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词与放逐

编者按：E.M.齐奥朗（1911-1995），法籍罗马尼亚裔哲学家和文学家，代表作有《在绝望之巅》《苦论》《解体概要》等。在上个世纪群星闪耀、众声喧哗的思想界，齐奥朗选择了离群索居，他一生隐居在巴黎，从不接受采访，在自己创造的孤独中失眠、抑郁、写作、思考。苏珊·桑塔格认为：齐奥朗是当今思想最精细、写作最具力量的人之一。诺曼·马内阿说：他是一位杰出的反叛者，也是一位独具怀疑精神的厌世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们在人类存在的虚无中惊醒过来。齐奥朗后现代主义碎片式的文体风格，荒诞而又清醒、绝望而又充满温情的精神世界，暗合了当今一些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因而有人将他视为当下流行的“发疯文学”的鼻祖。本期我们选载《供词与放逐》中的部分内容，供大家了解齐奥朗的思想与写作。

依我看，将诗人与思想家一视同仁特别没意思。有些领域哲学家最好不要染指。把一首诗当作系统来拆解，等同于犯罪，甚至是渎神。

奇怪的现象：当人们大谈特谈诗人时，诗人听不明白反而狂喜，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语讨诗人欢心，给他们一种升华的错觉。这一缺陷将诗人矮化为自身的注解人。

我给某位哲学家的遗孀写信，说道：“惊闻贤才仙逝。”寄出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愚蠢。重写一封，意味着可能再丢一次人。说到吊唁，除了套路，其他按斯塔尔夫人①的说法，发明新词是“思想贫瘠最明显的症状”。放在19世纪初，这话也算不了什么，但在今天格外正确。早在1649年，沃热拉②就已经颁布法令：任何人都不能发明新词，君主也不例外。

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比作家夸张，甚至还没思考就已经在琢磨禁令了！

我陷入了某种焦虑，难以自拔。这时，有人按门铃，我打开门。一个年长的女人站在门前，我没有想到她会来。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她用她愚蠢的言论对我狂轰滥炸，我的焦虑转变成愤怒，我得救了。

皮克普斯公墓。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年长的女人。守门人解释说，这片墓地是留给那些上了断头台的人的后人的。那位女士站出来：

我们就是！

好大的口气！毕竟，她说的可能是真的。但如此挑衅的语气立马让我站到了刽子手那边。

我们不栖居于国家，我们栖居于语言。这就是我们的家园，别无其他。

一本受精神分析启发的书中写道，年轻的亚里士多德绝对嫉妒菲利普——亚历山大的父亲，而亚历山大后来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读后忍不住想：一个自称有疗效的体系，以及这种推测被虚构的方式，是可疑的，因为它为了发明解释和治愈而发明了秘密。

有一天，我对一个朋友说 ，虽然我不再相信写作，但我还是不愿放手，工作是一种防御性的幻觉，胡乱写下一页，哪怕只一句，也让我开心得想吹口哨。

多年后，过了一生，我又见到了她。“为什么哭？”一见面我就问她。“我没有哭。”她答。她确实没有哭，她是对我笑，但岁月在她脸上凿下了痕迹，笑颜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苦涩，仿佛在说：“年华逝去而生命延续，总有苦头要吃。”

女儿图里亚死后，西塞罗隐居乡野，  每每悲伤涌来，他便给自己写信，自我安抚。真是遗憾，这些信件都已遗失，更遗憾的是，这一自我疗愈的方法竟然没有普及！确实，一旦采用了这种疗法，宗教早就破产了。

一位丹麦精神分析学家患有顽固的偏头痛，他接受过同行的治疗，但没有效果，后来弗洛伊德在几个月内治好了他。弗洛伊德很肯定地告诉他，他痊愈了，没有人会怀疑弗洛伊德。这个弗洛伊德的门徒，身体状况极其糟糕，但每日都能见到自己的导师，竟不由自主地转好。眼见举世公认的大师持之以恒地关心、挂碍自己的苦难，最好的药方也不过于此！任何疾苦都难逃关爱的包围。这提醒我们，教派的创始人都会拿科学的外衣包装自己，所谓的治愈无外乎信念使然，而非疗法有效。

梦废除了时间，便废除了死亡。逝者借梦搅扰我们。昨天夜里，我梦到了我的父亲。他还是和我印象中一样，但有那么一瞬间我迟疑了。如果不是他呢？我们以罗马尼亚人的方式紧紧拥抱，但像往常一样，有所保留地、淡淡地、含蓄地，并不像一个感情外露的民族。也正因为克制而冰冷的亲吻，我知道那就是他。醒来时我心想，一个人也只能以闯入者的姿态扰人安眠，才能复活，如此一来，永恒也只能令人不安。

交谈中突然的沉默刹那间触及了核心：沉默揭示了言语的发明需要多大的代价。

人可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但更应该为有所不为而骄傲。这样的骄傲有待发明。

陪了他一晚上，大家都筋疲力尽了，因为需要控制自己，生怕哪句轻微的暗示刺痛他（什么都可以刺痛他），最终费劲了心力，既厌烦对方也讨厌自己。我们责怪自己出于顾忌，甚至到了卑鄙的地步，去迎合他的观点，我们鄙视自己没有当场爆发，不该把如此微妙的疲惫强加给自己。

每个人的使命都是执行自己所具象化的谎言，最后仅仅成为一个疲惫的幻象。

他奄奄一息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了，以过来人的口吻谈论着自己的死亡。一个死后的存在。我很惊讶，他几乎什么都不吃却还能活着：“我的身体和灵魂花了那么多时间废了好大劲才结合，没办法分开。”

他说话时的声音并不像一个垂死之人，因为他早就不算是“活着”了：“我是一支熄灭的蜡烛。”这是他对自己最后的蜕变最准确的描述。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个奇迹，他回答说：“要好几个奇迹才行。”

从一本破坏性巨大的书中生还，读者所遭受的痛苦并不亚于作者本人。

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向我要一法郎。我和他交谈后得知，他曾周游世界，去过印度，自认很像当地的流浪汉，他真挚地爱他们。然而，将一个说教的国家视为归属不无后患。我看着他乞讨：他看起来像是上过乞讨课一样。

赫拉克利特既有德尔斐的一面，又有教科书的一面，兼有闪电般的洞察力和夯实的基础：既是受启者，又是启示人。但很遗憾，他放不下科学，始终无法站在科学之外思考！

听他阐述自己的计划时，我不免想到，他剩下的日子甚至不到一周。就他而言，谈论未来，尤其是他的未来，多蠢啊！但是，一旦离开，一旦出了门，我又禁不住心想：说到底，活着的人和将死之人又有多大区别呢？只不过后者做计划荒谬得更明显而已。

一事无成的X．向我抱怨，说自己没有时运。

“哪有！哪有！你接二连三的受挫如此惹人注目，倒像是泄露了天意的设计。”

当然有那种临床上的抑郁，治疗有时会有用；但还有一种抑郁，隐藏在洋溢的快乐后，如影随形，不让我们有片刻的独处。这一无处不在的恶意无以排遣：它是我们与自我永恒的面对面。

这位外国诗人在多个首都之间犹豫不决，最终选择了我们。我向他保证，他做了对的选择，他会发现这儿除了其他好处之外，还可以在不打扰别人的前提下饿死。我想再鼓励他几句，便指出在这里溃败特别正常，甚至成了一种通行证。后面补充的这句话打动了他，因为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了闪光。

分别三十多年后，一个朋友对我说：“你也到了这个年纪，说明生活还是有意义。”我经常想起这句话，每次都很有感触，虽然说这活的人在任何事情中都能找到意义。

马拉美自称被判决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醒着，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睡眠不再是“真实的需求”，而是“恩典”。

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担负如此疯狂的奢侈。

动物似乎逃过了失眠的困扰。如果让动物几周内不睡觉，状态和行为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它们会体验到以前不知道的感觉，一种我们认为独属于人类的感觉。如果我们想让动物赶上我们、取代我们，那就扰乱动物世界吧。

我每次给一位日本的女性朋友写信，都习惯了向她推荐勃拉姆斯的作品。她刚写信告诉我，说她对我的偶像太过投入，都被送上救护车了，这才从东京一家诊所里出院。是哪一段三重奏或者奏鸣曲应该为此负责呢？这并不重要。只有招致昏厥的才值得倾听。

我想到了C.，喝咖啡是他存在的唯一理由。有一天我有些激动地当着他的面夸佛教，他回答说：“涅槃，好的，但没有咖啡不行。”

我们都有某种癖好，阻止我们无条件地接受终极的幸福。

佩里耶夫人③的一篇文章，更确切地说，一个段落里写道，她的弟弟帕斯卡承认自己从十八岁开始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读了后震惊得将拳头塞进嘴里，防止自己喊出声来。

这是在一个公共图书馆里发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我十八岁。这是怎样的先见之明，又是怎样的疯狂、怎样的自负啊！

脱离生命便少了嘲讽生命的乐趣。

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不想活了，或许只能这么回答他。

友情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几乎和爱情一样，是一个产生失望和愤怒的无穷无尽的源泉，也因此带来了丰厚的惊喜。没有理由错过友情。

他心不在焉地向我伸出手。我问了他一些问题，渐渐不敢吭声了，因为他的回答短得要命。并不是说聊天要说些没用的废话，而是聊天得有聊天的样子！言语是生命的信号。所以说，相比说话卡顿的半疯子，滔滔不绝的疯子更亲切。

我们对溜须拍马之人毫无招架之力。既没法认可他而不感到荒谬，又不能反驳他、不理他。我们表现得好像他说的都是实情，放任自己被恭维，因为不知该如何回应。他自以为我们着了他的道，觉得他支配了我们，享受着自己的胜利，但我们又不能戳穿他。他大概率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早晚有一天会为自己的卑躬屈膝而报复。一个伪装的侵略者，他在吐出那些夸张言论的时候就已经在盘算着开枪。

与世隔绝，也和所有朋友断绝关系后，他念那本“书中之书”的开头给我听，带着点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可或缺的俄罗斯口音。读到亚当被逐出天堂的部分，他若有所思，望着远方，这时我心里隐隐约约有个清晰的声音：几千年来怀着虚幻希望的人类为自己受了骗而愤怒，到头来还是会领悟诅咒的意义，使自己无愧于最初的祖先。

一个印度村庄里，村民编织羊绒披肩。长居在此的欧洲工厂主观察着织布工无意识的织布过程。在深入研究后，他认为应该把这一过程告知这些单纯的人们：结果，他们丧失了所有的自发性，变成了非常糟糕的工人。

过度思虑，就会妨碍一切行动。总把性挂在嘴边便破坏了性。色情是落魄社会的祸患，是对天性的侵犯，是组织性的无能。人们反思那些不需要反思的漏洞，这是件不无风险的事。高潮从来不是哲学事件。

无数夜里，你感觉所有人都撤离了这个宇宙，包括那些死去的人，而你是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最后一个幽灵。

阿赫玛托娃④和果戈理一样，不喜欢占有。她总是把自己收到的礼物送出去，几天后那些礼物已经躺在了别人家中。这一点让人想到游牧民族的习俗，迫于必要性和口味而过一种临时的生活。约瑟夫·德·迈斯特⑤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他有一位朋友是俄国王子，在自己宫殿里想睡哪儿就睡哪儿，没有固定的床，因为他活出了一种在路上的感觉，生活不过安营扎寨，总有收拾行囊的时刻。

……既然东欧就有这样超然的模范，又何必去印度或他方寻找？

如果全文都是内心戏和形而上的问题，很快就会让读者厌烦。写文章总得有点惜字的精神，这样才有真实感。如果天使（被放逐的天使除外）开始写作，所写肯定不可读。纯粹是很难让人懂的，因为它与生命不兼容。

午后时分我心烦意乱，躺上了床，这是思考涅槃的理想姿势，没有剩余之物，也没有一点自我的印记，而这两者是解脱的障碍，也是放空的障碍。首先感觉到至福的灭亡，随之是无感觉的至福的灭亡。我想我正迈向极致之境；但其实这不过是对其拙劣的模仿，无非逐渐昏沉，进入……午睡的深渊。

翻开一本宗教文选，我一眼就看到了佛陀的这句话：“世间万物都不值得欲求。”——旋即我便放下书，既然如此我还看什么书呢？

人越老越缺乏毅力。即便成功拥有了毅力，仍然会感到局促，像是借来的东西。所以在那些散发出信念气息的人面前会感觉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