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曲阜、济南来，必将走向世界和未来

张丽军（以下简称“张”）：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工作，推动《孔孚诗文书信论文集》在山东友谊出版社的出版。这非常有意义，价值特别大。在这一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有关孔孚老师：他从哪里来，他的诗歌、散文、诗论、书法那么高超，特别是在诗歌方面的创新传承那么好，他的这种眼界、视野、格局、修养是从哪儿生长出来的？您刚才提到师母家里的传承，我想问，孔孚老师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的父母或者家庭，您了解多吗？

孔德铮（以下简称“孔”）：前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孔孚大事记表》，向我二哥请教了我爷爷、大爷他们的履历，大致上整理了一下：我爷爷叫孔祥雯，是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在乡里教私塾。

张：那时候毕业于曲阜师范学校是一个很高的学历了。

孔：我二哥说爷爷是我老家那一方的文人，过年时四里八乡的人都来找我爷爷写门对子。我爸爸从小就跟着我爷爷学诗词，他在好多文章当中都说到，学龄前的这些教育，对他影响是很大的;再就是我大爷也是一个引领者，我奶奶50多岁才生了我爸爸，大爷比我爸大20多岁。我大爷叫孔令棈，山东大学第一届法律系毕业生，后来在曲阜孔、孟、曾、颜四大家族的家馆中教书。

张：孔府内的弟子们的老师。

孔：对。后来成立了一个明德中学，他是明德中学的训育主任。孔德成当时是名誉校长，是称他为先生的。

张：那就是孔府的大先生。

孔：我爸爸从小应该是受了不少我爷爷和我大爷的文化熏陶。在曲阜城里上小学时，要穿过孔庙孔府，为了看那些碑刻上的字，他常常忘了时间而迟到，惹得老师批评。他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起来的。后来在泰安上的是翠英中学，然后又来济南读的正谊中学，季羡林先生也是上的这个学校。我爸爸一直称呼黑伯龙先生为老师，是因为黑伯龙是他在正谊中学的美术老师。徐北文伯伯的父亲也是我爸爸的老师，所以我们家和他家的关系一直那么好。

张：你说说师母那边的情况吧！

孔：我妈是独生女，我外公堂兄弟4个人，其余的那几个姥爷都在外边做生意，家里的孩子都由我外公来教育，算是“私塾家馆”。我妈一直跟着我外公读私塾。外公在家里教家馆，在外边曾做过“鲁大公司”的账房先生。跟他读书的我的舅舅、姨们，外公都把他们培养成了会计。

张：过去做账房先生很难。

孔：外公的业余爱好是中医中药，学中医的又都研究《周易》。我妈18岁时用小楷抄写了一些偏方、验方，装订成线装书，非常精美。我外公也习惯用小楷记录一些实事见闻、偏方验方之类。

张：我看您外公留下来的手抄书，其中一些是关于诗词文艺方面的，说明他还很有文艺细胞嘛。

孔：我和我妹妹、弟弟从小就是听着我外公的故事长大的。外公有一套带图的《聊斋》，我们三个按着图每天逼着外公讲故事，跟着他背唐诗宋词。后来外公还想教给我《周易》中最基本的东西，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就造他的反，不许他再向我们灌输封、资、修的东西了。

张：有时候文化传承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

孔：解放后我外公没有事做，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就靠卖书维持生活，好书籍都卖了，直到我妈在济南食品厂当了会计，才有了生活来源。我外公的全部家当都被我们用光时，他去世了，在我父亲连遭厄运时，我外公作为我妈的精神支柱，帮我们渡过了一个个难关，就在我爸爸马上要恢复工作、家里就要有出头之日时，外公却走了，我们全家都非常怀念他。

张：你外公怎么认识你爸爸的？师母怎么和孔老师认识的？

孔：在收集整理书信集资料时，我翻出来一些我妈妈写的东西，其中有一篇《相遇相知》，是记录我妈我爸恋爱经过的。文中说1952年秋天的某日，我妈饭后在大明湖南岸司家码头散步，湖中有一艘画舫靠近了她，我妈银行学校的同学金秉臻朝她招手，让她上船。我妈见船上有许多不认识的人，隔着船和金姨说了一会儿话就托故走开了。那时船上就有我爸爸，可能看到岸上的姑娘当时就一见钟情了，缠着金姨介绍我妈跟他认识。金姨对两边的家庭情况都非常了解，背着我妈先去见了我外公外婆。外婆一听我爸爸离过婚，有两个儿子，还是失去右手的残疾人，就坚决不同意。我外公经过了解知道了我爸是《大众日报》的“笔杆子”，经常发表诗文，有“济南四才子之一”之称。外公非常明白我妈妈的心思，对金姨说：“就是他了，你看着安排吧。”见面后，我妈这种文艺小女生当然很快就被我爸这样的“大腕”俘获啦！我妈完全不顾“当后妈”“伺候残疾人”的不体面，全身心地将一生奉献给了她心中的大文豪。我妈被“才子”冲昏了头脑情有可原，可是我外公能在那样的条件下允许我爸爸娶我妈妈，说明他很有眼光。

张：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孔：在爱书法、爱石头、爱花等方面，我爸和我外公算得上是同道中人。并且，我爸爸对我外公在《周易》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深感敬佩。那时候，我爸爸被关起来18个月没有音信，每月我去报社传达室拿他扣除30元生活费之后还剩下的27块钱的工资。有工资拿说明人还活着。我外公隔段时间就用三个小铜钱算卦。就在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二姨来陪外公过节，晚饭做好了，外公不让吃，他说算准了我爸爸能回来吃饭。饭菜都凉了，我妈躲进里屋去哭，我二姨说：“四爸爸，别等了，让孩子们吃饭吧。”外公坚持说再等等。就在这时，听到了我爸爸和邻居打招呼的声音：“回来啦，回来啦。”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我爸爸进门见全家在等他吃饭，也惊呆了。

张：孔老师是什么时候到《大众日报》的？

孔：是新中国成立初从华东大学分配到《大众日报》的。他毕业之后就回到曲阜教书，正赶上学校跟着国民党撤退，逃亡到奔牛，在那里认识了七月派诗人晁若冰，笔名白莎。他是一个地下党员，引导我爸爸投奔共产党，成立了宣传队，在小黑板上发表了我父亲的第一首新诗，可以说白莎是我父亲写新诗的领路人。

张：那时候还没有解放吧？

孔：对，大概是1947年或者1948年。在晁若冰的鼓动下，我爸爸带着十多个学生从敌占区投奔到了解放区，上了华大。

张：当时有个华东大学。

孔：好像是一个培训干部的学校。培训完了以后，就分配到《大众日报》做副刊编辑。

张：岗位还是很适合的。

孔：好像叫“丰收”副刊吧。那段时间可能是我爸爸最春风得意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顶头上司辛冠洁先生写过那时对我父亲的评价：“他有才，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常见事于人先;有一个深沉而灵透的头脑，善于把所见迅速投入再生产，提炼出独特的观点，写出逻辑层次分明的文章;他有德，他将一颗仁心延续成一种德行，再把这种德行物化到一件件稿子、一张张版面上，物化到对一个个人的真诚对待上;任务再重，他总有潜力，无怨言，遇人相求无不慷慨相助。”

张：这评价是很高的。

孔：对。我整理出来的父亲的另一篇散文《一件往事》，记录了他那时的工作状态。从文中我看出那时的他是很“狂”的。父亲选用的稿子报上去如果被批回来，他就要领导说出不能发稿的理由，且越级到总编辛冠洁那里评理。能不把中层领导都得罪吗？

张：我听一个朋友说，孔孚老师五十年代写了一些政治抒情诗，那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

孔：对。整理这套书的资料时，1979年以前发表的诗我基本上都找到了。1950年发表的《列宁永远活着》，第一次使用“孔孚”这个笔名。本来想把那些诗都收入到这套书中，但反复看那些诗，觉得真的入不了眼啦！我爸爸说过，那些东西已经死了，他是从54岁时才写出了真正的诗。朋友们也都建议不要把那些诗全放进来，我仅选了几首作为孔孚初期诗的代表。我父亲从不把丑的东西示人，还是尊重他的本意吧。

张：我想这个可以后续做一些呈现。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不同的阶段，这个是他诗歌思考、创作的一个阶段，是和时代的共鸣，因为他后来也是一个一个阶梯走上来的。一个人的成长有不同的阶段和步骤，作为文艺副刊的编辑，他当时一定读到过很多作品，也培养、引导、激励了很多作者。

孔：是的，应该建立了很多人脉。我父亲在《大众日报》工作了30多年，有过几年的辉煌，但以后的22年都是处于被打压的状态。有人建议他写回忆录，把经历的苦难写出来，可我父亲不想活在以往的痛苦中。眼看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他想换个活法，试着找到新的道路，正巧碰到田仲济先生向他发出了来山师搞现代文学研究的约请，就欣然应允。做文学研究是他喜欢的事。

真正到了换工作时要面对很大的问题。从党政系统调到教育系统，工资要降低，那时报社广告业务很红火，奖金比工资还高，调过来就没有了。报社为挽留他，答应他，作为元老可分配给他建中160平方米的新楼房;若来山师，只能给60平方米的旧楼房。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他都无所谓，可是想到我妈妈跟着他受了那么多苦，生活上刚刚有了起色又要放弃，觉得实在对不起我妈妈。我爸把决定权交给了我妈，我妈若不同意，他就继续在报社干，反正轻车熟路，干不了几年就离休了。我们姊妹那时也盼着我妈别同意。可我妈是最了解我爸爸的人，反复考虑后说：“孩子们都大了，吃不上饭的日子都过来了，任你折腾吧！”

离职前，报社领导说可以让我父亲提点要求，他就提出希望到海边散散心，差旅费报销。领导马上答应了，并联系了部队招待所提供吃住，费用由报社出。我父亲一见到海，眼泪就流出来了，诗也流出来了！

试想，我妈当年若考虑实际利益不让我爸爸调动，我爸爸也不会有在青岛、崂山、沿海一带常住一个多月的机会，诗的闸门也不知能否打开。仍在报社工作的孔孚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一切可能都会改写了。

张：如此看来，师母功莫大焉！

孔：王尔碑先生曾对我父亲说：“你好像永远生活在一片净土上，不受外界任何干扰，简直乃玉石之人！”听到我父亲讲了我母亲为他担负起生活的一切后，尔碑先生说：“孚兄虽遭遇众多磨难，可他娶了吴佩瑗这位夫人，他又是最幸福的！”

别看我父亲写起文章来头头是道，生活上可以说非常低能。劳改时的情况我不知道，但在家里我没见到他自己盛过一碗饭、洗过一块手绢。起床要问我妈“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出门要问我妈“我要坐哪路车”;他不认表，每次都得问“佩瑗，几点了？”“我吃饭了吗？”“我今年多少岁？”就连他身边放着暖瓶和杯子，也要喊我妈“佩瑗，我喝水！”我记得的只有一次，妈妈打针时因消毒不好，针眼处化了脓，没法走路，让父亲下楼到食堂买了一次馒头;他还帮我妈去买过一次酱油。这是他为家里做的全部家务。这些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从心里就认为这些活都该是我们干的。偶尔家里没人，我爸爸把炉子上开了的水灌到保温瓶里，我们就会千恩万谢！

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爸，是我妈的习惯，一般女人也能做到，可是，我爸那时候工资从97元降到57元，经常还带着浑身的伤回家来，我妈每次都高接远迎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没有一句怨言，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和尊重是非常难得的。

张：这是最艰难的一段，遭遇了那么多，又那么爱面子的一个人能够继续往前走，没有这个家的温暖，是走不远的。

孔：我爸爸说：“若没有你妈妈，没有你们，我都死了多少次了，想想有个家，还有亲人的期盼，咬着牙也要活下去。”更加难得的是因为爱而深深理解，我妈懂得我爸爸对前妻怀有愧疚之心，她努力去与我爸爸的前妻相处，两个女人撑起了整个“大家庭”。

张：对，你说说孔老师前妻的情况。

孔：我爸爸13岁时家里给他娶了个16岁的媳妇，一个大地主家的姑娘。

张：女大三抱金砖，门当户对。

孔：她19岁时生了我哥，四年后又生了我二哥。据说进报社时政审，因前妻家是大地主，不符合喉舌机关的要求，要媳妇就不能参加报社的工作，因此离了婚。我觉得这仅是一方面，缺少感情基础应该是更重要的因素。离婚但没离家，她带着我二哥和家里的老人们一起过日子，后来她和二哥为我爷爷奶奶，以及我二奶奶二大爷二大娘，还有我大爷六个老人养老送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