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事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创办于2003年，至今整二十年。二十年，对于一本杂志并不算历史悠久，但是对于一个人而言，几乎就是他全部的富有创造力的青春时光。二十年里，有人离场，有人坚守，祝福和期冀却一直没有改变；二十年里，我们以文学的方式，为时光印刻记忆，我们见证浮华的热爱，也见证真正的信徒；二十年里，许多人的盛时年华汇聚在此，成就了这本杂志的从无到有、到正青春的加冠之年。值此创刊二十年之际，我们特别推荐纪念文章一组，以回顾激情燃烧的创刊历史，以传承专业创新的办刊经验，以铭记——

惚怳间里，二十年已矣。

纪念《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创刊二十周年，当溯其源。

曾有多位朋友问过我：坊间流传《北京文学》的漂亮女会计一个说法，上世纪90年代末，你们几乎连工资都发不出，真有这回事？我尴尬一笑：岂止呀，我们的狼狈事多了去了，一言难尽，一言难尽……

20世纪80年代，文学承天应时，更因人和，挟风掣雨，经历黄金时代。九十年代，文学星光逐渐暗淡，淡出普通人视野，文学期刊风光不再，期发数量锐减，动辄发行几万份已成昨日辉煌，普遍降至数千。《北京文学》亦从八十年代李清泉、林斤澜、李陀任主要负责人或主编、副主编的鼎盛时期，进入了浩然担任主编的时期。

我手上留存一张期刊登记表，1996年5月28日填写，那时我刚接手主持《北京文学》工作，记录了当时困境：办刊经费一栏，年财政拨款额16万元。不仅用于支付全员工资，还要支出杂志全部印刷费用、作者稿费——而上述开销总和，每月不过1.3万元，月月入不敷出，即使以当年物价水平，也相当艰厄。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一二十年过去，物价上涨数倍甚至十数倍，《北京文学》年度拨款仍为16万。叶枯千山瘦，绿水去何远，其时，国内兄弟文学期刊境况大同小异，直至编辑人员严重流失。至1996年，本刊员工已从80年代近20人，减至8人，其中行政、财务、司机、美编4人，文字编辑4人（含我在内，其他三位是兴安、张颐雯和刚出校园的硕士毕业生李静）。

时间穿过空间，历史承迎历史。

历史一瞬里，我们微不足道，却愿于困境中，坦然接受全部难度，拒绝平庸，以文学高地辛勤、虔诚、坚韧的打工者自期，卓然自拔以突围。领文学风气之先，立文学潮头之上，载文学精神使命，容文学万千气象——是目标，亦是理想。更因《北京文学》是老舍长期担任主编的刊物，是曾由李清泉、周雁茹、林斤澜、李陀等——我深深敬重的前贤奠定文学格致、优秀传统之基的期刊，其价值自觉、编辑伦理、艺术依据，应该薪火传承。

人力、财力虽然窘迫，却以过河卒子之势，拼力集合文学多元、博蕴、自由、开放、深醇、滂沛的元气，尽其意势。于是，仅1996一年，我们连续召开各种作者座谈会、读者评刊会、发行见面会等达13次之多，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座谈会、中青年作家座谈会、在京中青年批评家座谈会、北京新生作家座谈会……参会者几乎囊括在京所有最著名、活跃、有实力、有潜力的作家、批评家，从王蒙、汪曾祺、林斤澜、唐达成、李国文、从维熙、刘心武，到陈建功、莫言、梁晓声、刘震云、刘恒、阎连科、周大新、李陀、雷达、孟繁华、贺绍俊、戴锦华……纷纷与会（原谅此处不赘述所有人姓名，这是一串长长的、中国文坛最响亮的名字，有些已成故人，仍是中国文坛或为文、或为人毋庸置疑的标志）。每次会议，都可谓英秀云集，翘楚满堂。大家纵论文学发展，指点文学现状，解剖写作病灶，亦直陈诸多办刊建议，无不古道热肠。时有语惊四座，时闻鞭辟入里，时见智趣盎然，热烈、诚挚、和谐之气，久久氤氲着我们办刊人的心。

其后的突围努力漫长，很多细节至今记忆犹新：

1996年第7期开始举办“短篇小说公开赛”。时值短篇小说创作日渐低迷。我想，作为大国首都期刊、短篇小说重地——《北京文学》重振这一文体，责无旁贷。于是下决心举办短篇小说公开赛，并一改字数计酬的传统方式，首次以篇计酬：无论长短，每篇千元；而当年稿酬标准，不过千字30-100元。如是举措，盖因鼓励短篇精品。但于经济艰困已极的我们，不啻背水一战。整个活动所需稿酬、奖金共计三十余万，未向有关方面申请分文，全靠拉赞助自筹。靠熟人牵线，联系了一家外省乡镇企业。所巧对方厂名中有“新星”二字，正暗合我们倡导短篇、奖掖新秀的用意。冠名之事谈好，合同已签，电视新闻也播过了，对方却久不打款。为此，我曾三次奔赴山西，与该企业沟通、交涉，每一次都拉上几位作家、大报记者以壮声势。记者朋友也算得为文学舍脸陪友人，最长的一次，足足在当地滞留一周，所住招待所，距那家工厂不足千米，暴土扬尘的县城小路上，留下我们几个“讨钱人”的落魄身影。每日数度往返，街边屋下袖手闲坐的老乡，对几张陌生面孔，由好奇到见怪不怪。倒是我们，互相打量愈见落拓的同类，还有心调侃和自嘲。各种办法想尽，对方终于兑现大部分赞助款，立即得胜回朝，喜滋滋地给各位作者发稿酬、奖金。

赛事历时两年多，收到参赛短篇数千，发表上百，风格多样，流派迥异。前文化部长（王蒙）、日后诺奖得主（莫言）、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都有作品参赛，更有短篇圣手（林斤澜）、短篇小说之王（刘庆邦）加盟，王安忆、王小波、苏童、刘恒、迟子建……一众高手以其力作参赛。其间，我们两次邀请京沪两地作家、专家、学者、批评家和新闻界人士座谈，深入研讨短篇小说的文体探索和写作变迁。前任主编、以短篇写作名动天下的林斤澜，尤对《北京文学》关注短篇的做法鼎力支持，亲自代为奔走呼号，主动邀约汪曾祺、唐达成、叶庭芳等著名作家参与。此次赛事，于文学不甚景气的90年代末，引起广泛关注，多家报刊给予报道、转载作品，《北京文学》一跃成为当时转载率最高的文学期刊。

1998年，《北京文学》率先提出了“好看小说”概念，开风气之先。那年春节前，我照例前往多位作家府上拜年。聊到小说现状，陈建功等感慨时下小说不好看，与我日常编辑工作中的感受不谋而合。于是，杂志社于当年6月底7月初，分别邀请年龄段、写作风格有别的作家，分三次召开座谈会，共同探讨“好看的小说”，并刊发有陈建功、毕淑敏、刘恒、莫言、余华、刘庆邦等多位作家参加的“‘好看小说’大家谈”，并于第9期发表本刊编辑部文章《我们要好看的小说》（由年轻编辑李静执笔）。同时辟出版面，专发“好看的小说”。“好看小说”讨论的影响还波及海峡对岸，台湾作家张大春主动来信参与讨论。“好看小说”概念的提出，震动文坛，成为长久话题，且沿用至今。

1997年，有感于娱乐节目排行榜多姿多彩，我遂想到文学也应有排行榜，于是有了之后与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活动。此后，有不同单位主办文学排行榜活动，而《北京文学》作为首倡，被称为中国文坛“首开先河”“惠泽文坛”之举。

值得回望的还有：1997年第11期，“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一组随笔。那是一个周末下午，轮到我在市文联办公大楼值班，我抱了一堆要终审的稿子边值班边看。邹静之的散文《女儿的作业》，从语文作业入手，痛陈教育时弊，引起我注意。我感到，这一话题，系社会现实急务，普遍意义极强。随即在值班室打电话给中学语文教师王丽，约其写对语文教育的思考。以前，她曾就这方面问题与我有多次交流。不久，她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竣稿，与邹静之等人文章一起，刊于第11期的《世纪观察》栏目。这一组三篇文章，抨击了思想僵化、禁锢学生创造性思维现象，引起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的强烈反响。数十家媒体予以强力报道，小崔主持的央视《实话实说》栏目作了专题节目（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近距离面对脸色黧黑的小崔）。王丽也作为嘉宾上了那次《实话实说》节目。此后——2001年9月，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语文教育大纲》，推动了考试制度、教育体制的改革。《北京文学》的影响力也由此超越文坛，受到各界普遍赞誉。

那些年里，令人刮目相看的文学“事件”还有：《北京文学》参与主办著名的“盘峰诗会”（1999年）；刊发56位青年作家有关“《断裂》”的答卷（1998年）；开设《世纪留言》栏目（1999年），向海内外华人约稿，巴金、季羡林、张岱年、钟敬文、刘恒等50位作家应约留下了他们的世纪留言。多家报刊予以转载。这些留给历史的宝贵文字，浓缩了一个世纪的激情、热血、沉重、智慧和思考，如今读来，弥足珍贵，感慨唏嘘。

其时，《北京文学》除贡献了精彩纷呈的小说，深衷浅语、涵远不尽的随笔散文、诗歌，更将或纤致、温婉、恢廓、质朴之艺韵，寄寓深刻人类命运的怆怀与大爱。其中，刘恒的中篇小说《天知地知》（1996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1997年），后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家喻户晓；李鸣生讴歌中国科技英才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863》（1998年），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一俟进步，当思进陟以临远。《北京文学》拓展视野，取大文化为依，意在智识营养、思想气象，先增《世纪观察》《百家诤言》栏目，发挥文学的关注现实功能，同时鼓励多元、健全、坦诚的文学批评；之后，续添《今日写作》《人物》《思想者访谈》《参考》《声音》《记忆》《旧闻新读》……栏目，令读者耳目一新。《北京文学》成为期刊界和读者关注、研究的对象，并被誉为“一本最有良知的文学期刊”。 回想起来，至今依然感慨：我们才几个人啊，却干了那么多事情！

世纪之交，《北京文学》因应回归“纯文学”之路，跨入新世纪，进一步全面改版，面向市场，调整内容。然生存与发展，仍为两大难题，如悬针在背。1999年，自筹资金已达41万，仍是捉襟见肘。极端时，发工资亦有困难。经费缺口转化为每位员工创收指标，编辑完不成只好适当罚些年终奖金。作为社长，我必须自领其责。见过电视剧里的拼酒故事，豪赌到最后，一杯酒一万块钱，最终得偿所愿。我没有那么幸运，虽然也曾放下矜持，故作江湖豪迈，醉过、吐过，常常几番拼下来，敲定的不过一两万，甚至区区几千元。文学期刊发行量低，没有什么广告效应，答应赞助的也多是小企业，且常是出于熟人情面。希望有一笔大援入账，很难。替刊物外出找钱，我坐过企业的小蹦蹦车，住过厂长的办公室。母亲去世才四天，强忍悲痛，我硬撑着去与一家企业谈合作。一次，市文化系统领导来我刊调研，我结束汇报，老领导们刚走出半地下办公室大门，就有同事进来笑着说：“你今天可立了功了！”我不解地问怎么了？他说你把老同志们都快说哭了。其实我没有故意卖惨，只如实说了我们的困难。这就是选刊创刊前的日子，也知何以有重新创业的选择。临绝境以重生，只有背水一战！

如何既保证文学期刊品质，又有较好发行量？仅在刊物内容、栏目上做出调整，可能产生整体性突破吗？上世纪末，我即萌生多种设想，最后方案逐渐清晰：由《北京文学》月刊，改为上下半月刊，是提高市场占有率、快速扩大发行规模、提升品牌影响力的有效策略；而最终确定办这本中篇小说选刊，系2002年10月事情——参加福州举办的全国书市之后。我和发行部主任小应参加书市之余，又去了一个街边卖场。印象直观，也令人警醒：食品、日用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占据门口显著、最佳位置，这类普通市民常用物品的销售摊位，占了整个卖场百分之九十以上；报刊杂志挤在最远旮旯，只占三几个摊位，光线阴暗，所售多是通俗读物及畅销书，纯文学读物和文学期刊只有寥寥几种。这就是文学期刊的真实处境！决心亦在此时下定：为了赢得生存发展空间，做大做强，延伸品牌，快速提升我刊整体影响力，并综合考虑现有资源以及《北京文学》原有宗旨、定位，唯有再创办一本刊物——《北京文学》的选刊。

首先，需要解决刊号管理和资金问题。从起草相关报告，到申请创办经费，必须亲力亲为，速办速就。同时寻找各种机会，向各相关部门、相关领导、相关人员面陈创办选刊的意义及可行性，求得各方援手。所幸，作为大国首都、首善之区，市文联、市委领导和上级有关管理部门给予了明确且有力支持，市委、市财政领导对《北京文学》工作十分关心，曾数次来我们位于地下室的办公室调研。很快，协调了刊号解决办法：上半月刊为原创版，即原来的《北京文学》，现称《北京文学》（精彩阅读），下半月刊为选刊版，即是《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又一次性拨付了充足创刊专项资金，使选刊创办工作得以尽快上马。此后，以选刊创办为契机，市财政增加了对《北京文学》拨款，并将选刊创办资金纳入固定年度办刊经费，且按物价上涨指数逐年递增，专款专用，直接划拨《北京文学》。自此，我刊彻底结束“文学乞儿”的尴尬处境，摆脱“有偿文学”的无奈和难堪；自此，再不用摒弃自尊，四处求助，八方乞援；自此，终结了刊社人人要拉赞助的年度考核指标，使办刊人心无旁骛，得以专心办刊。至我2008年退休，年度经费已为当初的数十倍，是谓文化峻举，亦见出经济形势快速好转、国家更加重视支持文学事业。此乃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