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复仇者

母亲的一生，一面被父亲家暴，一面在扮演幸福的妻子。目睹这一切的女儿愤怒悲伤，却无力回天。直到父亲离开，母女抛开庸碌拮据的现实，决定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奢华之旅。跳出原本生活的秩序，隔着转世般的距离，她们终于可以重新审视过去，重新接纳彼此，并无预谋地开始一场隐秘的复仇。

一

王寅初躺在地板上，侧卧，双脚赤裸，未穿鞋袜，身体佝偻畸曲，右侧面孔贴住地面，露出大睁的左眼，目光盯视门口，仿佛要对推门进屋的人报以一目了然的仇视。

鲍芬芳站在门口，左手提着白色帆布环保袋，袋子里装着一把上海青、一块排骨和两个长萝卜，右手正要拔下插在锁口里的钥匙。房门已推开大半，午间强光从窗外投射到地板上，王寅初像一尊倒地的雕塑，赫然横陈于聚光灯下的舞台。

鲍芬芳站在门口呆怔了三十秒，手里依然提着沉甸甸的环保袋，三十秒后，她几近衰老的嗓子里迸发出一声超越年龄的尖叫。

120急救车和110警车相继呼啸着开进小区，警察在楼洞口拉起红白间色警戒绳，绳外迅速聚拢起围观群众。晌午时分，非节假日，被惊动的都是退休大叔大妈。二楼窗口暴雨般砸下一阵鲍芬芳号哭的声音，以及断断续续的嘶吼。

半小时后，急救员提着空担架下楼，120救护车空着开走了。一个小时后，来了一辆黑色殡葬车，两名担架员上楼，不多久，抬下一个巨大的人形隔热袋，银色，仿佛包装妥帖的巨型冷冻肉食，即刻要进入冷链运输的样子。殡葬车开走了，又是半个多小时后，数名警察鱼贯下楼，撤掉拦在楼洞口的红白警戒绳，上车走人。

一切回归常态，围观群众却还聚在楼下，不甘心散去。小区里住的都是拆迁户，很多是老邻居，知根知底。人们发出此起彼伏的叹息以及疑问：老王是电工，怎么可能触电？

有人答：正因为是电工，晓得怎么做才能死得痛快。

来晚了的人惊叫：啊？自杀？那么厉害的一个人，凶了一辈子，怎么可能？

洞悉人性的人回答：生了癌，自己晓得没希望了，长痛不如短痛。

正议论着，一辆出租车开至楼洞口，戛然停下，有人轻叫：海云回来了。

王海云一下车就往楼里冲，眼圈和鼻子红着，身上穿着深蓝色职业套裙，显然是从公司直接赶来。她没和任何人打招呼，所有人也都不介意王海云是否和他们打招呼。王海云的身影消失在楼洞里，人们再次抬头仰望二楼那扇窗户，等待着即将爆发出的意料中的哭声。三十秒过去了，一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没有哭声，什么声音都没有。37号，二楼，左单元，一个小时前他们还听见鲍芬芳的号哭和嘶吼，这会儿，什么都没有。

丧事办得几近简陋，没听见什么动静，偶有亲人或王寅初单位的工会干部提着花篮和水果上门慰问，37号楼洞内持续缭绕了几天香烛烟灰没落陈腐的气味，以及白菊花尚存生命痕迹的植物气息。然而，只是七天，七天后，连同空气，一切都恢复了洁净与安宁，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王寅初触电身亡，属自杀，不予立案。虽然未留遗书，但从触电的方式来看，绝非专业人士能做到，王寅初是电工，谁都知道。

王寅初十年前从机械厂退休，五年前患直肠癌，手术后好了两年，一年前癌细胞转移，直至病入膏肓，终于熬不下去，自行了断了人生。“触电身亡”这个词语，像暗夜里的一声惊雷，猛然炸响，令左邻右舍眩晕了一阵之后，产生无限恐怖遐想。然而，没有人敢在鲍芬芳面前主动提及有关话题，他们不敢问鲍芬芳，那天，推开家门的一瞬间，她看到了什么？她又做了什么？

是的，鲍芬芳是第一个目击倒地身亡的王寅初的人，她是他的妻子，任何一个妻子，看见丈夫倒在地上，一定会伸出手去扶他，或者去摇他，于是她就会无法避免地触摸到他，而彼时，他身上有电，他的每一寸肌肤都布满电流，死亡触手可及，鲍芬芳是如何让自己与死神擦手而过、毫发无损的？

二

王寅初去世三个月后，王海云决定带鲍芬芳去北京旅游，网上预订宾馆时犹豫了许久，最终选了北京饭店，两个标间，一间一千二，住两天，总价四千八。付钱只在一瞬间，点击“确定”，钱就消失了，王海云明显感觉到肉痛。可是，带母亲去旅游，于她，是人生第一次，也许会是唯一一次，与其说旅游，不如说是作为女儿表达孝心的一种仪式。上海人出门旅游，很少选北京，谁还没去过北京啊？可是鲍芬芳活了六十七岁，竟从未去过首都，王海云说：姆妈，我带你出去散散心，我们上北京。

“上北京”三个字，特别加重了语气。鲍芬芳那个年代的人，是把首都当偶像看的，这个词语还出现在很多老歌中，譬如，“挑担茶叶上北京”，“库尔班大叔上北京”，老歌老调的，偶尔会从鲍芬芳嘴里哼出来，王海云听过。

鲍芬芳发了片刻愣，随即流露出些微兴奋：真的吗？好啊！我很久没乘火车了。

王海云咧嘴，脸上浮起一个微笑：姆妈，我们乘飞机，你还没乘过飞机呢。

哦，飞机啊！鲍芬芳说，带点失望的语气，好像，这辈子从未坐过飞机并未使她有半分遗憾，倒是火车，于她而言是一种情结。王海云知道，父亲和母亲，是在从上海去云南插队的火车上认识的，给她起名海云，即是此番寓意。虽然自打海云有记忆起，父母总在吵架，可这并不妨碍她也有青春的怀念。

王海云改了主意：那我们乘火车去，再乘飞机回。

王海云带着鲍芬芳，一路高铁、出租车，大半天，就进了北京饭店富丽堂皇的大门。海云指着大堂吧外面的沙发说：姆妈，你坐一会儿，我去总台拿房卡。

沙发像一只硕大松软的长面包，焦糖色，几乎要让人闻出烘焙坊里的巧克力奶油香味。鲍芬芳坐得拘谨，她弓着脊，后背与靠背之间保持半尺距离，双腿并拢，手撑膝盖，又因要出门旅游，隔天去烫了头，新做的发型，刻板而夸张，整个人，就像一只待煮的不太新鲜的大头虾。鲍芬芳扭着膨大的脑袋看落地玻璃窗外，外面就是长安街，车流如梭，下午四点多，日照依然剧烈，宽大的马路上烟尘蓬勃，酒店内却听不见喇叭声抑或轰鸣的发动机声。

大饭店，隔音也是一流的好，王海云站在总台边等着服务员办房卡，心里思忖，倘若母亲问她酒店的价格，她该说多少？如实说，怕母亲认为她不知俭省，或者，误以为她经济状况相当不错。事实上，她很“穷”，为了自己的一份小生活，她把钱包捂得紧紧的。可也不能说少了，要不然，她为母亲的“巨额”付出就不能传达到位，日后在街坊亲友面前提及，不能起到被传颂的效果。孝顺不孝顺，谁又能看得见呢？只有钱是可见的，是量化的孝心，可以拿出来衡量比较。

王海云拿到房卡，转身，见鲍芬芳身侧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衣着花哨的中年妇女，貌似刚进来的客人。鲍芬芳正和人家聊天，声音不大，却面带笑容，滔滔不绝的样子，仿佛已然与人相熟。王海云不禁皱了皱眉头。

自从王寅初去世，鲍芬芳变成了一个逮谁就“搭讪”的话痨，上海人叫“百搭”。奇怪的是，她与王海云说话却战战兢兢，欲言又止，有时候也啰唆，却语焉不详，抓不住重点，或是羞于切题？王海云从不追究，是下意识的逃避，因为不喜欢听母亲说话，更不希望听到母亲说出一些她拒绝知晓的信息，譬如父亲的自杀。那天她赶到家里时，父亲的遗体已被殡仪馆拉走，现场也已清理干净。为什么会这样？她没问母亲，她不太想知道那些原委、过程、细节，不过，倘若母亲要倾诉，她会安静地聆听。然而，鲍芬芳只是默默地淌眼泪，而后重复了很多遍：我哪能想到会这样？自始至终，她没有详说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似乎，王海云不问，正中她下怀。

鲍芬芳坐在大堂内的沙发上，身姿比适才放松了些许，她正用歪歪扭扭的普通话与陌生人聊天，只字片言，王海云听见了：我们浦东，房价已经涨到五万多……北京房价也高，你们东北……短短十来分钟，鲍芬芳已经获知一个陌生人的诸多信息，可见她的社交积极性，以及能力，实在不错。王海云走近：姆妈，我们进房间吧。她没有看一眼正与鲍芬芳闲聊的陌生客人，转身朝电梯口走去。

进电梯，王海云说：姆妈，我睡觉习惯开着灯和电视，就不和你住一个房间了。

鲍芬芳回答：晓得的。

王海云一直宣称自己睡觉必须亮一盏台灯，还必须开着电视，最好是体育频道，斯诺克比赛，或者交响乐团沉闷的演奏，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剧烈的色彩变换，音量调到最小，近似白噪音，只有这样她才能入睡。但她从未说过，有些习惯，只在特定的时候为维护自己莫名的需要而存在。

王海云不想与母亲同处一室，只要与鲍芬芳在一间房里多待一会儿，她就感觉有种不知来处的压力，越积越重，最后生成一股厌弃一切的情绪，这一日，她的脾气一定会坏得离谱，不想和高晓东说话，不想陪莹莹读英语卡片，不想吃饭，不想与高晓东睡一个被窝，不接受他求欢的暗示……总之，什么都不想做，只想睡觉，唯其睡着，才能不对万事抱有态度，喜欢，或者讨厌，都没有。她依稀记得，自从父亲生病，她就不愿意接近母亲，似乎，是因为某种气味，来自父亲身上，排泄系统发生故障后引发的腐臭，并不剧烈，却萦绕不散，久之，母亲身上也散发出同样的气味。

可是小时候，海云天天与母亲同处一室，晚上睡在母亲的大床上，除了周末。那时候，王寅初在市区的机械厂上班，住集体宿舍，周末回家。每个周六晚上，王寅初提着他的长方形白色帆布工具包，穿着他那双单位发的又厚又重的工作皮鞋闯进家门时，总要用他沙哑的大嗓门嚷一句：饿死我了！接下去，王寅初把他的脚从工作皮鞋里拔出来，脱掉袜子，把自己安顿在饭桌前，跷起泛着盐霜的潮湿的双脚，等待着鲍芬芳为他开饭。

周末的晚饭一般会有红烧肉，或者葱烤鲫鱼，可是王海云吃得郁郁寡欢，因为，接下去的两夜，她将无法睡在鲍芬芳的床上，她的位置将被王寅初占据。随着领地的失去，一场战争即将爆发。

那时候，他们还住在镇上，连绵不绝的农田包围着小镇，国际机场还未在这片土地上动工。他们的家，是两排平房的其中一间，房管所分配的，大约二十平方米。王寅初在房间里拦腰砌了一堵墙，一个大房间变成了两个小房间。母亲在居委会的缝纫厂上班，她的缝纫女工同事们经常对她嫁了一个“上海工人”集体流露出羡慕之情。可是，王海云却觉得，母亲嫁给父亲，完全是一场灾难。

晚上，王海云睡在自己的小床上，单薄的墙壁不能阻挡隔壁房间的响动。她听见父亲和母亲在说话，三五句对话，王寅初突然爆出沙哑的笑骂声，紧接着，在床架子摇动的“吱嘎”声中，母亲零碎的笑声掺杂其间，笑着笑着，突然哭了，压抑的，像咬着被子抽泣，又像被堵住了嘴，无法发出求救的呼声。父亲的骂声再度响起，接下去，便是更为复杂的声音，撕打、踢腾、凳子被撞翻、不知哪一副身躯突然倒下，撞击到柜子……王海云在持续不断的声音中拼凑发生在隔壁房间的故事，拼着拼着，就睡着了。

周一的早上却令人轻松，王海云醒来，王寅初已经出门，这让她长舒一口气。每个周一的清晨，王寅初都要坐最早的班车去市区上班，接下去的五个夜晚，王海云将重新夺回大床上属于她的位置。可是，周一早上的鲍芬芳，却是最落魄的女人，她一定在炉子前忙碌，低着头，蓬头垢面。粥热好了，她喊海云吃早饭，头一抬，下巴或者眼角总会有几块淤青，或者红肿。果然，战争已经发生过，从不例外。

王海云期待父亲从此不再回家，家里只有自己和母亲，安静而安全。她还期待，有一天，母亲有勇气拒绝父亲睡在她的大床上，甚至，有勇气把他赶出家门。可是，周末总是如期而至，并且，母亲不是一个有志气的女人，正念小学三年级的王海云已经学会用“志气”这个词。很多次深夜，她听见隔壁房间母亲的笑声，尽管最后笑声总会变成哭声，可她一次次地发出笑声，展示着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志气的下贱特征，这让王海云常常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怨愤。

二十多年后，退休了的王寅初每天都占据着鲍芬芳的大床，没有任何人干涉。王海云已经工作，她不再住家里，她无须目睹每天都有可能发生的战争，无须眼见鲍芬芳下巴抑或眼角的淤青和红肿，这让她感到安心。王海云用掩耳盗铃的方式获得了安全感，就好像雷雨的夜晚，堵上耳朵，闭上眼睛，炸响的雷声和惊悚的闪电被隔离，就能睡着。后来，她拥有了自己的大床，与她共享大床的是高晓东。高晓东是一个温和的男人，他们从未打架，她也从不需要与同床的男人在亦哭亦笑中完成婚姻的必经之路，他们的女儿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他们早已过了浓情蜜意的时段，但一切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