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言之隐

当了多年大队书记的哥哥，因错失机遇，最终一事无成；曾经心高气傲的嫂子，现在靠向邻居推销三无产品，维持着最后的体面；患有老年痴呆的母亲，因往日与邻居生下的嫌隙，而被人嫌弃……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段难言之隐，纵使深陷人生困境，人性之光亦会闪耀出希望与暖意。

1

我没想到王永利买了赵顺德的房子，与郭文礼家成了东西邻居。我哥买房子当然不关我的事，所以人家问也不问我。我嫂子张圣文问赵顺德房子要多少钱，赵顺德说少于七万八不卖。张圣文张口就说：“我给你八万！”

王永利回家指点着张圣文说：“你这个二百五，就你这个二百五……让我说你啥好，两千块钱是大风刮来的？”

王永利盖了两层大房，都在前街，给了两个儿子。他原本跟小儿子一起住，小儿子的宅院阔大，还特意盖了厢房和倒房。可晚辈人长起来，再大的房子也显得窄憋，何况还要带着老妈。我妈原本有自己的房子，是祖上留下来的宅院，改革开放后翻修过，柁木檩架也软，逐渐成了危房。王永利觉得，翻修翻盖都不值得，就把宅基置换了出去。他那时当着书记，也算以身作则不多贪多占——虽然后悔了很多年。置换出来的宅院给小儿子在村南开了电气焊，还引得大儿子觊觎，大儿媳总拿这事敲打公婆，说没端平一碗水。这一波神操作，各方都不满意。他自己没了退路不说，还连累了老妈。我妈初始跟着他死心塌地，还给我唱山音：“我就一个儿子，不跟着他跟谁？”但时过境迁，娘儿俩都悔青了肠子。王永利没想到他很快就不当书记了，意味着他高不成低不就，很快就成了跟我妈一样的老人。

“这年头，就是人老得快。”我妈说。

那时候年轻人喜欢往村外搬。村南是条省道，在道路两侧盖上二层小楼，楼上住人，楼下经营买卖，梦想这里能成为商业一条街，逐渐灯红酒绿，吸引五乡八村的人来消费，不用再在土里刨食。当时上级政府也这样宣传，给两边的建筑做了规划，给那些想做生意的人家提供了贷款。有一段时间，家家都是财大气粗的模样，道路两侧灯火辉煌，家里霓虹闪烁，楼下停着各种汽车，罕村成了全县发展的楷模。但直到那些外墙的瓷砖都失了颜色，那条街也没繁荣起来，光剩下日渐暗淡的牌匾，被那些年的风雨都吹变了形。能经营下去的除了小卖店、早点铺，大概就数小侄子的电气焊了。其余卖家具、服装、烟酒、鞋袜，开网吧、按摩店、饭店、咖啡店的，无一例外都倒掉了。很显然，外乡人不受吸引，村里还是那些人，过往的还是那些车辆，也许增加了些，但没有谁愿意在罕村停下来，那些投资就都成了笑话。

那些笑话与王永利有直接关联。他当了几十年的大队书记，赶上了两拨发展机遇，但最终都走进了死胡同。我妈没了家，只得跟着儿子走。王永利给自己买房子肯定不在计划内，算迫不得已，所以张圣文一直没有好声气，她买房子的那番操作就是证明。她是个情绪化的人，善于赌气。我妈也唉声叹气说自己成了累赘，说人没死，房先没了，当初咋就鬼迷心窍听了王永利的宣传呢？王永利盖的那两幢房子俗称万年牢，他那时正值壮年，八面威风。房子都是面阔七间，厕所留在室内，装修的材料、家具都是名牌。他不止一次说，房子是给儿子盖的，但哪个宅院都有他住的地方，本质上房子还是他的。事实证明“本质”也就那么回事，关键时刻发挥不了丁点作用。他盖房时给自己留的地方，等儿子结了婚，孙子长大了，他的地方就都被挤占了。很多想法就只能跟着变，他给自己买房子，也是变化之一。

说这一大坨话，并不是我的本意，我不喜欢说这些。说到底，家里家外的事并不与我怎样相干。当初我劝妈留下自己的房子，我妈说，她就一个儿子，早晚也得跟着他。我一个出嫁的人，就不要管娘家的事了。王永利也信誓旦旦，说他就一个妈，有他住的地方就有妈住的地方，我有啥可不放心的？

我确实没啥不放心。我有啥不放心的呢？那时张圣文跟我妈还蜜里调油，经常端着砂锅穿过整个村庄来送汤。乡村用砂锅的人原本就少，端着砂锅给婆婆送汤的人就她一个。我闭着眼都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因为热，砂锅两边垫了抹布，张圣文小心地端在胸前，都不敢迈开步子，得鸟悄鸟悄地走才行。这情景既上过广播又上过报纸。小报记者的文字好生了得，写得生动详细。张圣文端着砂锅的大照片登在我们县报纸头版，她激动得一宿睡不着觉，转天揣着报纸回了娘家。只是我妈有时咕哝，那样大的砂锅还以为装了啥好东西，原来就是几块煮烂了的胡萝卜。

“那是鸡汤。鸡汤，你懂不懂？不懂就别乱说。”王永利叉着腰跟我妈说话，肚子挺出来足有半尺。

“大老远的就别让她送了，我又不爱喝。”

“她这人想干啥干啥，你以为她送是因为你爱喝？”

王永利打小说话嘴就臭，都是我爷爷惯的。爷爷的下酒菜是一碟咸菜，上面点了两滴香油。王永利闻着了味，就把咸菜碟顶在了脑袋上，不让别人吃。我爷爷拈着胡子笑。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早些年我妈当笑话说。我则记着王永利从大海碗里夹了咸菜去爷爷的碟子里蘸汤，放到嘴里以后幸福地说：“真香。”那时候我都记事了，他已经很大了。

我比王永利小十二岁，我八岁那年爷爷就去世了。这样算起来我家吃咸菜的日子可真够长久，从王永利小的时候，吃到我记事的时候，还不算完。咸菜分装一个碟子和一个海碗里，碟子放香油，海碗里不放香油。我从打会拿筷子就被告知不能去碟子里夹咸菜，那是给爷爷下酒的。

我就自觉从不往那里伸筷子。王永利偷着摸空也得往那里伸一下。有时候，就是筷子头朝那里蘸一下放到嘴里嗍滋味。后来我问我妈，瓶子里有香油，干啥不往海碗里也滴两下呢？我妈说，半斤香油吃一年，这是你奶奶定的规矩。如果提前把香油吃完了，这日子就过漏了。过漏了的日子在家里遭骂，在外遭人笑话。

唉。

张圣文说：“不多给那两千，房子就被别人买走了，有几家盯着呢！”

她经常这样自说自话，我猜，多花的两千块钱她也心疼。毕竟时过境迁，她家的日子不同以往。我不知道她手里有多少钱，但花一个少一个是真的。

我妈随着他们搬入了赵顺德家的宅院，这是五年前春天的事，院门口的一棵榆树长了很多榆钱。那是一个浅胡同，这边三家，对面三家，离主路很近。也许，这就是张圣文说的有几家盯着的主要原因，村里人越来越看重交通便利。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她跟儿媳妇互不待见，很难在一个屋檐下看彼此的脸色，到了多住一天都难容忍的地步。我一向觉得，中国的婆媳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比巴以冲突复杂。我不知道这样打比方对不对。我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去联合国上班，专门化解巴以冲突。然后，我就被吓醒了。我是一个见着问题绕着走的人，这样大的事情我可弄不了。王永利的房子居中，他家养鸡，左右邻居都跟着闻味。我回家看妈，郭文礼的老婆正在门口坐着。北风呼呼地吹，雪花纷纷地下，路的上空并行着一掐子电线，上落几只缩头小麻雀，叫声特别凄凉。她把四方脑袋缩在棉服的帽子里，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仰脸对我说：“二姑娘回来了？你妈越来越不行了。”

说得我心里咯噔一下。但一看见她那张灶灰样的小脸，我就把心宽了宽。“六婶子，您还好吧？”我声音很高，但像西北风一样缺少温度。

“好着呢。”她说，“早晨吃了两碗面条、两个火烧夹肉。你妈可吃不了这些。”

我想象她在翻着眼皮说这话。她的眼睑鲜红，像在眼睛下边割了一条血口子。她的声音和表达都让人心里不舒服。“雪越下越大了，您快回家吧。”我嘴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能吃上火烧夹肉才怪。

“没有多大的雪。”她努力地仰脸朝天上看，小脸在帽子里若隐若现，雪花想落上去也不容易。眼睛估计也老花得厉害，她使劲蹙起眉心打量。“净说没边儿的事。”她咕哝，“这天儿会下大雪？”

我已经拐进了胡同，从后视镜里看她扶着石头站起身。棉服的帽子挡眼，她把帽子朝后一推，露出里面浅驼色的绒线帽，像小帽盔一样扣在头上。她腰已经弯到了九十度，可仍习惯两只手背到身后，叠起来，顶在屁股上。她就那样一撅一撅地走进了自家水蓝色的铁门，然后传来了铁门关闭的“吱呀”声。我又朝后视镜里看了眼，那块石面被蹭出了光亮，边缘由浅往深里走，中间部位就像一块湛蓝的玻璃，泛着毛茸茸的光。那是一块青石，从它与地面所处的关系看，已经在这里很久了。王永利家的大门是酱红色，院子中间是条红砖砌的甬路，两边都是鸡舍。那鸡舍也像住家一样顶上有瓦。听见外边有动静，鸡们都从铁丝拧成的窗子里探出脑袋观瞧。有一只鸡扯起脖子跟我打招呼，吓了我一跳。

“养的都是下蛋鸡，怎么还有会打鸣的？”我高声问。

王永利从屋里出来了。棉袄披着，里面穿了件鸡心领的灰毛衣，光头是新剃的，头皮白生生地刺眼。六十几岁的人，他居然一根黑头发也没有。

“大冬天咋还剃头发？”我表示纳闷。

他过来接我手里的东西，顺便训斥那鸡：“叫什么叫，过年杀了你吃肉！”那鸡脸一暗，“嗖”的就把脑袋缩了回去。它长了鲜红的鸡冠子，低着头，小圆眼不住往上挑，一副不服不忿的样儿。

王永利这才回答我为啥剃头发。他说做梦脑袋掉了，血从腔子里朝外冒。他找老五叔去解梦，老五叔拿放大镜翻《易经》，建议他剃个光头，就把梦破了。

我笑了下。想我做梦梦见自己是联合国大员，专门调解巴以冲突。“《易经》里是这样说的？”我忍住笑问。

“都是闹着玩的。”王永利有点不好意思，“纯粹是为了解心疑——老五叔不糊弄人。”

“许是理解并发展了《易经》理论。”我并不想多谈，“他身体还好吧？”

鸡舍到窗下有三四米宽的水泥板，显见得是当初的水泥标号不够，毛碴碴的。西墙根下有棵柿子树，被几块砖砌出了个方形围子，那树已经很老了。黢黑的枝杈伸到了灰色的瓦垄里，但还有几只柿子在枝头挂着，红得打眼。地上污渍斑斑，都是柿子摔下来留下的痕迹。雪花还在飘，落到地上就化了，那水泥地就更显污浊。见我看那树，王永利说：“开春我就砍了它，太脏了，春天还长树虱子。”

“千万别。”我说，“你打些药呀。”

“这院里养着鸡，哪敢轻易打药。”他撑开塑料袋看，“这都买的啥？”

“超市抄来的，乱七八糟。”我有点心神不宁，看了眼窗玻璃，奇怪屋里咋还没动静。我妈八十多了，眼好使，耳朵还尖，老远就能听见我的声音。若是过去，她会早早倚门框等我，把门打开。

2

“妈跟张圣文又吵了一早晨，大概累了，现在睡着了。”

又！

我注意到了王永利说话的语气，以及他的表达方式。我没说话，急忙挑门帘进了屋里。我妈虾一样弓着身子，朝里躺着。雪白的头枕在胳膊上，嘴里是一串轻薄的呼噜声，嘴角淌着涎水。她脸上的褶皱已入化境，一点也不像自然生成的。横向纵向深入纹理，但极有规律。只有鼻梁骨那一段是光滑的。还有耳垂，她有一副大耳垂，是有福相的人。

她跟张圣文总吵架。用王永利的话说，张圣文自打进入更年期脾气就越来越差，眼下已经十多年了。“你不理她就是了，你跟她吵，你吵得过她？”王永利越来越能犯方向性错误。事实是，我妈自打得了老年病，就吵得毫无顾忌。隔着时空，我都能看见王永利的大眼珠子，像弹球一样滚动。他有次打电话告诉我说，张圣文越来越见不得妈了，一看见她就要犯心脏病。“这可咋好，连我都要犯心脏病。”他不知道，我赶紧翻包，找了几颗速效救心丸塞进嘴里。这种压力给谁谁也受不了。他受不了，张圣文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他受不了可以说，我能跟谁说呢？王永利自打不当书记，就把自己封到了一个坛子里。想法和见识越来越让人不敢恭维。他不当书记不是因为犯错误，是因为到了年纪，业绩平平。过去村书记可以当几十年，现在情况变了，来了大学生村干部，都有股子闯劲。他也是个能上不能下的人，虚荣心强，觉得没脸见人。他一下子养了两千多只鸡，死伤大半，就像不养白不养，养了也白养。好歹活了几百只，他对它们也没好声气。看哪个不爽，就一刀宰了。“早知道这样，这个书记不如不当。”这是我妈当悄悄话说的，唯恐让王永利听见，“当书记工资低，净瞎出力。表面人模狗样，脱了马褂啥也不是。一辈子的好时光搭上去，真是没啥好图许的。”她那时还住在小孙子家，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小孙子开电气焊，回家吃饭时手和脸都是黑的。我妈追着人家问：“你是谁？咋来我家吃饭？”一家人都说她是装的。后来终于搞清楚了，这也是一种病，而且越来越厉害。王永利年轻的时候做过买卖，搞过土方工程，也做过包工头，最多的时候带领两百多人的队伍，在城里盖高楼。他是被当时的乡长当作能人请回来的。那时罕村乱，分成几个帮派。他理顺关系，平稳开展工作也费了不少气力。那时他是乡政府的红人，又当代表，又当委员。后来就不行了。人的时运总是一段一段的。过了那个时段，他就往下坡走了。关键是，他没认识到事物的发展规律，觉得是被谁抛弃了。他像旧时的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一点跟张圣文正好相反，张圣文是在家里一刻也待不住，得工夫就往外跑。他过去摆得平罕村几千号人，现在连张圣文和老妈也摆不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