

我问过姥姥：“如果外公非要拉着你走又不给你弄洗脚水怎么办？”她笑笑地说，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实在走不动了，他们扔下我也不怨。我在她绵软的语气中听到了惊心动魄的凄惨，攥着拳头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做个独立自主的人。那一天，我细小的手掌心里全是汗。

姥姥用一盆洗脚水阻挡了表外公逃难的脚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无力主宰自我的小脚女人，又在无形中影响着家人的命运。谁也无法预测逃出去的结果。留下来未必是死，跑出去了未必是生，反之亦然。

实际上，姥姥对家人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她像一个强劲的磁场，无形地牵引着事态的发展。

我三表姨患有癫痫，发作的次数多了，神经系统受了影响，脑子也变得稀里糊涂。有一回，三表姨突然不见了，两三个月音讯全无。表姨父在我二表舅的监督下带着家人找了一阵，大约早就厌倦了这么个病妻，找得并不认真。姥姥也没多说什么，只是盯着墙上的全家福看。二表舅一见她盯着全家福，就又揪着表姨父出去寻人。三表姨回来的那天，姥姥一把将她搂在怀里恸哭，问她这几个月吃什么、睡在哪里。三表姨说她吃菜地里的青菜、辣椒，睡牛棚。表姨父听得眼眶发红，接了病妻回家精心照顾。没有姥姥对三表姨的挂念，不知道二表舅和表姨父的寻人之旅能够坚持多久。没有姥姥那一场恸哭，我也不知道表姨父对精神失常的妻子还能残留多少温情。姥姥用她长久以来支付给二表舅和表姨父的情感，换取了二人的重视，再用这份重视，兑换成二人对三表姨的感情。

我有个姑外婆嫁在两百里外的一座城市，交通不便的年代，来回一趟至少需要三天，亲戚间都不太爱走动了。但是姥姥还在，姑外婆必须回来拜年。拜了年，又至少要把老家这些亲戚接去吃餐酒。姑外婆也知道，一旦去了就不可能是一两餐酒的事，可为了这餐酒，她必须料理一切相关事宜。老家的亲戚并不稀罕这餐酒，可姑外婆已经来给姥姥拜了年，他们就必须要登门回拜。两个无意交往的家庭因而勉强被扭结在一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小表舅去姑外婆家拜年时，听说他儿子想做保险柜的生意，恰好我老家附近有个乡镇企业在做保险柜，就帮着从中联络了几回。十年后，我小表舅做保险柜发了家，彻底结束了遛着土狗抓野兔、扛着气枪打八哥的二流子生涯。梳起了背头开上了宝马的小表舅常说，要不是姥姥逼着他去给我姑外婆拜年，他可能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连气枪也没得扛野兔也没得抓了。

姥姥的存在，让家庭内部良性循环起来。

三

人老了，容易滋生无用感。孱弱的身体，衰退的器官，既无法再为他人作出贡献，也无法让自我享受到生活的甘甜。近年，对安乐死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很多人认为老到一定程度的自己，就是一块于人于己毫无作用的废料，不仅产生不了任何价值，还为儿孙徒增麻烦。如果不幸患上恶疾，更是精神、肉体与金钱的多重灾难。

老了的人究竟有没有用？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就像讨论文学到底有没有用一样。

姥姥也常把“我年纪大了，没用了”挂在嘴里，可我看见她的眼神里，分明流露着成竹在胸的笃定。

她对生活，保持着适度的参与和疏离。有人找她闲聊，她会稍稍应对几句，话不多说。有人向她讨主意，她也会帮着分析分析，不下结论。她人在家中坐，耳听八面风，村上大事小情一清二楚，却又从不上心。她应该是知道自己多少还有些用的，颇有些气定神闲遗世独立的风范。

对家里的晚辈，姥姥同样保持着这样不多不少刚刚好的关注。小表舅年轻时嗜赌，表舅妈跟他闹脾气，栓上房门不肯同床。小表舅气得一脚把房门踹开，闹着要离婚。姥姥不紧不慢说了一句：“要是我，也栓上房门不准你进去。”小表舅就不再闹了。表外婆炸油子时，不小心把热油溅到了刚从城里回老家玩的二表姐脸上。二表姐当时只有两三岁，疼得哇哇哭。表外婆只知道抽自己的嘴巴子，一边抽一边骂：“个老不死的东西，叫你嘴馋！叫你嘴馋！姑娘要是脸上留了疤，你这张嘴就该死！”姥姥指着自己的床头柜说：“我留得有一盒狗油，擦了不留疤。”谁也不知道她的狗油从哪儿来的，又在床头柜里留了多少年。如果是她自己熬的，恐怕还要追溯到十几二十年前。她总是不紧不慢不着痕迹在关键时刻稳住人心。她不打人不骂人，不责备谁也不教育谁，大家都爱听她的。

我发蒙不久，有一天放学回家，见家门紧闭，就跑去问姥姥。姥姥说：“你娘砍柴去了，等下子就回来了。”我就坐在门槛上等。对于七岁多的我来说，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以前妈妈总是在家的，妈妈跟家似乎是一个整体，走到家门口，大门必然是敞开的，穿过大门，屋子里就会有个妈妈等在那里。我家住的是晚清时期遗留下来的老房子，大门又高又厚，杵在我背后像一堵封闭的墙。我突然感觉那扇门永远都推不开了，妈妈永远都不会回来了。我哭着去找姥姥说：“这么晚没回来，我妈可能被狼给吃了。”姥姥抱着我，跟着一起哭。我设想着妈妈的各种悲惨遭遇，姥姥一边陪我哭一边帮我擦眼泪。她没有纠正我，没有拒绝我，给了一个孩子最大的尊重和保护。每每回想起这件小事，我就似乎明白了表外公对他这个“带娘”尽心孝顺的原因。在他跟我坐在门槛上一样幼小时，也曾扑在他父亲这个小姨娘怀里痛哭吧？也曾向她倾吐过无数莫名的恐惧吧？幼小的他，也曾得到过这样无条件的尊重和保护吧？妈妈砍柴回来时，姥姥亲手把我交到她手里，还特地叮嘱说：“这孩子有孝心，担心你出意外，急得哭了好几个钟点。你要给她收个惊。”妈妈掏出手帕给我擦鼻涕时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农村妇女的宠溺，不是轻易能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