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的一天

八年前的夏天，我在恒达广场做外墙保温。那是我最后一年干外墙保温，截止到那一年秋天，这种活儿我一共干了八年。

外墙保温就是给楼房外墙贴一层保温板，好比给楼房穿上棉袄棉裤一样，冬天能减少热量散失。外墙保温属高空作业，从楼顶垂下两根钢丝绳，钢丝绳连着吊篮，人在吊篮里施工，上上下下，晃晃悠悠，每年都会发生几次伤亡事故，但外墙保温工资特高，因此还是有好多人抢着干。

当然干这活儿不一定都用吊篮，也有用脚手架的，恒达广场就是。恒达广场的外墙是铝塑板，这种外墙保温不太好做，保温板要粘在纵横交错的钢架下面。最主要的是，出于防火的考虑，恒达广场用的不是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而是石棉板。石棉板相对重一些，而且不挺实，粘板时不好操作，而且石棉对人体还有伤害。

那段时间持续高温，每天气温在三十摄氏度以上。八月十二号，天气预报说当天最高气温达三十五摄氏度。

早上就十分热，还没伸手干活儿，身上就开始冒汗了。我和老郑搭伙干一个凹空，干到四楼了。这栋楼建成后要开一个大型商超。站在脚手架上望出去，远处的楼房如同被浸在了热油里，要被煮化了一样，不断地颤动、扭曲，泛着粼粼的波纹，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天空中连鸡毛那么大的云都没有，白茫茫的，像无影灯下危重病人的皮肤。太阳不是很大，敌敌畏一样毒，它似乎缓慢转动着，每转动一圈，就射出成千上万支细若牛毛的毒针，扎在人的皮肤上。

外墙保温上料多用滑轮，滑轮挂在脚手架的横杆上，滑轮上挂着一条长绳子，上料时小工在楼底下把材料往绳子一头的铁钩子上一挂，再拽住绳子的另一头往下拉，料就上来了。

给我俩上料的是徐姐。虽然外墙保温的小工有一半是女人，但徐姐不适合干这活儿，她太瘦弱，好像来一股风都能把她刮跑。每次上料时，她拽绳子都很费劲，尤其是楼层高或上的料多时，就好像她都会被绳子拉上来一样。徐姐是城里人，丈夫死好几年了，她自己带着儿子过。她儿子来过一次工地，穿一双雪白的耐克运动鞋。那天他是骑一辆山地车来的。他一定很爱惜他的运动鞋，到工地后也没下车，一只脚的脚尖小心地支着地面，一只脚踩在脚蹬子上。他冲正在干活儿的徐姐喊了一声妈，徐姐没听见，他就又使劲地喊了一声。这次徐姐听见了，慌忙放下手里的胶桶，哎呀一声，说我儿子来了，乐颠颠地跑了过去。她儿子是来要钱的，学校组织什么活动，交一百块钱。当时徐姐的钱不够，就问明天交行不行。她儿子很不高兴，一脸的不耐烦，问徐姐，学校是你家开的啊？徐姐实在没办法了，在我这儿借了一百。

徐姐先上了四桶粘板胶，又上了两捆石棉板。每次徐姐上料，我或者老郑都会在上面帮她拉拉绳子，这样她能省不少劲儿。

接完料，我已经热得不行，赶紧拿出水瓶，咕咚咕咚灌了一气。我有一个大号的雪碧瓶子，能装五斤水。最近天热，我媳妇天天给我装糖醋水。头一天晚上烧一盆开水，晾凉，放白糖、醋和小苏打，灌瓶后放冰箱冷冻室里镇上，第二天拿出来时都是冰碴。但今天实在太热，刚开始干活儿，水就已经不凉了。

凹空里连头发丝细的风都没有，空气是黏稠的，像融化的沥青。我戴着口罩，喘气费劲儿，胸部像缠了好几层纱布。用锯拉石棉板时，细小的石棉纤维被热气托起来，飘在空中，迎着阳光一看，闪着晶莹的光，如同漫天的星星眨着眼睛。

石棉纤维落在我汗湿的脸上，痒痒的，像许多只小虫爬来爬去。这之前我没干过石棉板的活儿，所以前几天我没做任何防护，结果第一天我的脸、脖子和胳膊上就都起了红点子，又痛又痒。第二天，这些红点子连成了片，肿了起来，而且更痛更痒了。后来才知，这是石棉纤维扎进皮肤引起的炎症反应。石棉纤维是针状的，两端都是刺，可以轻易刺入皮肤。不只是我，别的工友也大都这样，甚至有几个症状更严重，皮肤溃疡，不得不回家治疗。

我特意在电脑上查了一下石棉的危害，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每年因石棉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竟高达二十三万人之多。一些防火的建筑材料基本都是石棉。石棉的纤维重量极小，体积极小，一旦被释放到环境中，便会悬浮在空气里很难落下。石棉纤维会伤害人的皮肤，导致一些皮肤病，一旦被吸入肺部，危害将更加严重。空气中的尘埃一般都是颗粒状的，就算被吸入肺部，也会很快被肺清理出去，但是石棉纤维一旦被吸入肺部，就会像针一样，扎入包括肺泡在内的肺组织，难以再排出体外。随着吸入的石棉纤维越来越多，会进一步导致尘肺，甚至肺癌等疾病的发生。

原来石棉不只对皮肤有伤害，它对肺的伤害更严重。尘肺和肺癌都属于绝症，只要得上，积蓄就迅速减少，痛苦逐渐增加，然后是呼吸困难，疼痛，大量咯血，呼吸衰竭，直至死亡。

为什么在干活前没有人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石棉对身体有害，告诉我们必须做好防护。甲方、工程监理、工长和安全员都没告诉过我们。是他们也不懂，还是他们怕我们知道这种危害？我想一定是后者，如果所有人都知道石棉会引起尘肺和肺癌，还会有几个人肯来干这活呢？就是有人肯来，那么要给多高的工资才能让人接受呢？

我心里经过一番较量，较量的双方互相摆事实，讲道理，最后想挣钱养家的我，战胜了怕石棉伤害身体的我，于是决定第二天继续去工地。这活儿一天三百二十元，比其他工地高五十元，五十元可不是小数目，我媳妇去包子铺做小时工，每天干三个小时刚三十元，我大嫂在一个小区里做保洁，一整天刚五十元。

我本来想找工地负责人，跟他说说石棉对人有害的事儿，犹豫一番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我能预知他会怎么回答我。他会傲慢地说，你可以走，有的是人想干。是的，我走后留下的空位马上就会有人补上。打工人眼里只有钱，为了多挣钱，可以接受一定的牺牲。最主要的是，满世界都是需要钱的人，一个接一个，前仆后继。

再干活时，我特意做了防护，戴口罩、戴橡胶手套，穿长袖衣服，戴套袖，领口处围上毛巾。当然，我这样做也不能完全防住石棉纤维。首先我戴的口罩不是防尘口罩，估计还有少量的石棉纤维穿过口罩，进入我的肺。但这已经不错了。只不过口罩透气性差，这么热的天戴上它，让我喘不上气。还有，虽然我穿长袖衣服，戴橡胶手套，脖子上也围了毛巾，但石棉纤维还是无孔不入，会寻找一切细小的缝隙，穿过我的防护，扎进我的皮肤，只不过量少了而已。

知道石棉的危害后，我曾跟工友讲过，叮嘱他们做好个人防护。但只有一部分人相信我的话，大多数人只认为我娇气，都是干活儿的粗人，没理由怕这怕那，只要是体力劳动就都对身体有伤害，外墙保温本来就很危险，如果什么都怕，不如回家睡觉，可钱从哪来？对于这些工友我无话可说，我理解他们，首先他们只相信看得见的危险，石棉纤维那么细小，吸进肺里也不会有什么让人难受的症状，至于若干年后才有可能出现的病痛，那太过遥远。其次，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者都有一种无畏的精神，这应该是一种代偿性的适应，它可以通过不断淬炼出来的粗犷性格，去蔑视或抵抗外界环境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我不知道，这些工友后来有没有人因为石棉患上尘肺或者肺癌。我想不应该有，一是我们总共也就干了两个月，和石棉接触的时间不是很长，进入肺里的石棉纤维很少，得病的可能性应该很小。二是他们和我一样，都穷，也都善良，这样的人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高高在上的神心怀怜悯，应该适当地向他们身上施加一些小小的运气，而不是追加病痛。

就是相信我的那几个人也没有坚持戴口罩，天气太过闷热，戴着口罩太过憋闷。就连老郑都是这样，他只戴了两天，就再也不戴了。他有他不戴的理由，他说，这么多人不戴，我就不信都能得病，就算有得病的，也不一定就轮到我。当然，他也有自己的防护办法，每当他拉锯时，他都会紧闭嘴巴，把脑袋躲到凹空挡出来的一块阴影里，以他的认知，石棉纤维是喜光的，只在阳光下漂浮。

天太热，表针都懒得转，我虽感觉已干了很久，可一看手机，才刚刚九点。我和老郑的水都喝光了，我俩把瓶子装在胶桶里放下去，让徐姐给我俩灌水。搅胶那有自来水，温突突的，还有一股汽油味，但总比没有强。从早上到现在，我的汗水几乎没有断过。我的身体像一个巨大的水袋，储满了水，这些水冲开了我身上每一个毛孔的盖子，不停地向外冒。身体里的水刚减少一点儿，我就捧起瓶子，咕咚咕咚把水灌进去。我的胃不断地膨大，身子一动，就咣当咣当响。我的衣服水淋淋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紧紧地溻在肉上，再加上安全带紧箍着，这让我的皮肉痒得难受，总想伸手进去痛快地抓抓。脸上的汗水最多，我的脑袋就像正在融化的冰块，汗水小溪一样向下流，流进眼睛里，像辣椒水。手上黏满了黏板胶，根本没法擦汗，我不得不来回扭着脖子，再勾着脑袋，用脸去蹭肩膀上的衣服，当是擦汗。最难受的是我的大腿根也出汗，湿漉漉的，稍一迈步就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裤裆如同藏着一只蛤蟆。头发里也都是汗，安全帽一点都不透风，还不敢摘下来，不戴安全帽罚款一百。

干完一步跳后，我和老郑开始返跳板。跳板是六公分厚的松木大板，每块有几十斤重。返跳板时我右脚的大脚趾被砸了一下。我和老郑分别站在跳板的两端，抓住跳板，刚直起腰，还没有向上举呢，老郑就脱了手。他那一端的跳板砸在了脚手架上。受到震动，我这端也没有抓住，跳板的立面瞬间砸在了我右脚的大脚趾上，我惨叫一声，疼得连续在横杆上跳了两三下。我呲牙咧嘴地脱下鞋，又扒下袜子。我的大脚趾明显发红，虽没有想象中的血肉模糊，却十分疼痛，我估计里面的骨头受了伤。老郑忙过来查看，还试图用脏手帮我揉大脚趾，被我恼怒地推开。

之后不几天，那个趾甲就慢慢地开始变黑，从根部向上，黑逐渐蔓延。又过了一个多月，那片趾甲脱落，里面长出了一片新的趾甲。我的脚天天出汗，加上干活儿时鞋不透风，一捂一整天，所以原先我的这个趾甲被真菌感染了，是灰趾甲，暗黄色的，很厚。没想到脱落后长出的趾甲是健康的趾甲。真是因祸得福，我应该感谢老郑才对。

返完跳板，我和老郑从窗口跳进楼里。我摘下手套，手已经被捂得发白起皱，像溺亡者的手，有一股酸臭味。我又把围在脖子处的毛巾取下，把上衣脱掉。楼里阴凉，还有一丝微弱的穿堂风，舒服极了，我真想就此耍赖，四仰八叉，从此再也不出去干活儿。

我从兜里掏出烟，烟盒是瘪的，早已被汗水溻湿、溻软，好在里面仅存的几根烟还是干的。我捏出一根，用指头捋直，向老郑比了比。老郑摆摆手，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开始卷旱烟。我跟他说好多次了，出来干活儿就得抽成盒的烟卷，因为时间有限，抽旱烟太费事儿，别人嘴里都冒烟了，他还没卷成型呢。可他就是不听，梗着脖子说旱烟有劲儿。其实我知道，他就是想省钱。

老郑比我大八岁，出了大半辈子力。他儿子正读大学，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他必须争分夺秒地干。他儿子是他的骄傲，他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他儿子，都把我听烦了。他说他儿子大学毕业后就去南方发展，准定能找个好工作。又说，等他儿子结婚生孩子后，他就不干了，就和媳妇去哄孙子。他一说起这些就满面红光，像打了兴奋剂，干活也更起劲儿了。

二〇一八年秋，工地下班早，他被工友拽去喝酒。他平时舍不得喝，那次别人请，难免要放开量，于是就喝多了，晚上谁也留不住他，非要回家不可。他的破摩托车没有车灯，他骑得又飞快，那几年经常有拉残土的翻斗车图省事，半夜把残土偷偷卸到公路边上，那天晚上他就撞上了一堆刚卸下来的残土。他飞了起来，摩托车摔得稀碎，他也受了重伤，腿断了，从此失去了劳动能力。老郑拖着残腿告了好几年状，也找不到谁倒的残土，最后公路局勉强赔了他三万多块钱。一晃好几年没见他了，也不知道他和他媳妇去没去南方哄孙子。

天越来越热，干到十点多时，我右手边的老李热得受不了，摸出手机给工长打电话。手机在他的裤兜里沾满了汗水，闪着湿漉漉的黑光。不行咱放假得了，太热了，实在受不了了。他对着电话说，同时俯身看着楼下的工长。工长正光着膀子坐在阴凉处。不能放假，甲方着急完工验收，工长说着，从阴影中站起身，往前走了几步，走到了太阳下，好像被晒疼了，马上又返回了阴影里。老李不甘心，继续说，国家不是规定超过多少度就不让在室外干活了么？工长急眼了，在楼下跳着脚对电话喊，那是指国家正式工人，你是么？可我快热死了，老李说。他的脸上不住地向下淌着汗，几缕湿头发从安全帽下露出来，贴在脑门上，像被牛犊子舔过一样，黏乎乎的。那你就回家，明天别来了，以后也别来了，电话里传来工长的吼声。老李无声地挂断了电话，骂了一句娘，转过身接着干活儿。他灰色的衬衫全湿透了，粘在肥胖的背上，像蒙着一板刚点完卤水的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