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场老板娘

豆花饭店

豆花饭店开在村街上，没有招牌，简单的两间门店。一间门店坐着三口锅，两口山水锅，一口双耳锅。中间山水锅中盛满白白嫩嫩的水豆腐；面对门店左侧坐着的山水锅中装着比水桶还粗的大甑子，缭绕的烟雾，证明米饭已熟；右侧双耳锅中则是沸腾的白水，用以蒸煮乡场能卖的一切吃食，比如饺子、米皮、粉条、面条等。

另一间门店正中间摆着一张大大的四方桌，四方桌上放个罐头瓶子，瓶子里插满蒸煮过的筷子，还有一个较小的土坛子，装满一罐食盐。方桌四方蹲着高脚条凳，宽窄十五厘米左右，与方桌边长不相上下，以供进门吃饭之人用。

门店的门槛就不一般了，高达三十厘米，若进门不高提脚步，很容易被绊倒。小时，常把门槛当马骑，嘴里还发出扬鞭策马吆喝的叫声，也趴在门槛上哭泣过，当然，也站在门槛上与姐姐们比试过身高，这仿佛又成了我们的高跷。但就算这么高的门槛，也阻挡不了前来吃水豆花的人。

这是母亲经营了十多年的豆花饭店，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入初中的小女孩，母亲则是一个年过四十的中年妇女，我对母亲开饭店的辛酸与劳累无从体会，倒是养成一日不吃水豆花心就欠得慌的毛病。每到赶场日，我们几姊妹就端着个大花碗，舀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把水豆花从锅中请到饭碗中，拌上一大勺辣椒油，一小撮鱼香、小葱，少许味精、酱油、盐。一口米饭，一口水豆花吃起来，那种滋味到如今想起来，也是美得无法控制。水豆花嫩得一滑就进入我们的口腔，再如坐滑梯一样溜进我们的胃里。大姐在吃水豆花时，都不用牙齿，嘴左右挛一下就直接进入肚子。嘴皮上还粘着一些红红的辣椒油及白白的豆花渣，看上去一点反胃的感觉都没有，反倒觉得她吃得那个香，我们吃的欲望一下子就被引流而出。不吃上个两大花碗，都觉得对不起迫切的眼珠子。

我们的这种吃法算是天下第一家，一般人吃豆花饭，是一碗米饭，一碗水豆花，一碗辣椒水，虽然也是一口米饭，一口豆花，但却如吃小炒下饭，而我们如吃水豆花盖饭，两者有着质的区别。前者把米饭的香味、水豆花的香味、辣椒油的香味隔绝享用，后者则把它们三者的香味混合一处，既入味又新奇。母亲调侃我们说：“一群好吃嘴。”母亲的吃法就传统了，因为她不是辣椒虫，吃水豆花时，象征性地蘸一点辣椒，一口豆花，两口米饭，还带两口告水，唯有这样，她的胃才能消化。

母亲说：“吃水豆花不能吃醋。”我们也从未在吃水豆花时放入醋这种调料，也许是因为两者都具有酸性，综合在一起水豆花就失去本身的微酸甜味，优越性全被醋给抢了。但母亲还有一个很怪的要求，说：“没开张前不吃，开张后才可吃。”我们就盼望着水豆花赶紧开张，好乐享美食，满足我们盼望已久的味蕾。有时，父亲在未开张前就开吃，我们就心怀嫉妒地想着父亲的那碗豆花饭，疑惑着母亲说过的不开张就不能吃这句话，为什么对父亲不管用呢？我们都是胆小的孩子，依然要等到开张以后才大张旗鼓地享用。

我们成了母亲豆花饭店的忠实粉丝，不知道母亲看着我们的吃相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没问过母亲，如今已没机会问。每一位母亲都是伟大的，孩子的温饱问题是母亲最为上心的事。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吗，说什么有一种饿，是妈妈觉得我饿，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我冷。

我给母亲悄悄取了一个名字—豆腐西施，那时，我学了鲁迅先生的《故乡》，文中那个细脚伶仃的豆腐西施给了我灵感，我觉得我的母亲也是豆腐西施。但母亲这位豆腐西施不同于杨二嫂。母亲没有细脚伶仃，没有擦得如白纸一样的脸。母亲是高挑匀称、干练麻利的，一头浓密的黑发虽已嵌入些许白发，但仍不失中年女人该有的老练稳重以及韵味。村街上的邻居，每到赶场日，都喜欢端个大瓷钵，花上两块钱买上一碗水豆花，回家慢慢享用。在母亲舀豆花的空当里，邻居还不忘说一句：“老宋，多舀点，你家的好吃。”母亲则沉默表示同意，但等村人远去，母亲会嘟哝道：“又不加钱，尽想吃便宜。”

这个村人，我认识。她家就在老供销社对面，至于是不是供销社的老员工，我不得而知。那时，只知道她开着一间门店，门店里有各类生活用品及农用产品，生意在乡场上不是一般的好。她说话语速特别快，也有一些粗重的鼻音，一般情况你是不知道她在说什么的。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夏天时，除了被衣服包裹起来的那部分身体不知道颜色以外，凡是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身体，都白得如家中墙壁上的水纸一样，有着一种和乡人天然的不同，也给人一种道不出的距离感，总感觉她和我们不是同一类人。她的穿着也是非常时髦的，常常是乡人不敢尝试的大红大绿，或者大花，脚上一双说不出是什么质地的拖鞋，反正看上去既好看又昂贵，心里是有一些小羡慕的。还有她那头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村里到发廊剪发的人少得可怜，她就已经是一头如刺猬一般的卷发，既洋气又与众不同。

她见了我，老是反复问我：“你是赵某某的姑娘？你要喊我娘妈哟。”我也就顺从地喊她一声娘妈，她高兴得好像自己是全村人的娘妈一般，瓮着鼻子再次说一句：“这个姑娘硬是乖。”后听母亲说，她男人姓赵，已与她离婚，离婚后，男人离开村街，不知道云游何方，一直未归。她带着前夫的女儿，又在村街上寻下一个男人，也不说结婚与不结婚的事，反正同一个被窝睡了就是夫妻，若哪一天不想睡了，也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母亲对这些是持鲜明态度的，母亲不太欢迎她到我家来端水豆花，就算是照顾母亲的生意。看来，我的母亲有着自己认定的一套做人原则，所以才会在她离去之时说上那句“又不加钱，尽想吃便宜”。其实并不是在乎钱的问题，而是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这种人的不喜爱，反感。

至于这水豆腐是怎么炼成的，首先得从原材料上说起，母亲会在赶场日趁闲时去收购颗粒饱满、抓起落下噼啪作响的黄豆放在家中干燥处，储备好，等到赶场前两日再拿出，剔出其中残缺的黄豆以及少有的沙石。母亲担忧自己的双眼不够精明，就算这样挑选过的黄豆，依然会用筛子再筛上一遍，以确保残缺的黄豆及沙石被挑得一颗不剩。也有乡人主动把黄豆送上门，母亲总会用她的手和眼打量，再确定是否需要，若黄豆确实好的，母亲会立马过秤付钱，若黄豆不如意的，母亲也会立马摆头推脱说：“黄豆还有，暂时不买了。”我见过母亲用筛子簸出残缺黄豆及沙石的样子，母亲站在一方案桌前，双手握住筛子的边缘，高于案桌左右筛起来，黄豆如听话的孩童一般，随着母亲手势的变化被簸到指定的位置，残豆和沙石绝不会相互交叉抢占彼此的位置，都乖乖地待在它们该待的位置，再一扬筛子，筛孔漏不下的残豆沙石就被母亲扬到地面。这样反复三四次，黄豆可以说已经无任何可挑剔的瑕疵。

我让母亲把筛子给我，我也想筛一筛，当端起筛子时，才发现要让黄豆如听话的孩童般，简直不是一般的难。滚来滚去，既筛不出沙石，还把黄豆搞得四下滚落，还得费力捡拾满地的黄豆。我问母亲：“我怎么筛不起。”母亲只是笑。这里的诀窍母亲无法用语言表达，也无从书面教授于我，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母亲只是以我还小为理由，说：“等你长大了，自然就会筛了。”我信以为真，觉得只要等我长大，筛个筛子有什么难的，又不是什么高科技。但当我成年以后，再次拿起筛子，依然簸不出沙石，才突然明白有些事情并不是你长大了就会，有些事情在你有选择的情况下，你可以规避事情的难易度，甚至淡忘这件事情的存在，在用心与用情上少之又少。但，母亲不能，在那个年代，作为农村妇女的母亲，作为要养活这么多子女的母亲，生活技能的多样性、丰富性是母亲的必修课。

接下来就是泡豆子。泡豆子也是很讲究的，水温的高低、时间的长短、气候的不同都得考虑。季节不同，自然水温、时长就会有所区别，且黄豆的多少也有区别。农忙时节，赶场的人少，黄豆相对来说就要少一点。夏季也是如此，水豆花在高温之下会变酸，酸了的水豆花再发酵一下就变成了臭豆腐，这样有超负荷酸味的水豆花是卖不了钱的，母亲也不会用这样的水豆花招呼她的客人。所以，农忙时节和夏季水豆花要估摸好量的多寡。冬季是水豆花生意最好的时节，忙碌的人们可在冬季这还算闲暇的日子里，赶到乡场上，看看，玩玩，逛逛，吃吃，愉快而满足地度过干冷的冬日。母亲对这些了如指掌，以至水豆花场场被一抢而空。一般情况，春夏秋三季豆子泡的时间不超过三小时，水温不高于三十度；冬季豆子则要泡上五小时左右，且水温不低于四十五度。

豆子泡好以后，得磨打成豆浆，每到赶场日凌晨三四点钟，我家的豆浆机发出轰轰的声音，我们就知道母亲已开始磨打豆浆。这时的豆浆还是生豆浆，需放入门店里中间那口山水锅中熬至沸腾，再以纱布过滤豆渣，滤出纯粹的豆浆。纱布被母亲卡在可自由活动的十字架上，十字架撑开，纱布也就自然撑开形成袋状，再用铁钩把十字架挂于山水锅旁边，等豆浆一沸腾，立即用铁勺舀起，迅速放入袋状纱布中，一人手握十字架，不停左右前后滚动起来，过滤出的才是可以变成水豆花的豆浆。再把这样的豆浆放入干净的山水锅中，加入告水，放点疸巴，两三下，豆浆就凝固成嫩嫩的水豆花。这个活儿母亲一个人也可完成，若我们起得来，也会帮着摇滚十字架，若我们懒在床上，母亲也不会责备叫喊我们，任由我们睡醒了再起。母亲说过：“若豆浆已放入锅中准备点水豆花，我们就不能起来，若起来没洗脸，被豆浆看到，豆浆就点不成豆花了。”我们正好有这么一个借口继续酣睡，等到门店有隐约的喧哗声，或者有人喊：“老宋，起得早也，豆花都整好了。”我们才赶紧下床，洗脸漱口等待开张。

母亲喜欢女顾客来开张，她说：“女顾客开张的话，生意一定好。”我们不知为何会这样，但母亲说已试过很多次，每一次女顾客来开张，我家的生意都很好，不会留下一点水豆花渣渣，十二点过一点就准时卖完。久而久之，这名前来开张的女顾客和母亲熟稔起来。每次一来，还在门店外，就大声喊起来：“老宋，来一碗豆花饭。”母亲也答应得很干脆，亮开嗓子笑盈盈地应着：“老娘早也。”这位“老娘”，就是这位女顾客，她是一位做生意的阿姨，我们那个地方不叫阿姨，比母亲岁数小的就喊嬢嬢，比母亲岁数大的，关系又随意的就自称老娘，旁人也就跟着喊老娘。她在乡场上收购一些鸡蛋、鸭蛋、鹅蛋、瓜子、花生之类的吃食转手到市里出售，能卖个好价钱。

这位老娘“救过”我。母亲的水豆花一般在中午十二点一过就被吃得光光的，剩下还有大半天时间，母亲觉得浪费了可惜，就在门店的三口灶里按了一口小锅，卖点饺子、粉条、米皮、面条之类的。这天，有一乡人前来吃饺子，可母亲在忙着收钱找钱，一时抽不开身。我自作主张地学着母亲的样子把盘子里的饺子放入锅中，看着饺子活蹦乱跳地浮出水面，记得母亲说过，饺子浮起来了，就证明熟了，但没记住浮起来还得煮上一两分钟，才全熟透。于是，我手忙脚乱地把饺子舀入碗里，小心翼翼地端到客人面前。客人从罐头瓶里取出筷子，慢慢品尝起来。等到吃完付钱时，客人对我说：“饺子还差点火候，没熟透。”我面有难色，不知如何是好，客人的意思是饺子没熟透，想不给钱，或者重新补吃一碗。我的心在此刻是发慌的，正等着客人发话该如何处理，却听见从门外进来的“老娘”说了一句：“你这个人搞笑得很，没熟透你又吃完了，吃之前你不说，吃了你才说，啷个证明了，你尽黑人家小娃娃。”客人好像被汤圆噎着一般，一个字都没说，就悻悻地离开了。

母亲的水豆花卖两元钱一碗，加上米饭也就三元钱一份，后来涨价到五元钱一份。这一份里，母亲还免费送一份酸菜。有些顾客为了节约钱，就要一碗饭，用送的酸菜和油辣椒拌饭吃，也可以管一天。也有一些顾客是专为水豆花而来的，不要米饭，就要一碗豆花，再加上二两烧酒，吃起来美滋滋的，临走时，还不忘喝一大碗告水，满足地说：“下场再来。”也有一些专找告水喝的人，母亲拿个大碗挖上一大碗给对方，对方喝完道谢时不忘说一声：“好甜的告水。”

母亲的豆花店里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方方的脸，脸上有一双小小的眼睛，眼睛下是一个有着特殊气质的鼻子，鼻子很宽很大很饱满，鼻子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坑洞，还略带红色，我们称这样的鼻子为酒糟鼻。嘴唇薄而红润，语速极慢，声音也细弱，宛如女人的声音，且每次说话都客气的小心翼翼的样子。他的到来，是静默无声的，好像是踏着凌波微步来的，又好像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让你猝不及防。

有时，已经进到门店，我们却全然没发现，有时，已经和母亲交易完毕，我们才意外地发现他来过了。来的时候，肩臂上永远斜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皮包，皮包看上去虽然四处脱皮，但他却如保护心肝疙瘩一样手护着。进到门来，就用低低的温柔的声音说道：“宋先。”母亲迎上前去，不用言语，接过他递上来的皮包，望一下，问道：“多少斤。”他报上数字，母亲就进到里屋把皮包腾空，快捷地把钱付给他。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乡场五天一场，一年大概有五十多场赶场日，他至少来三十场，场场都不空手来。包里不是装上一点豆子，就是一点大米，要不就是一点苞谷、麦子之类的。看着母亲和他神秘的交往，激发了我年幼岁月里的好奇心：母亲怎么对他这么客气？明明刚才有人想卖麦子给母亲，母亲还言说不要，但只要是他皮包里的任何东西，母亲却没有推让过，统统付钱收下。我问母亲，母亲好像心情一下沉重起来，似乎有不好说出的理由，但还是告诉我说：“他是同门中的亲戚，你们要喊伯公，他命苦得很。”说完这些，母亲似乎要落泪的样子，眼睛红红的。我明白了，母亲是在帮助他，我善良的母亲一直在积德行善，她不单单是一个商人，一个生意人，一个农村妇女，她身上有着无数的身份重叠。可，就算伯公贫穷，现在已经市场自由化，私人可以买卖商品，他的商品完全可以放到集市上去卖，为何偏偏只给母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