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

外公的命运被时代风云改写，他一生被放逐在社会边缘处，却不怒不哀，认真生活。家庭是他最后的堡垒，保持整洁体面是他对抗粗糙时代的方式。直到最后，外婆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堡垒坍塌，外公的世界失去了平衡。生命比我们想象的坚韧，也比我们想象的脆弱。

献炸弹

外公当年是武定门小学的校长，日本鬼子轰炸南京时，一枚炸弹穿过屋顶落在了外公的办公桌上。自然是一枚哑弹，否则也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那哑弹将房顶砸出一个大洞，卸去了下坠之力，仅仅击碎了一块玻璃板，办公桌竟然完好无损。它躺在一堆玻璃碎碴中，从屋顶的破洞处射入一束日光，打在炸弹上，犹如舞台追光一般。它就这么静静地躺在那儿，就像已经存在了很久，原本就是在那儿的。

外公端详多时，像是在看一件奇怪的艺术品。之后，伸手摸了一下，触手冰凉，这多少让他放心。外公拿起躺椅上平时睡午觉时盖的毛毯，将其对折后平铺在桌子上，再将炸弹搬移到毯子上。他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将那玩意儿包裹好，带着它走出办公室。

一路畅行无阻。无论学校里还是外面的街道上都不见半个人影。大家都去躲空袭了。其二，剩下的人本已不多，很多人都已经逃难出城。武定门小学早就停课，外公之所以会出现在学校里，也是为了站好“最后一班岗”。现在，这班岗终于有了结束的可能。外公心想，将这炸弹上缴到区政府，他在南京的工作也就完成了。幸好有了这枚实实在在的炸弹，否则的话外公真不知道自己要在他的办公室里待到什么时候……

外公自然看见了空袭后的恐怖景象，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炸弹都是哑弹。房倒屋塌……他甚至看见一些不该上树的东西上树了，比如一件破烂焦煳的衣服挂在树梢上，那可不是沿街的居民晾晒的衣物。然而外公并没有看见残肢断手，因此稍稍安心，就像他怀里的炸弹不是热的，是同样的一种安心。一路走来，让外公印象最深的还是安静，只听见自己钉了后掌的皮鞋走在空无一人的石子路上的咔嗒咔嗒声，极富节奏和韵律。还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外公，就是怀抱炸弹的姿势。如果抱在胸前，那就太像抱着一个婴儿了，但炸弹显然不是婴儿。如若将那炸弹夹在腋下，同时手肘弯曲手掌在下面托一把，这个姿势甚好，有一点像他平时夹着公事包。但炸弹也不是公事包，比公事包重多了，时间一长就得换一侧夹住。总之，无论怎么携带这枚炸弹外公都觉得别扭，一路换了很多次很多种姿势，总算到了区政府前面。

大门紧闭，人家早已经不办公了。外公非常理解，但却没有料到，这就给他出了一道难题。看着大门口的那两尊在屡次空袭中毫发无损的石头狮子，外公犯难起来。最后，他将炸弹放在了大门前面的青石条铺成的台阶上，准备转身离开，转念一想，这也太像遗弃婴儿了吧？那毯子里裹着的如果真是一个婴儿倒也罢了，问题在于那是一枚炸弹。你将炸弹包裹成婴儿的形状又放在政府门前，到底想干什么？于是外公上前一步，解开了毯子，将四个角拉平，炸弹就完完全全地暴露在青天白日下了，就不会有人误会了。

外公往回程走了几步，想想还是觉得不妥。一枚炸弹即使没有伪装成婴儿，公然放在区政府门前，也还是一个问题。还是那句话，你想干什么？这区政府本来就关门打烊了，再弄一个炸弹放在此地，谁还敢由此出入？如果市民有急事需要找政府，那该如何是好？

幸好外公带了钢笔，就插在他衣服前襟上面的口袋上。他取下钢笔，拔了笔帽，开始在毯子上写清楚事由，来龙去脉。遗憾的是外公身边没有带纸，可供书写的只有那条毯子，用钢笔在毯子上写字实在难为他了。外公埋头苦干了近一小时，又描又画，将那钢笔甩了又甩，甩出墨水，最后还掺了一些唾沫，以拍电报的文体佐以文言，这才言简意赅地写清了事情的原委。外公直起腰，不无欣赏地检查一番，又看了那黄绿色的炸弹一眼，这才似有不舍地离开了。

温柔的土匪

逃难时母亲只有六岁，从南京到重庆一路经过了很多曲折。战乱时期，再加上他们走得晚，艰难和危险自然倍增，但在母亲的记忆里几乎没有负面内容。她只是感到新鲜，祖国的山山水水，不同的城市、码头以及风物人情。这都是因为外公外婆把她保护得很好。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法子，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按她的话说，她是一路睡到重庆去的。很难想象外公会对着母亲哼唱催眠曲，可他怀抱婴儿的姿势经过怀抱炸弹的练习，定然是与众不同的。母亲已不是婴儿，却生得弱小，体重比一枚炸弹也重不了太多。外公将母亲抱在怀里，或夹在腋下（如果情况紧急），另一只手牵着外婆。母亲也曾骑过驴，有一次还睡在一名脚夫挑着的箩筐里。担子前面是他们一家的行李，后面是母亲，晃晃悠悠的就像摇篮，比普通的摇篮那是舒服太多了。母亲对摇篮没有记忆，对箩筐有记忆，就是证明。

就这样，母亲睡过了千山万水，睡过了凶险危难。“真的没什么值得一说的事？”在我的追问下，母亲回忆起一次土匪抢劫。

土匪怎么来的怎么去的，母亲完全不知道，只是，一睁开眼睛看见灯下外公穿着白色的内衣、衬衫和衬裤。这在外公是从未有过的事，即使母亲只有六岁，在她面前他从来都是穿戴整齐的。原来，外公的外衣外裤被土匪扒下来抢走了。坐在床沿上的外公有点愣神，发现母亲醒了，站起来笑着说，“我们遇见土匪了。”

整个过程中母亲没有听见任何动静，比如土匪踹门的声音，或者大喊，“要钱不要命，要命不要钱！”翻箱倒柜、哭泣哀求的声音母亲一概没听见。大概，外公的镇定或者安静感染了土匪吧，总之这是一次悄无声息极其顺溜的抢劫，一家人的行李包括外公的一身衣服都是外公拱手相让给温柔的土匪的。他甚至将缝在衬裤里的几块大洋都贡献出来了———土匪并未发现，但外公固执己见，一定要给。既然是抢劫那就一定要抢得彻底，既然是被抢了，那也必须彻底，外公肯定就是这么想的。反正一个巴掌拍不响，完美的抢劫需要双方默契的配合。我说完美，当然是没有伤及到无辜，母亲和外婆都毫发无损。甚至他们入住的那家小镇上的旅店也没遭遇任何损失。土匪大概觉得抢了外公就已经足够了，收益已大大超过了他们的预估。

好人有好报。第二天，外公碰见了也住在那家旅店里的一个老乡，他们家住在靠里面的一间，听闻土匪到来，又听见呼啸而去，由于外公的慷慨，抢劫活动并没有进一步深入。老乡一家感激不尽，于是一家的物资便两家共用了，互相结伴前往重庆。外公穿上了老乡略嫌窄小的中山装，衣服虽然不合身，但总算遮住了里面的白衬衫，外公不觉得憋屈，反倒周身舒展开来，有模有样地走来走去。顺便说一句，外公的身高大约一米七八，在那个年代应该算是高个子了。他的腰背始终挺得笔直，人又消瘦，绝对是天生的衣服架子。

终于抵达陪都，和政府接上了关系。外公被任命为歌乐山小学的校长。他找到老乡还账（一路吃用，包括那身衣服宽算后折钱），老乡自然不肯收，外公也不多说，只是一趟一趟地前往拜访。每次都会拿出手帕包裹着的几块大洋。钱是不露面的，手帕包袱被推来推去。外公锲而不舍，最后老乡只得就范。

礼尚往来

也有还不上的账，这点外公比谁都清楚。这里说的不是金钱，或者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东西。这就牵扯到外公的身世了。

外公从来没有说起过他的父母家人，只是外婆总是唠叨，说外公是“三房官一个”。“官”在这里是共有之意，意思是外公父亲有兄弟三人，但只有一人生的是儿子，也就是外公，可见宝贝。母亲说，外公读的是师范学院，因为读师范是公费的，不需要自己花钱。由此看来外公的出身又是很贫寒的。既宝贝又贫寒，宝贝，所以家里才会一直供他读到大学；贫寒，是读大学也只能去读师范。此处依稀出现了一位资助者的身影（读师范自己也得有开销）。这个资助者只能是亲戚，但却是相当富有的亲戚。

婶婶（母亲叫她婶婶）一家住在城南升州路，据说当年那一带有一条街都是他们家的，开了两爿银楼、好几家布店。逢年过节的时候外公就会去婶婶家。这位婶婶比外公要年轻，显然不是他读书时直接的资助者，而是他们的后人。大概可以这样设想：直接资助外公的是他的姑妈，姑妈嫁给了一个有钱人，发心帮助三房官一个的侄儿读书。姑妈那一代人去世后，这家人的家长就成“婶婶”了。婶婶是他们家的女儿还是儿媳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外公去升州路就是去“婶婶家”。

作为一个孩子能理清这些复杂的亲戚关系实属不易，但我要说的重点并不是这些。我要说的是每回外公去婶婶家时的情形。他总会带一些东西去，从不空手。这些东西不是大洋或者法币，也不是后来的人民币，而是水果、点心、白糖什么的。按照礼品的格式包成几包，外公就像提溜着中药似的提溜过去。去了之后，在婶婶家堂屋里的八仙桌边的一把镶嵌了螺钿的椅子上坐好，将纸包往桌子上一放。外公满脸和气，呵呵笑着，但不说话。婶婶或者婶婶家里的人问他一点什么，外公也回答，答完以后又不说话了。就这么干坐上半个小时，外公起身告辞。

他的这一习惯应该是早年遗留下来的。早年面对的想必是姑妈或者姑父，他们离世后外公面对的就是婶婶了。外公同样的拘谨、恭顺，虽说婶婶只是母亲的婶婶，年龄比外公还小。开始时外公一个人独自前往，后来有了母亲他就会带着母亲，再后来母亲有了孩子，他就会带上哥哥或者我。带一个小孩到婶婶家已经成了惯例，绝不多带，也绝不多坐。外公不会在婶婶家里吃饭，哪怕带去的小孩要留下来和婶婶家的小孩一起玩耍，甚至在婶婶家过夜。外公本人必定按时告辞，将那些纸包留在八仙桌上。后来婶婶家的房子变小了，孩子们迅速长大，外公依然如此，逢年过节必去婶婶家，提溜着东西……

外公在自己家待客也一样，从来沉默寡言。1949年后外公就不再担任小学校长了，甚至也不再工作。记得有一个张爷爷，大概是外公以前的同事，隔三岔五会来家里拜望。两人在方桌边相对而坐，外公会给张爷爷沏茶、让烟，但张爷爷不吸烟，两人就这么坐上半天。张爷爷隔一阵会叽咕几句什么，外公点头微笑，满脸温和，却不说话。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下盘棋，或者炒两个小菜喝盅酒之类的，只是干坐着。“干坐”是我后来的理解，其实外公和张爷爷之间并没有任何尴尬。时间一到，张爷爷起身告辞（他也有固定的时间），外公略略欠身，做出一个准备相送的姿势，张爷爷会有一个手势，意思是“不必”。外公也不坚持，于是张爷爷便一个人出门下楼去了。外公有一个来也不迎去也不送的朋友，除了这个朋友他大概再也没有其他的朋友。

扫厕所和贴标语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小说里了。说那个炸弹的故事，因为我不在场也不可能在场，所以细节一概出自想象。讲述外公率领一家人逃难，我也只能借助母亲的视角。渐渐地，我出场了，作为主要的观察者和叙述者责任越发重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六岁，和外公一家逃难时母亲的年龄相仿，世界在我的眼前展开，更加分明和清晰……另有一点，这篇小说的目的是讲述外公的一生，写他这个人，祖孙之间虽有很多令人难忘的互动，那也只有省略……还是让我们继续。

外公喜欢扫地，笤帚、簸箕几乎从不离手。我们家住在洪武路九十六号的三楼上，有两个房间，厨房、厕所是和邻居共用的。每天外公就扫这两个房间以及共用的厨房、厕所。扫自己家自然没话说，扫公共空间就另当别论了。他不仅扫地面，还备了一把干净的笤帚在墙上扫。干净的笤帚和扫地的笤帚并无区别（除了“干净”），上面绑了一根长竹竿，以便能够到天花板和墙壁之间的犄角旮旯。外公又扫又掸（笤帚当鸡毛掸子用），还嫌不过瘾，后来三楼的走廊也被他承包了。他从三楼扫到二楼，从二楼扫到一楼，通向院子里的木头楼梯被外公扫得纤尘不染。九十六号大院里有一个公共厕所，被外公发现，如获至宝，从此他又开始打扫那和我们八竿子打不着从没有使用过的公厕。一开始大家认为外公是一个善良的老人，习惯于义务劳动，就算有误会，也只会认为外公是街道居委会派来的清洁工。可“文化大革命”开始，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牛鬼蛇神”会被罚去扫厕所，扫厕所的都不是什么好人，邻居们看待外公的目光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母亲劝说外公不要再去扫厕所，外公置若罔闻。也许，他真的剥夺了某些“走资派”扫厕所的机会，因为像模像样的公共厕所在我们院里只有一个，而“走资派”却有很多。这些人人微言轻，敢怒不敢言，但敌意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母亲认为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果不其然，别人受冲击的标志就是去扫厕所，而外公受冲击“靠边站”就是禁止他扫厕所。实际上外公也无所谓“靠边站”，1949年以后他就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