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言之隐
作者: 尹学芸当了多年大队书记的哥哥,因错失机遇,最终一事无成;曾经心高气傲的嫂子,现在靠向邻居推销三无产品,维持着最后的体面;患有老年痴呆的母亲,因往日与邻居生下的嫌隙,而被人嫌弃……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段难言之隐,纵使深陷人生困境,人性之光亦会闪耀出希望与暖意。
1
我没想到王永利买了赵顺德的房子,与郭文礼家成了东西邻居。我哥买房子当然不关我的事,所以人家问也不问我。我嫂子张圣文问赵顺德房子要多少钱,赵顺德说少于七万八不卖。张圣文张口就说:“我给你八万!”
王永利回家指点着张圣文说:“你这个二百五,就你这个二百五……让我说你啥好,两千块钱是大风刮来的?”
王永利盖了两层大房,都在前街,给了两个儿子。他原本跟小儿子一起住,小儿子的宅院阔大,还特意盖了厢房和倒房。可晚辈人长起来,再大的房子也显得窄憋,何况还要带着老妈。我妈原本有自己的房子,是祖上留下来的宅院,改革开放后翻修过,柁木檩架也软,逐渐成了危房。王永利觉得,翻修翻盖都不值得,就把宅基置换了出去。他那时当着书记,也算以身作则不多贪多占——虽然后悔了很多年。置换出来的宅院给小儿子在村南开了电气焊,还引得大儿子觊觎,大儿媳总拿这事敲打公婆,说没端平一碗水。这一波神操作,各方都不满意。他自己没了退路不说,还连累了老妈。我妈初始跟着他死心塌地,还给我唱山音:“我就一个儿子,不跟着他跟谁?”但时过境迁,娘儿俩都悔青了肠子。王永利没想到他很快就不当书记了,意味着他高不成低不就,很快就成了跟我妈一样的老人。
“这年头,就是人老得快。”我妈说。
那时候年轻人喜欢往村外搬。村南是条省道,在道路两侧盖上二层小楼,楼上住人,楼下经营买卖,梦想这里能成为商业一条街,逐渐灯红酒绿,吸引五乡八村的人来消费,不用再在土里刨食。当时上级政府也这样宣传,给两边的建筑做了规划,给那些想做生意的人家提供了贷款。有一段时间,家家都是财大气粗的模样,道路两侧灯火辉煌,家里霓虹闪烁,楼下停着各种汽车,罕村成了全县发展的楷模。但直到那些外墙的瓷砖都失了颜色,那条街也没繁荣起来,光剩下日渐暗淡的牌匾,被那些年的风雨都吹变了形。能经营下去的除了小卖店、早点铺,大概就数小侄子的电气焊了。其余卖家具、服装、烟酒、鞋袜,开网吧、按摩店、饭店、咖啡店的,无一例外都倒掉了。很显然,外乡人不受吸引,村里还是那些人,过往的还是那些车辆,也许增加了些,但没有谁愿意在罕村停下来,那些投资就都成了笑话。
那些笑话与王永利有直接关联。他当了几十年的大队书记,赶上了两拨发展机遇,但最终都走进了死胡同。我妈没了家,只得跟着儿子走。王永利给自己买房子肯定不在计划内,算迫不得已,所以张圣文一直没有好声气,她买房子的那番操作就是证明。她是个情绪化的人,善于赌气。我妈也唉声叹气说自己成了累赘,说人没死,房先没了,当初咋就鬼迷心窍听了王永利的宣传呢?王永利盖的那两幢房子俗称万年牢,他那时正值壮年,八面威风。房子都是面阔七间,厕所留在室内,装修的材料、家具都是名牌。他不止一次说,房子是给儿子盖的,但哪个宅院都有他住的地方,本质上房子还是他的。事实证明“本质”也就那么回事,关键时刻发挥不了丁点作用。他盖房时给自己留的地方,等儿子结了婚,孙子长大了,他的地方就都被挤占了。很多想法就只能跟着变,他给自己买房子,也是变化之一。
说这一大坨话,并不是我的本意,我不喜欢说这些。说到底,家里家外的事并不与我怎样相干。当初我劝妈留下自己的房子,我妈说,她就一个儿子,早晚也得跟着他。我一个出嫁的人,就不要管娘家的事了。王永利也信誓旦旦,说他就一个妈,有他住的地方就有妈住的地方,我有啥可不放心的?
我确实没啥不放心。我有啥不放心的呢?那时张圣文跟我妈还蜜里调油,经常端着砂锅穿过整个村庄来送汤。乡村用砂锅的人原本就少,端着砂锅给婆婆送汤的人就她一个。我闭着眼都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因为热,砂锅两边垫了抹布,张圣文小心地端在胸前,都不敢迈开步子,得鸟悄鸟悄地走才行。这情景既上过广播又上过报纸。小报记者的文字好生了得,写得生动详细。张圣文端着砂锅的大照片登在我们县报纸头版,她激动得一宿睡不着觉,转天揣着报纸回了娘家。只是我妈有时咕哝,那样大的砂锅还以为装了啥好东西,原来就是几块煮烂了的胡萝卜。
“那是鸡汤。鸡汤,你懂不懂?不懂就别乱说。”王永利叉着腰跟我妈说话,肚子挺出来足有半尺。
“大老远的就别让她送了,我又不爱喝。”
“她这人想干啥干啥,你以为她送是因为你爱喝?”
王永利打小说话嘴就臭,都是我爷爷惯的。爷爷的下酒菜是一碟咸菜,上面点了两滴香油。王永利闻着了味,就把咸菜碟顶在了脑袋上,不让别人吃。我爷爷拈着胡子笑。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早些年我妈当笑话说。我则记着王永利从大海碗里夹了咸菜去爷爷的碟子里蘸汤,放到嘴里以后幸福地说:“真香。”那时候我都记事了,他已经很大了。
我比王永利小十二岁,我八岁那年爷爷就去世了。这样算起来我家吃咸菜的日子可真够长久,从王永利小的时候,吃到我记事的时候,还不算完。咸菜分装一个碟子和一个海碗里,碟子放香油,海碗里不放香油。我从打会拿筷子就被告知不能去碟子里夹咸菜,那是给爷爷下酒的。
我就自觉从不往那里伸筷子。王永利偷着摸空也得往那里伸一下。有时候,就是筷子头朝那里蘸一下放到嘴里嗍滋味。后来我问我妈,瓶子里有香油,干啥不往海碗里也滴两下呢?我妈说,半斤香油吃一年,这是你奶奶定的规矩。如果提前把香油吃完了,这日子就过漏了。过漏了的日子在家里遭骂,在外遭人笑话。
唉。
张圣文说:“不多给那两千,房子就被别人买走了,有几家盯着呢!”
她经常这样自说自话,我猜,多花的两千块钱她也心疼。毕竟时过境迁,她家的日子不同以往。我不知道她手里有多少钱,但花一个少一个是真的。
我妈随着他们搬入了赵顺德家的宅院,这是五年前春天的事,院门口的一棵榆树长了很多榆钱。那是一个浅胡同,这边三家,对面三家,离主路很近。也许,这就是张圣文说的有几家盯着的主要原因,村里人越来越看重交通便利。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她跟儿媳妇互不待见,很难在一个屋檐下看彼此的脸色,到了多住一天都难容忍的地步。我一向觉得,中国的婆媳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比巴以冲突复杂。我不知道这样打比方对不对。我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去联合国上班,专门化解巴以冲突。然后,我就被吓醒了。我是一个见着问题绕着走的人,这样大的事情我可弄不了。王永利的房子居中,他家养鸡,左右邻居都跟着闻味。我回家看妈,郭文礼的老婆正在门口坐着。北风呼呼地吹,雪花纷纷地下,路的上空并行着一掐子电线,上落几只缩头小麻雀,叫声特别凄凉。她把四方脑袋缩在棉服的帽子里,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仰脸对我说:“二姑娘回来了?你妈越来越不行了。”
说得我心里咯噔一下。但一看见她那张灶灰样的小脸,我就把心宽了宽。“六婶子,您还好吧?”我声音很高,但像西北风一样缺少温度。
“好着呢。”她说,“早晨吃了两碗面条、两个火烧夹肉。你妈可吃不了这些。”
我想象她在翻着眼皮说这话。她的眼睑鲜红,像在眼睛下边割了一条血口子。她的声音和表达都让人心里不舒服。“雪越下越大了,您快回家吧。”我嘴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能吃上火烧夹肉才怪。
“没有多大的雪。”她努力地仰脸朝天上看,小脸在帽子里若隐若现,雪花想落上去也不容易。眼睛估计也老花得厉害,她使劲蹙起眉心打量。“净说没边儿的事。”她咕哝,“这天儿会下大雪?”
我已经拐进了胡同,从后视镜里看她扶着石头站起身。棉服的帽子挡眼,她把帽子朝后一推,露出里面浅驼色的绒线帽,像小帽盔一样扣在头上。她腰已经弯到了九十度,可仍习惯两只手背到身后,叠起来,顶在屁股上。她就那样一撅一撅地走进了自家水蓝色的铁门,然后传来了铁门关闭的“吱呀”声。我又朝后视镜里看了眼,那块石面被蹭出了光亮,边缘由浅往深里走,中间部位就像一块湛蓝的玻璃,泛着毛茸茸的光。那是一块青石,从它与地面所处的关系看,已经在这里很久了。王永利家的大门是酱红色,院子中间是条红砖砌的甬路,两边都是鸡舍。那鸡舍也像住家一样顶上有瓦。听见外边有动静,鸡们都从铁丝拧成的窗子里探出脑袋观瞧。有一只鸡扯起脖子跟我打招呼,吓了我一跳。
“养的都是下蛋鸡,怎么还有会打鸣的?”我高声问。
王永利从屋里出来了。棉袄披着,里面穿了件鸡心领的灰毛衣,光头是新剃的,头皮白生生地刺眼。六十几岁的人,他居然一根黑头发也没有。
“大冬天咋还剃头发?”我表示纳闷。
他过来接我手里的东西,顺便训斥那鸡:“叫什么叫,过年杀了你吃肉!”那鸡脸一暗,“嗖”的就把脑袋缩了回去。它长了鲜红的鸡冠子,低着头,小圆眼不住往上挑,一副不服不忿的样儿。
王永利这才回答我为啥剃头发。他说做梦脑袋掉了,血从腔子里朝外冒。他找老五叔去解梦,老五叔拿放大镜翻《易经》,建议他剃个光头,就把梦破了。
我笑了下。想我做梦梦见自己是联合国大员,专门调解巴以冲突。“《易经》里是这样说的?”我忍住笑问。
“都是闹着玩的。”王永利有点不好意思,“纯粹是为了解心疑——老五叔不糊弄人。”
“许是理解并发展了《易经》理论。”我并不想多谈,“他身体还好吧?”
鸡舍到窗下有三四米宽的水泥板,显见得是当初的水泥标号不够,毛碴碴的。西墙根下有棵柿子树,被几块砖砌出了个方形围子,那树已经很老了。黢黑的枝杈伸到了灰色的瓦垄里,但还有几只柿子在枝头挂着,红得打眼。地上污渍斑斑,都是柿子摔下来留下的痕迹。雪花还在飘,落到地上就化了,那水泥地就更显污浊。见我看那树,王永利说:“开春我就砍了它,太脏了,春天还长树虱子。”
“千万别。”我说,“你打些药呀。”
“这院里养着鸡,哪敢轻易打药。”他撑开塑料袋看,“这都买的啥?”
“超市抄来的,乱七八糟。”我有点心神不宁,看了眼窗玻璃,奇怪屋里咋还没动静。我妈八十多了,眼好使,耳朵还尖,老远就能听见我的声音。若是过去,她会早早倚门框等我,把门打开。
2
“妈跟张圣文又吵了一早晨,大概累了,现在睡着了。”
又!
我注意到了王永利说话的语气,以及他的表达方式。我没说话,急忙挑门帘进了屋里。我妈虾一样弓着身子,朝里躺着。雪白的头枕在胳膊上,嘴里是一串轻薄的呼噜声,嘴角淌着涎水。她脸上的褶皱已入化境,一点也不像自然生成的。横向纵向深入纹理,但极有规律。只有鼻梁骨那一段是光滑的。还有耳垂,她有一副大耳垂,是有福相的人。
她跟张圣文总吵架。用王永利的话说,张圣文自打进入更年期脾气就越来越差,眼下已经十多年了。“你不理她就是了,你跟她吵,你吵得过她?”王永利越来越能犯方向性错误。事实是,我妈自打得了老年病,就吵得毫无顾忌。隔着时空,我都能看见王永利的大眼珠子,像弹球一样滚动。他有次打电话告诉我说,张圣文越来越见不得妈了,一看见她就要犯心脏病。“这可咋好,连我都要犯心脏病。”他不知道,我赶紧翻包,找了几颗速效救心丸塞进嘴里。这种压力给谁谁也受不了。他受不了,张圣文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他受不了可以说,我能跟谁说呢?王永利自打不当书记,就把自己封到了一个坛子里。想法和见识越来越让人不敢恭维。他不当书记不是因为犯错误,是因为到了年纪,业绩平平。过去村书记可以当几十年,现在情况变了,来了大学生村干部,都有股子闯劲。他也是个能上不能下的人,虚荣心强,觉得没脸见人。他一下子养了两千多只鸡,死伤大半,就像不养白不养,养了也白养。好歹活了几百只,他对它们也没好声气。看哪个不爽,就一刀宰了。“早知道这样,这个书记不如不当。”这是我妈当悄悄话说的,唯恐让王永利听见,“当书记工资低,净瞎出力。表面人模狗样,脱了马褂啥也不是。一辈子的好时光搭上去,真是没啥好图许的。”她那时还住在小孙子家,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小孙子开电气焊,回家吃饭时手和脸都是黑的。我妈追着人家问:“你是谁?咋来我家吃饭?”一家人都说她是装的。后来终于搞清楚了,这也是一种病,而且越来越厉害。王永利年轻的时候做过买卖,搞过土方工程,也做过包工头,最多的时候带领两百多人的队伍,在城里盖高楼。他是被当时的乡长当作能人请回来的。那时罕村乱,分成几个帮派。他理顺关系,平稳开展工作也费了不少气力。那时他是乡政府的红人,又当代表,又当委员。后来就不行了。人的时运总是一段一段的。过了那个时段,他就往下坡走了。关键是,他没认识到事物的发展规律,觉得是被谁抛弃了。他像旧时的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一点跟张圣文正好相反,张圣文是在家里一刻也待不住,得工夫就往外跑。他过去摆得平罕村几千号人,现在连张圣文和老妈也摆不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