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村”的在场人与见证者

项静兼具批评家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她致力于“八〇后”作家研究，其批评著作《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既能从代际视野把握“八〇后”作家的时代特征，又能从细腻幽微处剖析作品的内在旨趣，走出了一条情理融通的研究路径。这种紧贴文本的批评方式与其小说创作枝蔓相连。她的第一部小说集《集散地》记录了“八〇后”一代人的成长轨迹，作家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小人物在空间转换下的情感流动，主人公从村庄到乡镇、县城，进而辗转至大都市，整部作品可谓是一部“进城”故事集。萨义德曾说，“对于没有故乡的人，写作成为居住之地”，尽管项静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农村生活的时间，但她依然还能够挖掘自己的童年记忆。她的第二部小说集《清歌》（2021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便是借助童年记忆书写故乡人、故乡事与故乡情，小说里的“傅村”便是其故乡山东泰安的化身，这部作品也可谓是她为自己的故乡谱写的一曲“清歌”。

《清歌》以故乡傅村作为叙述空间，记录了这片土地上人与物的变迁。相比于《集散地》来说，这部小说集中的时间意识更加强烈，通过叙述者“我”——“八〇后”的其中一员，牵引出了“我”的上一代乃至上上一代傅村人的故事，写出了“我”所了解的傅村人与傅村之间的情感交织，构建了一幅傅村人物谱系生态图，从而增加了文本的历史厚度，为读者呈现出一部傅村的村庄志。“傅村人”是一个未名的群体，他们是无数故乡人的缩影，项静通过“傅村人”这一共同身份联结起八个中短篇故事，以傅村为例展示了乡土中国的历史更迭，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共鸣，使“我”与读者成为傅村的在场人与见证者。

一

项静的小说叙述融入了散文的笔法，叙事语调平和、缓慢，她热衷于以朴素的叙事话语、细腻的白描笔法描绘傅村故事。小说集《清歌》展示了傅村日常生活背后的精神气度与隐秘的情感流动。人物是小说的灵魂，项静在傅村这一空间地域中塑造了乡村教师、乡村医生、“闯关东”者、电影放映员等较为特殊的人物群像，他们以顽强的毅力与生活作着困兽之斗，平凡却不失坚韧。

傅村人离去归来再离去，外村人进来又离去，他们虽然最终都背离了这一生存空间，但始终都受着这块文化土壤的滋养。其实，无论是留在傅村还是去往他乡，他们骨子里流淌的永远是傅村的血脉。《清歌》开篇便讲述了“外乡人”刘老师对傅村融入与疏离的过程。他是学区分配来的民办老师，是有理想、有追求的有志青年，也是外来文明的传播者。他带着文明的气息走进傅村，却在沾染了傅村的泥土之后离傅村而去。同时，刘老师也是乡村教师群体的代表，他们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向学生们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还有拓宽他们的眼界，改变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在“润物细无声”中推动乡村的文明进程。面对梁宁与王芬的争执，刘老师不做是非对错的评判，而是告诉梁宁“只有离开这里的人才有自由，你们以后要到远方去看看”。

身份建构问题是乡村教师所面临的一个巨大困境，因为他们既无法融入乡村伦理体系，又无法回归到城市文明中。一方面，外来教师常常会被农村人贴上“城市人”或“外来人”的标签，因此，在整个乡村系统中，他们是被乡村边缘化的人物；另一方面，乡村教师生活的“主战场”是农村，由于缺乏和城市的联系与互动，所以他们也面临着被城市边缘化的危险。刘老师无疑也处于这一困境之中，他的选择是积极融入乡村伦理体系：到村口下车时与村里人打招呼，不再把村里人送给他的食物回送，并且慢慢学会了吸烟，面对傅村人的盛情邀酒也不再拒绝，最后连傅村人都说老师不应该是他这个样子，他的形象与刚来时的斯文干净已相去甚远。然而，尽管他如此奋力融入，但最终还是与村里人有着不可言明的隔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要成为“村里人”的条件有两个：“第一是要生根在土里：在村子里有土地；第二是要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显然，这两个条件刘老师都无法具备。王芬母亲的去世使刘老师第一次与傅村产生了距离感，从而对乡村伦理产生了怀疑，他试图改变乡村的颓败，但意识到仅靠个体的力量根本无力做到，于是他选择了逃离傅村。他考了两次公办教师，都以失败告终。在傅村小学被唐田小学合并后，刘老师被调到圣井峪教学，终于离开了傅村。1996年转入公办教师编制后，他调入实验小学，两年后被提拔为该校校长，最后于2006年去世。刘老师去世时，只有梁莹与孙太太参加了他的葬礼，两位傅村人的到来，是出于对刘老师乡村教师这一身份的敬重，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傅村人虽尊重这一群体却又在无形中“毁坏”了他们。

《宇宙人》中，马林作为傅村的女婿，又是“我”妈妈的表侄，已然具备了成为村里人的条件，但他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能否真正成为傅村人，而是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自我定位。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普罗普认为民间故事的基本形式是“追寻”，即主人公总是在寻找一些东西。马林的哥哥马山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并且具有特异功能，马林也一直在追随哥哥马山的脚步努力成为宇宙人。其实，他内心真正追寻的客体并不是哥哥，而是世人的目光里那“被言说”的强者身份。马山和马林都是“被看者”，但由于哥哥马山人在军队，远离傅村，因而他的荣誉与光环需要弟弟马林去承担，于是，“被看者”的双重压力便降临到马林身上。马山是文本中虚无缥缈的存在，却始终主导着马林的生活轨迹。在父亲眼里，“哥哥马山就像军属门上光荣的匾额一样，是全家的精气神”。马林想当电影放映员的想法一开始遭到了父亲的否决，但在得到了哥哥的认可后，便获得了父亲的同意；在村里人眼中，马林之所以能取得民办教师的资格也是因为哥哥马山的面子。在潜意识里，就连马林自己也认为哥哥是电影里的主角，而自己永远只是配角。

对马林来说，哥哥是尺度与标杆，激励着他努力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但生活在哥哥的光环下，他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因而渐渐失去了自我。此时，叙述者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将马林的真实想法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在马林当电影放映员时，放完电影后，他被几个女孩子喊作“周里京”，之后好几年，他在村里都享受着“明星”的待遇，小孩子、女青年与男青年都很关注他，他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光环，也是第一次享受了马山的待遇，他不再是配角，而是成为自己故事中的主角。与哥哥看电影时，哥哥马山喜欢看那些热热闹闹的故事，而他关注更多的却是故事发生的背景、驿道和两岸风景。马林认为演员的角色大小并不重要，而哥哥则与之相反，喜欢那些打打杀杀的人，喜欢英雄式的人物。在观看战争片《年轻的朋友》时，所有人都喜欢充满战斗激情的赵真真，而唯独马林喜欢赵丽丽。“马林心里跟赵丽丽一样懦弱，即使主角都活到最后，他也不喜欢，他希望生活是风光片，不是武打片，也不是战争片”，一个真实的马林形象跃然纸上，同时，这也为他后来的自我蜕变埋下了伏笔。

马山的离世打乱了马林作为“追随者”的生活节奏，他不再是“傅村马山”，而只能以“马林”这一身份继续生活下去。失去“追寻”的目标后，马林曾一度陷入迷茫，“他没有找到拍电影的门路，而他电影中和生活中的男主角却消失了”。拍电影的理想就此破灭，马林被迫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上班放电影，下班当农民。当他想起马山时，发觉脑海中只有与之相关的一些碎片化的记忆，根本无法拼凑出哥哥完整的模样。“有时候他又感觉生活中好像从来没有这么一个人，而如果没有这个人，自己也就不存在啊，真是矛盾”。那些虚无缥缈的“追寻”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此时，他所要找寻的是属于“马林”的活法。于是，他辞去工作，离开傅村，选择去南方寻找新的出路，从而真正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

二

“闯关东”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历时最长、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移民迁徙潮。“闯关东”移民潮有两条路线：一条走内陆，从山海关向北一直走，大部分人要徒步一年才能找到落脚的村屯；另一条是走海路，从山东的胶东半岛经渤海到辽东半岛的大连港。山东人口稠密，灾害频发，据记载，到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的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闯关东”大约停止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改革开放，山东地区逐渐富裕起来，人们不必再背井离乡到远方寻找生计。到了九十年代，情况开始反转，许多当年闯关东的人的后代开始回流，回到山东。“闯关东”是小说集中经常提及的历史事件，其中，《见字如面》和《地平线》以“我”的视角写出了家族中大伯与叔叔们离开故乡闯关东的奋斗史。

《见字如面》中，村里的年轻人当时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关东，另一个是山西。无论是去关东还是山西，都有改变自身既有身份与处境的可能，无论去哪里，都逃离了傅村的地理坐标。他们由亲戚引线，沿着先行者走过的路线寻找着新的生存空间。大伯本想去当兵，但家里成分不行，想做民办教师，却无奈受制于农村的权力关系而无法遂愿，走投无路下，只好背井离乡闯关东去投奔姨奶奶。在人物的地理空间发生了转变之后，叙述者又以局外人的视角开拓了新的叙述空间，罗列了大伯在关东的诸多事迹：和公社里的年轻人一起下地劳动；与姨父一起打散工，因能力超群很快入了团，并且成了屯子里的会计；之后不断来往于山东与东北之间，从事倒卖粮食、收购蜂蜜与黑山羊的营生……大伯作为家中的长子，始终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承担着整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生存压力，挣了钱就寄回家，给家里置办大件；后来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伴侣，遵守父母之命回到傅村结婚，又将待业在家的三叔、四叔接到关东落户……他凭借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属于他的人生价值。

《地平线》采用倒叙手法详细叙述了叔叔志辉的人生履历。1984年叔叔初中毕业后成了社会青年，他们这一代人不愿意读书，也抗拒干农活，便先后挣脱了农村的生活模式：齐工当工人，新民当兵，梁双、孙明等人也都陆续出去谋事，小武则跟着亲戚去了山西……他们都选择了离开乡土劳作，以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生存权利。叔叔当过木匠、学过散打，本以为能留在厂里，但乡镇企业缩编，不允许招工，叔叔不得不又待业在家，为了生存，叔叔终究还是舍弃了自己的生养之地——傅村，沿着大伯走过的道路到东北寻求发展。

农村中的人际关系大多靠血缘与地域关系维持，傅村人的“出走”，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原有的地缘与血缘关系，对傅村来说，这是一场文明裂变。但随着“闯关东”人数的增加，他们在关东逐渐形成了第二个傅村文明体系，这一体系呈现出“同心圆”的新型地缘结构，核心部分仍然是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亲属关系，然后向外扩散到同村人与朋友，在关东地区逐渐形成新的结构关系网。大伯闯关东投奔姨父一家，站稳脚跟之后，又接走了待业在家的三叔和刚刚初中毕业的四叔，叔叔们相继在当地落户、盖房子、结婚生子。随后，叔叔志辉又带去了他在各地结交的朋友，“那里几乎成了他的第二个傅村”。闯关东实现了傅村人的地理空间转移，文本的叙述空间也随之转换，形成了“新傅村”或者叫“第二个傅村”的故事层。对叙述者来说，关东是一个陌生的地理空间，“我”作为局外人，自然与故事之间隔着一层，然而这恰恰形成了一种文本张力，给予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填补了“第二个傅村”故事内部的空白；与此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这一代人在时代浪潮中的艰辛蜕变，从而增添了“闯关东”这一历史事件的传奇性。

三

尽管整部小说集都弥漫着项静对傅村的眷恋气息，但《本地英雄》中令箭的经历，还是撕开了傅村温情的面纱，呈现出乡土中国的真实面貌。在许多乡土小说中，“重男轻女”的主题屡见不鲜，但项静切入的角度十分新颖，将令箭的童年创伤性体验与青春期的叛逆结合在一起，安排了她与父母闹翻、与姐妹反目等情节，从而呈现出农村女孩在成长中所遭遇的各种困境，进而对乡村伦理的劣根性做出深刻反思。令箭从小与姥姥相依为命，拒绝与抛弃她的父母一起生活，态度十分激烈：“她叛逆的种子好像就是这一年种下的，她偷姥姥的钱到隔壁村的小卖店挥霍一空，她放火烧过舅妈家的厨房，拿起一块砖头对着嘲笑她的人直接开瓢。”令箭向往男女平等的生活，并为此竭力反抗自己的原生家庭，最终得以离开傅村，寻求新的生存之路。

傅村束缚着梁宇与令箭，她们也不肯屈服于命运的桎梏，试图将偶然转变成必然。梁宇向往平等自由的城市生活，通过努力学习终于走出了傅村；相比之下，令箭离家出走的行为则背离了傅村的伦理观念，备受鄙夷——“傅村人”是按照约定俗成的乡村伦理评判他人的：

所有的乡邻们包括梁宇的父母，他们都作息规律，吃相差无几的饭菜，喜欢谈谈仁义道德，讲究门当户对；他们慈悲仁爱，在葬礼上不加掩饰地啜泣或号啕，在婚礼上释怀开心，看到路过的乞丐忍不住要递上一碗温热的汤饭。但这些都不是他们的全部，他们怎么拜佛修心都难以抵挡爬高踩低的内心热情，他们以唏嘘感叹咀嚼别人的影子、打发聚在一起的时间；他们愿意无事生非，被短暂的交集和快乐蛊惑，越走越远。

离开傅村后，令箭从事烧烤店经营、保健品销售等行当，靠自己的劳动挣钱糊口。但在梁宇和大雷这些接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人看来，这些职业都是卑微的，于是令箭被差别对待。令箭一生都在反抗不公平的命运，从反抗家庭到反抗社会，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身为女性在性别与职业上的平等权。令箭的反叛虽然激烈，但却不够彻底，她和梁宇虽然走出了傅村，却依然深受傅村伦理观念的影响。“傅村中的一代代人，小时候都吃过龙葵，却没有一个人死于它的毒手，他们都粗粝地长大而安然无恙”，在这里，龙葵隐喻了傅村的乡村伦理，身在其中时并未察觉它带来的“毒害”，但是走出傅村，傅村人是否无恙已不确定。令箭便深受其“毒害”，在她的潜意识里，有男孩的家庭才是好的，因而她选择了现在的丈夫（丈夫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齐全）。梁宇受传统乡村伦理观念的影响，时常以轻视的目光打量令箭，这时候的他便无形中成为一株带有毒素的龙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