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我

智障的姐姐突然失踪，20年前为摆脱姐姐拖累而去海外定居的孪生弟弟，陷入了一场接一场的矛盾纠结：一个“我”想继续逃避，另一个“我”要不惜代价回国寻找。“我”与另一个“我”，在激烈地斗争着，谁会是最后的胜者？

外

世界一下被撕开了。本来一片黑暗，那声音像一道光撕开了天与地。天是天花板，悬着吸顶灯。我在地上。其实我是躺在床上的，但没有觉出床的高度。跟我同水平面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处闪着光。那是我手机的光。

其实我已经把手机设置静音了。只是振动，仍然把我振醒了。浑浑噩噩伸出手去，去扣手机。已经知道是谁打来的，是国内的表弟。国内跟这里时差13小时，夏令时12小时，跟他说了，你那边白天，是我的晚上，你那边吃午饭，我这边正睡着呢，不要这时候打电话。但他就是记不住，总是半夜三更就打过来。也许他觉得没必要讲究这，是我的事。明确说，是我国内姐姐的事。

“你能不能把手机关了？”曾经，妻子总对我这样说。

“那怎么行？要有事怎么办？”我说。

“关你什么事？”她说，“又不是你爸妈。”她是华裔二代，对中国人这种亲情羁绊不是很理解。好在她还觉得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重要的，但是我姐姐，她就觉得没什么关系了。“就因为是双胞胎？双胞胎也是自己是自己。”她说。我早跟她说了，我这个姐姐有智力障碍，父母已经去世，姐姐一人留在国内，是托舅舅照看的，但她还是不能理解。

“我是他弟弟啊！”我说。

“弟弟也要睡觉！”她说。

“我也没办法。”我说。

“那你就是准备着被吵醒了？”妻子说。

这话说的，什么叫准备着嘛。

“睡着了，被吵醒，有多难受你知道吗？不如不睡着。”她说。

这倒是。就像被鬼抓起来一样。“你睡你的。”我说。

“我睡得着吗？”妻子说。

我们老是为这事拌嘴。到后来，她就搬到客房睡了。我接了电话，还得说话，而且不是说几句就能解决的。表弟说话很大声，国内人就是习惯了大声说话，我也渐渐地大声了，妻子就说在邻屋也被吵了。于是跟我吵，从半夜电话，具体姐姐的事，到我。我一直觉得她因为自己是美籍，多少有点疑心我跟她结婚，是想尽快入籍。争吵越来越升级，她搬回娘家住了。然后在电话里还吵。干脆离了算了，我也不想过了。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不想待在美国了。我会跟她吵得那么凶，归根结底是我的心情不好。新冠病毒出现以来，我的心情越来越糟。来美国后我一直谨小慎微，见警察躲着走。即使后来拿到了绿卡，也告诫自己要守法，不能像其他国人那样。这关乎文明，我的尊严。在公司，我是脾气最好的人。我甚至到了忍气吞声的地步，或者说，是忍耐。现在我不想忍了。我不想待这里了。

其实这事发生前，我就有不想待的心理了。我已经在美国20年了，觉得美国没有那么好了。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发展得不错。其实我来美国之初就后悔了，再回头看国内那些大学同学，进步不小，混得比我好多了，而我还只是个卖体力的。推拿师，说得好听，就是用力气伺候人。有时候会吹吹自己曾经是外科医生，对人体结构了如指掌。但其实有多大关系？家庭上也失败。曾经结了一次婚，像我这种身份，嫁给我的女人能有什么好条件？她是偷渡来的，乡下女孩。实在跟她合不来，就离了。现在这个是二婚，二婚也要离了。离了好，我回国还无牵挂。当然我也没有昏头到马上就回去的地步，要熬到领社安金的年龄。

我曾经想象我回国后的舒畅生活。也许是因为“落叶归根”这个词的缘故。叶落在土地上，呼吸着地气，这是我久违了的地气，我故土的气息。但这从故土打来的电话，每每打破了我的梦想，提醒我现实。

内

“你姐不见了！”表弟电话里叫。

这声音简直振聋发聩。他从来不是称呼我姐为“表姐”，而称“你姐”，好像跟他没亲戚关系一样。谈论起我姐来，也是像谈论别人，一个傻大姐。其实我也多少是这样，语气是无可奈何的，还多少有点嘲讽，我是在谈论她的怪异。但当下，表弟急吼吼的，毕竟人丢了。他即使不认这是他的表姐，也是我托付给他的人。我的父母去世后，姐姐没人照顾。她可以住着父母留下来的房子，但生活没法自理。我人在国外，只能托舅舅代为照看。好在舅舅家就在附近，可以给送个饭，料理其他事，其实就是表弟表弟媳去做。表弟表弟媳都没正式工作，舅舅也就那么点退休金，他们家经济不太好，我就给他们费用，一个月1000美元。表弟没房子，一家挤在舅舅的破房子里，我又许诺，姐姐离世后，那房子归表弟所有。他们愿意了，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怎么搞的？”我脱口而出。

“我也不知道啊！”表弟说，“就是24小时我们轮流看着，一眨眼也会跑不见的。”

那一段，姐姐居家了，表弟媳妇送三餐。社区居委会体谅我姐是残疾人，批准表弟媳戴上口罩，测了体温，把饭送到姐姐家门口。说好姐姐接进去，表弟媳人不要进去。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里面乱七八糟的，也得进去收拾。表弟说，他老婆都是违规偷偷进去的。“我老婆说了，要是被传染了，你得负责。”表弟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这么对我说，好像是在转述表弟媳的话，但这“你要负责”，是表弟媳说的呢，还是表弟自己说的？如果是前者，这“你”就是表弟；如果是后者，那这“你”就是指我了。再仔细琢磨，表弟媳妇这话不一定就是指她有被传染的危险，还包括表弟和他们一家人。一个被传染了，就必然要传染给一家人，特别是孩子老人。而且，表弟也是去我姐姐家的，不能都丢给表弟媳。至少是盯梢，和表弟媳错开时间去，看人是否在屋子里。但要让社区再特批他进小区，社区不会同意，所以每次都要私下跟保安磨，送烟。“现在保安也要求高，都是‘中华’，至少‘红狼’。”表弟强调说，“好容易答应了。有时进屋，有时没进屋，老实说，”表弟说，“在外面叫一声，里面会应就可以了。没进去，也是为了避免交叉传染。”这也对。“是怕我传染给你姐，毕竟我在外面走动的。”表弟说明道。我也过意不去，要是姐姐把他们给传染了，那怎么好？但姐姐根本没有出门，怎么可能带病毒？但也不好说，这新冠病毒怎么传染的，专家也说不清。只能对表弟表示感谢，另外再加点钱，祈祷一切顺顺利利，不要出事。但怎么就出事了呢？

固然，即使表弟表弟媳错开时间去，也总有间隙。之前就出现过情况，一次，姐姐还是跑出来了。在小区里转，被保安发现，把她送回去。到表弟来时，保安严厉训斥了表弟。“被当孙子一样骂，”表弟说，“我爸当年都没有这么骂我的。”表弟小时候顽皮，没少被舅舅打骂，怎么可能比那还厉害？也许是他现在毕竟是大人了，也是当父亲的人了，受不了。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就跟他说，干脆在门外面加个挂锁，反锁了。但表弟不同意，说要是闹火灾什么的怎么办？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不考虑，表弟也得考虑，他毕竟是执行人。好在接着也没再发生姐姐跑出来的事。有一次表弟还跟我说，大概那保安很凶，姐姐怕了。我听了也笑：“让她怕，就让她怕！这样就老实了。”

“什么时候？”

“早了。”表弟说。

“不是这个，”我说，“人什么时候丢的？”

“三天前……”

“已经三天了？”我叫。

“我怎么知道她哪天会跑出去？”表弟说。

“现在才告诉我。”我说。

“不是在找嘛！”表弟说，“不是怕你担心嘛……”

之前遇到问题，你就一个电话过来，半夜三更也打过来，就不担心我？现在担心了？我想。

“你那么远，担心也是白担心。”表弟说。

“那现在我还是这么远，”我说，“我也解决不了，你能解决吗？”

我这么说，有点赌气的意味。但也难说只是在赌气，我是真不想管的，随你们怎么搞。但这边我已经掀起被单，人坐了起来。窗外天还黑着，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我本来也不想做什么，这几年来，我越来越觉得黑夜让我惬意，是我的避难所。一旦天亮起来，这世界就恢复了常态，嘈杂、纷争。但其实即使在夜里，还是发生着各种事，只是我不知道。不在东部，也在西部；不在美国，也在其他地方……这不，在地球的另一端，我姐跑丢了。我是一半在西半球，一半在东半球，两边拉扯。我可以想象那边，表弟、舅舅，大家已经乱套了。而我这里，就在几分钟前，我还在苟且偷安。

“你还是回来一下吧！”那边，表弟说。

我觉得猛然被推搡了一下。“我知道要回去，”我说，“但哪有这么容易！你以为可以说走就走啊？首先，工作怎么办……”一想到“首先”，接着就有“其次”“再次”……好多事要处理，我的头都大了。但越是这样，越是没有心绪。我的心急切要回去，马上就起飞，马上就到家。那个家、那个家乡，现在是事件发生地，并不是我所梦想的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它是实实在在的地方，发生事情的地方，而且事情只能靠我来解决。怎么找姐姐，种种办法，又都不是办法。种种可能，又不可能。

外

首先要向公司请假。我在一家华人公司上班。来美国后，我一直没能干上符合自己专业的工作。当年在国内，我是外科医生。当初是弄到单位去美国进修的名额，跑到美国，不回去了。因为这缘故，这边合作单位也不能接纳我了，我就流落到社会上，签证期到，就成了黑户。即使后来通过华人律师运作，得到绿卡，但我没有行医执照，只能在唐人街推拿店工作。20年来，我从一家推拿店到另一家推拿店。后来年纪大了，体力不支了，就到了现在这家贸易公司。这公司主要做跟中国有关的生意，这几年生意一直惨淡。但几个月前中国有了新冠病毒，老板把美国口罩弄到中国，赚了一大笔。但好景不长，运到中国的口罩滞销了，货款回不来。明眼人都知道，老板在打裁员的主意。我这时候去请假，等于自投罗网。

天亮时分，我终于想到一个办法，我可以对老板说，我回国为公司追款。

公司改为在家办公，我不敢打电话给老板，怕他还没起床。我打开电脑，进入Skype，看老板上线没有。老板上来了，在跟其他人说话。我等他们说完，语音他。

我先提起国内欠款的事。“就是啊，这些中国人！”老板就又絮叨起来，好像他自己不是中国人一样。当然，他已经入美籍了。“这些中国人，以后再跟他们做生意，我就是狗！当初他们缺口罩，我们也是为他们解决困难的，支持祖国……”他居然用“祖国”这词，又好像他还是中国人。当然好像也并没有错，“祖国”是祖先的地方，不就等于你的国籍。但接着他说的话，说明他也并没有厘清概念：“……把口罩寄回国……”他说。回国？这么说中国还是你的国？但其实我也没有很注意这种措辞，回国，我也这么说。当然我还是拿中国护照的，可以说回中国。但我从中国再回美国，又是用“回”。回中国，又回美国？这乱的。我近来对这种措辞计较起来了，特别是对老板这种两头吃的人，我会去抠他。什么支持祖国？不过是发不义财。“……现在他们难关过了，就这么对待我？”老板还在说。其实这时候我应该意识到我为自己想的是馊主意，我给自己挖了个坑。但我还是照例说了预备的话。好像不是我在说一样，是那个急着要回国去找姐姐的我，一个要救姐姐的弟弟，翕开了嘴，让那些早已准备好的话源源吐了出来。

“你说的是真的？”老板惊喜道。

“真的。”我说。

“你目的是什么？”老板问。

“什么目的？”

“你没说实话。”老板说。

“看公司的款回不来……我也着急啊！”我支吾，“毕竟也是公司的人。”我说得这么冠冕堂皇，自己也为自己害臊。我也是两面人。

“嗯，公司虽然是我的，但公司的人都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老板倒是说得很直接。“我是蚂蚁，”他换了比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你应该也知道现在公司的状况……”

“我当然知道的！”我说。

“谁能把货款追回来，”老板说，“我可不要货哦！他们会说，货卖不掉，把货退回来。我要货干什么？货发出去就是发出去了，回来的就应该是钱，我就是要钱！”

我也觉得对方很可能就会这么干。钱没有，货退还给你。我感觉到任务有点艰巨了。本来，我只管死磨烂缠，你欠我的，我要你还。现在他们如果搞个以物抵债，我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