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罐

黑乎乎的药罐又在炉火上“咕嘟咕嘟”地响着，“咕嘟”出满屋子的药味。姥姥说，这是药香。

药罐很丑，通体全黑。仔细看，依然能看出它土灰的底色。罐是工艺最简的陶，泥土火烧而成，本质依然是土。粗糙的陶承载着土的厚重、质朴。粗糙里，岁月的光若隐若现。烟熏火燎的日常，给它朴拙的外表烙上了沧桑的印记。五味杂陈的百草，积淀成它内心的灵性和深厚底蕴。时光和百草的精华，青春和光阴的故事，浸润着它，药罐慢慢成了精。

师父说：苦，草字头，古字底，是古老的草的味道。我想，苦的颜色一定是黄的。那个黑乎乎的药罐煮了草，是黄的，很苦。

最初见它，我六岁。那个下午，姥姥在靠近西屋墙根的不远处支起三块砖头，黑乎乎的罐子蹲在砖头上，里面有水，泡着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干草。“这是煮的什么饭？”我好奇地转着看。“不是饭，是药。小燕子喝了药就能飞上天了。”姥姥轻轻地摩挲着我的小脑瓜，抬头看了看天井上面的天，我也跟着抬起头看。天灰蒙蒙的，连一只麻雀也没有。

“药？我不吃药！我不吃药！”我发狠地推开姥姥的手，下意识地跳到离姥姥老远的北屋门口，气急败坏地吼。年幼的我并不丰富的味蕾，早已被药浸得苦涩、漫长，就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苦河流。大片小片的药，成摞成摞的药盒，一瓶一瓶的药水。记忆随着愤怒和委屈奔涌出来，泛出各种苦的味，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医院走廊、病房里那种刺鼻的混合药水的味道，趁机钻进我的鼻腔里，竟然在眼睛里决了堤。躲不掉的苦疯狂地充斥在这个四方天井的每个角落，跑进我的心里，也跑进姥姥眼角深深的褶皱里。苦到处都是。

最终姥姥还是哄我喝了那碗浑黄的药汤，像每次哄我吃下一小把的药片一样。热气腾腾的药汤蒸腾出动物尸体的腥膻味，还有浸透骨髓的苦。热乎乎的，令人作呕。我按照姥姥说的，吸一大口气，憋着，一口气喝下去，喝完再喘气。还是想吐。药汤像逆流而上的鲑鱼，穿过胃，食道，又返回到喉咙、舌头，在破口而出的一瞬间，我使劲闭了眼，硬生生地咽了回去。咽出来一个寒战，满头冷汗。夏日里野草一样疯狂生长的苦、辣、酸、咸、涩，自口鼻急速蔓延，到胃，到心，灌满每个细胞，“咕嘟咕嘟”地冒着黄色的泡儿，最后变成眼泪藏在眼里，亮晶晶的。因为有一次吐出的“苦水”是黄的，还有一次听村口大柳树下老太太们说过一句“哑巴吃黄连”的话，我就自作主张地把苦给了黄，并固执地认定黄连的苦也是因了它的“黄”。

刻骨铭心的苦，让我恨死了那个黑乎乎的丑家伙。一定是它，把草变苦了。我几次动用我的小木槌，都没有砸烂它。我用尽力气把它搬到猪圈后面那棵大槐树底下，盖了草。不知怎么，它又跑回到那三块砖头上，盛满了黄色的汤。几次过后，我确信，这个药罐成了精。我想，一定是我偷偷打开过姥姥藏在柜子最下面的盒子，放出了童话故事里那个可恶的老巫婆，她变成了药罐，盛满了黄色的汤，天天让我喝。我小小的世界里一片黄澄澄的苦。

我又一次哭闹着打翻了一碗盛满苦的黄汤，姥姥疯了般紧紧地抱住我，紧得我透不过气来。那双手，颤抖着，收得愈来愈紧，像一对用尽力气钩着的干巴鸡爪，箍着我动弹不得。我窃窃地抬头，一滴水落在脸上，流进嘴里，咸味弥漫，氤氲出微微的苦，泛着姥姥眼睛里惯有的恐惧和不安。姥姥的眼泪咸咸的，咸到发苦，有恐惧的味道。我怕了。我还不懂，我每次发病时，姥姥眼底深处藏不住的恐惧。我不懂，却总会莫名地害怕。我不动，也不吵，任凭姥姥搂着。姥姥的味道是咸的，我的味道是苦的。我沉浸在孩子的天真里，喜欢用每一种具体来表达虚无。

母亲讲的故事，如下雪天的母亲一样忧伤。母亲的故事里有雪。那年，春天的天空里飘起了冬的雪。雪花翩翩，像极了天使。素净的天地背景，清凉的空气微风，只为迎接那个姥姥取名叫夏雪的女孩儿。我想，究竟是多圣洁的生命，才需要这般虔诚纯粹的仪式来洗礼。村里人惊异于这场四月里的雪，惊叹于女孩儿晶莹、灵动的出场。家里人欢喜莫名，姥姥尤甚。只有姥爷的沉默，与这雪、这欢喜格格不入。他低头看了女孩儿，又抬头看了天，抽出烟默默地吸。夏雪没有辜负那场惊艳了时光的雪，冰雪一样聪明可人。母亲说，她六岁的小脸，像医生手里那张化验单一样，苍白，惨淡。她患了一种罕见的恶性血液病。母亲说不敢看她的眼睛。那双洒满星光的眼睛，被反反复复的发烧、出血，各种各样的检查、治疗，折磨得失去了光彩，疲累、黯淡得令人心碎。从那时候起，药罐成了姥姥的宝，她把心疼、祈求、希望和药草混合到药罐里熬。药罐成了姥姥的信仰，熬药是她最虔诚的朝圣。又熬到一年寒冬。一夜北风，世界一片茫茫的白，晶莹剔透，清凉干净，像极了夏雪一袭白裙的模样。雪的白，盖住了大地的黄，盖住了落叶的黄，也盖住了苦的黄，却没能盖住她鼻腔里止不住喷涌而出的血的红。那片血，刺目，扎心。她踏雪而来，又乘雪而去。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姥姥歇斯底里地捶打着姥爷哭号，怪他当年说了那句不吉利的话，老天爷竟然当了真。姥爷沉默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呛得满脸灰黄。我的小姨是一个雪孩子，最终化成一片白茫茫的荒原永恒地洒在了爱她的人的心上。小姨的故事，让我懂得了母亲下雪天的忧伤，懂得了六岁那年我生病时姥姥眼里的惊慌，也懂得了姥爷越来越孤独的沉默。这个老头儿怕了，怕了老天爷，更怕了自己的嘴。小姨出生的那天，他只说了一句：“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孩子，怕是不吉利。”竟一语成谶。

姥姥还是每天膜拜着她的药罐。她的“小燕子”在“咕嘟咕嘟”的药草汤里慢慢修补着羽翼，有一天飞起来了，盘旋在天井的上空，看着被烟熏火燎得愈加黑乎乎的药罐依旧蹲在摆成“Y”字形的砖头上，看着姥姥依旧不紧不慢地熬药。她一会摇着那把早已看不出颜色的破蒲扇对着炉火扇风，一会又忙不迭地抽出一两根冒着通红火苗的桑枝，还不时小心翼翼地用筷子搅拌一下“咕嘟”着的药。她虔诚地把药罐熬成了精。生命里的很长时间，我都坚定地认为，药是世界上最苦的东西。后来，我迷茫了。应该还有什么东西比药更苦吧？没有人告诉我。药罐无言，却是它最终答复了我，它说：“这世界原本就没有所谓的‘最’。 苦不只是苦，咸也不只是咸。苦尽了会生出甜来，咸到极致就成了苦。”懵懂之间，我从虚无中看到了真实的模样。我揉了揉眼，想看得真切，却找不到了。我更加确信这个药罐成了精。它还揭穿我的天真。它说：“黄不专属于苦，黄还是明媚、温暖、灿烂和希望。白也不专属于忧，白还是明亮、纯粹、圣洁和高远。”它还在絮絮地说，我却早已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它不语，就像不曾开口与我说过话。它被百草熏蒸浸润得内心黑亮，泛着深沉、坚定、高贵和神秘，让我莫名地安心。我幻想去窥探它的秘密。它，最粗陋的陶，坚硬了的土，成了精，熬了百草，熬了岁月。

黑乎乎的药罐又在炉火上“咕嘟”出满屋子的药味。为我熬药的那个人最终成了神。我用姥姥的药罐为自己熬药。药罐是姥姥的宝。她说，这叫熬。她说，熬啊熬，草就成了药了；熬啊熬，小燕子就长大了；熬啊熬，人也就老了。我疑惑，试图揭开“熬”字的本质和真相。

我开始梳理我与“熬”的过往。黑乎乎的药罐在炉火上“咕嘟”出满院子的药味。姥姥说，这叫“熬药”。联想到熬粥，都和水有关，意为把东西放到水里煮，同煮。这是我对“熬”的最初印象。后来，姥姥又说，“熬啊熬，小燕子就长大了；熬啊熬，人就老了。”这似乎有点难了。熬怎么能把“小燕子熬大”，把“人熬老”？我半睡半醒的认知有些模糊。恍惚中来到姥姥家村口的大柳树下，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磨得光亮的石头上说着别人家的闲话做针线。她们又说起秋姥姥家的事。秋姥爷因为瞎了一只眼，好不容易讨到的媳妇手脚有点慢，秋姥爷的娘对媳妇极不待见。她们说秋姥姥半辈子都“跑不出她婆婆的手掌心”。秋姥爷的娘走的时候84，出丧时哭得最痛的是秋姥姥。她们说，秋姥姥那是哭自己呢，哭自己大半生受的苦。她们还说，秋姥姥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我又不懂，媳妇就是媳妇，怎么就熬成了婆。后来上了学，又学到关于“熬”字的种种，熬夜，煎熬，熬不住，熬出头。稀里糊涂地大致懂了，但凡“熬”字，一般都和苦难黑暗的东西有关，好事人们都不说“熬”。

三十多年的光阴划过，药罐仍然时断时续地熬。诚如姥姥所说，“小燕子长大了”。是药罐熬的，也是岁月熬的。我始终放不下对“熬”的执念。

据《说文解字》：“熬，干煎也。从火，敖声。”本义为煎干、炒干。以火熬，这是祖先的智慧。《现代汉语词典》熬字的第三个释义为：动词，忍受（疼痛或艰苦的生活等）。忍受的过程就是熬。想起清明陪母亲回乡下，村口的胖奶奶亲热地拉着母亲的手，说：“秀儿，你在城里享福了，总算是熬出来了。”说着还用裂了口子的手揩了一把藏在皱纹堆里深凹进眼眶里的眼。那双眼睛，潮润，浑浊，透着温暖的光。母亲笑了笑，攥着胖奶奶的手，没说啥。母亲和胖奶奶是有着特殊感情的。这些年，母亲总是和我们说起前些年的一些事。下地或打零工回来，家像坟地一样黑魆魆的，寂静冷清得瘆人。黑灯瞎火的家里锅清灶冷，又累又饿的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向锅台生火做饭。最暖心的常常是揭开锅盖的那一刻，锅里盖着用笼布包裹着的几个包子，有时是几角油饼，或者一碗冒着热气的菜汤。母亲说，大多是胖奶奶送来的，有时是左邻右舍的婶娘们送来的。我和弟弟都知道，母亲一定是哭着咽下那些饭的。人到中年的我们，都懂了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父亲走得早，我和弟弟都没成人，还有一个半傻的叔，单门独姓的一户人家，全靠一个女人支撑。冷飕飕的夜冰凉，小村里的女人们安稳地睡了。初春的田野是属于男人的。命运让母亲活成了男人。母亲光着脚，挽着裤腿，拿着铁锨，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黑漆漆的田间地头，像个男人，后来成了泥人。风吹过，夜，凉得透心，冷得刺骨，静得吓人。“突突突”的抽水马达声混合着送水带里刷刷啦啦的水流在幽深空旷的黑暗里传出去老远。母亲的腰越来越弯了，脊柱突出来，向上拱起，瘦弱单薄的背像极了草原上嶙峋的山。母亲活成了山，她用山的力量为我们撑起一片天，让我们有家。弟弟的婚事很是曲折，或许是命里的劫吧。弟弟结完婚的那天夜里，母亲哭了。她第一次哭诉她的苦难和委屈。“因为我死了男人，就丢人了吗？就矮人半截了吗？就成了不祥的怪物了吗？别的人家娶媳妇，忌讳，我躲得远远的。自家娶媳妇，铺的盖的吃的用的，哪个不是经我的心我的手操持，谁让我是他娘啊，我躲得了吗？拜天地时给媳妇塞个红包，就有罪了吗？我盼了那么多年啊……”母亲凄凉的声腔里透着扯裂心肺的疼痛。她哭诉，更像控诉。大姑、大姨，还有一个我，皆沉默。我想起白天在天地面前，新人礼毕，母亲拿着大红包神采奕奕地准备走向新媳妇，旁边的二奶奶猛地拉了她一把，说：“你咋能去！”母亲瞬间了然，随手把红包递给了旁边的一个婶娘，由她交到新媳妇手里。在天井的古老、简朴、愚昧的拜天地仪式上，母亲从头至尾都是笑着的。她两手交叠握在身前，不停地换来换去。我目睹了这一切，看到了倏忽间母亲眼光里的黯淡和利刃割心后的痛楚和隐忍。那个时刻，也只有笑是最得体、最相宜的。母亲硬生生用笑献祭了屈辱，成全了那个凉薄的所谓的“吉祥”。

这几年，弟弟把母亲接到了县城，小村子里的人都说，母亲熬出来了。“熬出来”三个字，令人欣喜。令人欣喜的东西常常都轻飘飘的，母亲“熬出来”的欣喜却沉甸甸的。母亲将自己熬成了一个药罐。她熬了生活百味，把自己的卑微、不幸熬出生命的本色和韧性。四里八乡德高望重的老何，我的姑父，每每和后辈的我们提及母亲，总是重复着那句话：“你娘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小村子里那个瞎了一只眼的坏人连银，见到母亲，总是那句：“秀儿，你在村里没闯瞎包（没丢人）。”

药罐一直在火上熬着。“咕嘟”出的药味飘散得到处都是。思绪也飘散得到处都是。又想起姥姥，那个熬出神性的老太太。她常说，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药草也有。心无旁骛地熬，把心熬进去，药有了心，喝了才管用。她又说，熬药最讲究火候。火候不够，熬不出药劲；熬过了头，就成了毒药，喝了会死人。她还说，熬出的汤药不能吹，一吹就把药里的神吹跑了。她说话时眼神里的那份笃定和庄严，如镀了落日的余晖，使她像极了一尊佛。熬了半生，我活成了姥姥。我学着姥姥的样子把心熬进药里，用心专注地熬药，生活。我已明白，好东西都是熬出来的。凡熬，都要讲究火候。恰到好处的火候，刚刚好。眼前的老药罐，熬了千古岁月，还在“咕嘟咕嘟”地熬着。药罐煮了百草，熬出草的精华和灵魂，精纯的草就成了良药。人生熬了百味，熬出生命的真谛和精髓，烟熏火燎的过往也就积淀成了美好。我没有吹过熬出的汤药。在它慢慢变凉的等待中，我的心渐渐变得沉静、坦然，心神也随之安稳。“被吹跑的神”是人的灵魂。灵魂很轻，常常无处安放。终于，我读懂了姥姥。

我侧身坐在诊桌旁边，右手腕搭在脉枕上，然后左手。省中医院血液科里，那个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老头儿就在我对面。他诊他的脉，我想我的心事。心，习以为常得惨淡。这么多年，我早已屈从了命运。怎么补都补不上来的血红蛋白和血小板，是随同生命一同存在的。我早已习惯了中药西药轮番的各种补。补上去，降下来，再补，再降，再补。生命在这样的轮回里憋憋屈屈地生长，我在心灰意冷中苟且地活着。“孩子，打起精神，好好活。”他右手搭在我左手脉搏上，一脸平静，仿佛同我说话，又仿佛同风说。我看了看他，没有说话，用拇指摩挲着右手苍白色的指甲。“我女儿和你同龄。她从小身体很好，几乎没打过针吃过药，是个健康快乐的孩子。”我抬起头，敌视着他，突然为那两百块钱的挂号费感到不值。他正低头看着我病历本上的基本信息，若有所思。我确定他是在同我说话。“十六岁那年，她走了，意外。”我愕然。他终于抬起头看着我，目光温和，明亮。“所以，世间不幸的人很多，孩子，不要总是在不幸的阴影里痛苦，人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你这病不要命，好好调养，没事。”老头儿声音不高，不紧不慢的话语像春天的风拂在脸上，吹进心里，温暖，和煦，给我一种父爱的错觉。恍惚间觉得，他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样子，接近神，让我想起神话里化成老头儿的千年人参。他嘱咐我，药，一定要自己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