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字梯
作者: 王玉珏
一
十月初九,我外孙女过“抓周”。“抓周”是大事,两家人自打喝完满月酒还没像样地聚过呢。亲家订的饭店,西苑宾馆,提前半个月才订上。西苑宾馆,众所周知的,不好订,贵就不说了,有钱也订不到,订到也得排队。亲家下半年在局里刚扶了正,正好找机会“秀”一下。罗马假日厅。房间大得不像话,桌子起码能坐二十个人。亲家那天特意带的茅台,地下室存了有些年头了。女儿苗苗平常不喝酒的,而且还在喂奶,但因为听说是十五年的茅台,还是打算尝一尝。就倒了一小杯,要尝还没尝。幸亏没尝,铁军电话打过来了。
电话是打在我手机上的。铁军的号码存在我手机里十几年了,从来没响过。我有种不好的直觉,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出去接。旁边的苗苗盯了我一眼,我说,铁军。脸色已经有点不对了。接完电话回来,我碰碰她的肩膀,叫她出来。果然,出事了。偏偏是今天,偏偏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让苗苗来说比较合适。
苗苗没回自己的座位,直接到衣帽架前头取下外套、包,车钥匙在包里。她一边往外掏钥匙一边对大家宣布:
“我小叔不行了。”
估计赶不上了。从那么高的楼梯上摔下来,后脑勺着的地,120赶来的时候瞳孔都散了。电话里铁军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还在抢救,但基本不行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来得及见最后一面。明知道来不及这个电话还是要打的,不光给我打,给大姑也打了一个,给二伯也打了。大姑在北京,二伯那天在宝鸡出差,我离得最近,但开车至少也得一个多钟头。明知道来不及也是要去一趟的。
没赶上,过大桥的时候堵车。按说这个点了,不应该堵的,但是那天桥面上出了一起事故,三车追尾,最后面那辆几乎横在了马路中间。堵得死死的,前面一溜红屁股望不见头。铁军的电话又打过来了,说,不用赶了,人已经推到太平间了,要见就明天去火葬场见吧。他说的应该是殡仪馆,一个意思,给人的感觉却不一样,口气不像是刚死了的那个人的儿子。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安慰一下铁军,我当三伯的,这个时候似乎除了安慰也没什么能说的。我说,铁军,别慌,沉住气,这个时候一定要沉住气。铁军有点不耐烦,好几张单子还没填,一会儿还得签字结账,事情多着呢。知道了三伯。他打断我,电话一挂忙去了。
堵了一晚上的车终于松动了,车流缓缓通过。我们毫无意义地过了桥,然后在桥头的丁字路口掉了头。我说明天吧,明天一早再去。
“小叔也是的,”苗苗握在方向盘上的两只手放下来一只,很明显地舒了口气,“又不是没电梯,怎么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呢?几个台阶还能摔死人?奇了怪了。”
第二天是我自己去的,坐公共汽车。女儿女婿要上班,我没让他们请假。出门很早,坐的是七点二十最早的那一班,怕又被堵住,每天的早高峰大桥上都是一锅粥。这趟还不错,九点多就到县城了。明义这些年一直跟着铁军住在县城里。闺女出生以后,铁军把他妈从村里接来帮着带孩子,他爸顺便也一道过来了。不接来也不行,他爸一个人在家根本没法过日子,脑子里长了那么个瘤子,眼看不见,耳朵也听不清,连路都走不利索,半个废人。县城不大,铁军的房子买在城北的滨湖水岸小区,从车站打个车过去也就二十分钟。铁军老丈人非要来接,我说那么忙就别麻烦了。铁军老丈人很坚决,必须得接,忙也忙不着他。
小区业委会有规定,白事能在家办尽量都在家办,单元楼外面不给设灵堂。其实也没必要,没多少人,铁军没通知几家。离过年还早,人都在外面,打工的打工,上班的上班,为这么个事请假特意跑一趟不值当。有点冷清,稀稀拉拉几拨,上账、磕头,走程序。这些人我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来帮忙的也不多,出来进去都是那几张面孔。铁军把客厅的沙发茶几和电视柜都挪出去,遗像挂在正对着门的那面墙上。墙上原来应该是挂了一幅画的,画取下来了,印子还在,方方正正一片白。印子很大,挂的应该是八骏图或者花开富贵什么的之类。黑白照片上的明义很年轻,是很多年前的样子,说明四弟明义很久没照过相了,也说明事情很突然。确实很突然,好端端的,怎么就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呢。
电话里铁军没说明白,我也没来得及仔细问。车上铁军老丈人跟我说了一遍具体情况。在自己家楼道防火门外头,步行楼梯口那儿,踩着一把人字梯爬到天花板上去修灯泡呢。爬得太高,没站稳,一个仰八叉摔了下来,直接从九楼摔到八楼,后脑勺着的地。
“修灯泡?叫他去修哪门子的灯泡?叫谁也不能叫他上呀!”
没人叫他上去,他自己上去的。声控灯,质量不是太好,有时候会坏,物业来过几次。以前修的时候他都在旁边,觉得没啥,自己也能修。上午就给物业打电话了,天快黑了也没人来。他自己爬了上去。
哦,原来是逞能,自不量力,怪不得呢。就他那样子,连瞎带瘸的,平地上都走不稳,爬到那么高的梯子上,等于是玩杂技呢。摔下来不奇怪,不摔下来倒奇怪了。
怪不得别人,怪只能怪他自己,怪他的脑袋,怪脑袋里的那个瘤子。
脑膜瘤,青梅竹马的瘤子,很早就跟着他了。我记得小时候刚上初中那会儿,就听他说头晕。老是晕,一整天一整天地晕,晕得起不了床,上不了学,让我跟老师请假。一开始还请假,后来连假也不用请了,那座位有时候一空就是好几天。农村条件不行,一直都没想起来到正规医院去看看。结婚以后也不见好,不光晕,还抽,有时候好好的,突然就往地上一倒吐白沫。去了两趟县医院,都是按癫痫开的药,癫痫是学名,农村人叫“羊羔风”。后来越来越严重,眼睛不行了,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右眼几乎看不到了,一只耳朵也听不见了。这才想起我来,跟我商量,打算来找我,到省里的大医院来好好检查检查。我带他去的省立,全省最好的医院。果然,是有个瘤子。虽然是良性,但已经不小了,差不多有一条成年鲫鱼的鱼鳔那么大,得开颅,把鱼鳔扎破,然后摘出来。
爹送他来的,把明义交给我第二天就回去了,剩下的都是我。光大大小小的检查就做了四五次。每次向医生描述病情,明义都会不自觉地抬起左手,遮住自己的左眼,一边认真地体会,一边很确凿地告诉人家,右眼已经完全看不到了。下手术通知单的时候医生问我,亲弟弟吧?我点点头。不用问,两张脸摆在那儿呢,百分之九十没走样。我问医生术后怎么样,对方说,要看运气,能保住多少算多少吧。我问,视力吗?他抬起目光来从镜片上方扫了我一眼,你弟弟的命。
二
遗像上的明义因为年轻,所以看上去跟我更像,很多双胞胎都是这样的,年纪越小的时候越像。都是越长越不像的。一个人的长相除了娘胎里自带的那部分,还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吃喝拉撒,比如环境,比如读过的书见到的人,当然也包括脑子里的瘤子。我看着遗像上的明义,就像看着自己。我突然在想,假如苗苗或者她妈跟我一起来参加葬礼,看到明义遗像的时候会是什么感受?
第三天出殡。大姐电话里说了,一大早的高铁,正往回赶。高铁只能到市里,还得再倒一班汽车,估计下午才能到。六十多岁的人了,千里迢迢的,难为大姐了。二哥在外地,晚上有个很重要的事,走不了,明天一早赶过来送明义。多重要的事,他没说,估计是很重要,不然怎么也得推掉了。中午在外面吃过饭,铁军老丈人悄悄跟我说,先别回去了,酒店房间已经开了,空着也是浪费,去躺会儿,家里人来人往乱哄哄的,人反正没了,别再把活人折腾坏了。他看见我在吃降压药。我想了想,觉得也好。倒不是躲清净,主要是躲铁军,躲铁军的那张脸。铁军很忙,明义就他一个儿子,什么都是他,一大摊子事情,来个人就得磕头。他忙我知道,什么场合我也知道,但也不至于一个正眼不给我。上午刚见面的时候喊了我一声三伯,就那一声,喊的时候目光也没往我身上落。那张不冷不热的脸,实在让人受不了。算起来我们差不多有四五年没见了,四五年都不见了,还是不行。铁军老丈人看在眼里,爸死了不是理由,忙更不是理由,这不正常。他也大概知道些我和铁军之间的事情,送我到酒店去的出租车里,他一嘴酒气喷在我耳朵根上:“铁军这孩子,就是头犟驴,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说,哪能呢。也怪我。
铁军老丈人年龄比我小几岁,生意人,做苗木生意的,自己种,也雇人种,承包了县城周边好几家苗圃市场。土是土了点,但是个活络人。活络人说话就是让人舒服,我心里一热。心里再热嘴上也得收着,跟我比,他老丈人毕竟是铁军家里人,家里人能当着我的面说铁军,我却不能当着人家的面这么说他。谁也不能说,我没处说,这种话我能跟谁说呢。说实话,我做得可以了,这些年,我热脸贴了他铁军多少冷屁股?每年大年初一,我都让苗苗主动给他爸打电话拜年,而他一个电话都没打来过。离得这么近,从县城到省里,开车最多俩小时,办事跑业务什么的,他一年好几趟,从来没说来看看我。别说来看我了,有几次我回老家,晚上住县城,两个路口隔着,他爸不来,他也不来,都是我主动上门。我觉得我做得可以了,就算之前有些地方没仁至义尽,又怎么样呢,还能怎么样呢?我一个长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都是因为明义。我弟。他爸。
那趟来省立医院手术做得还算成功。命保住了,另外一只视力所剩无几的左眼也保住了。不幸中的万幸。当时医生也是比较乐观的,那些被鱼鳔形肿瘤压住的神经,时间太长了,恢复起来不太可能,但另外一些还没来得及被压坏的,到此为止,基本安全了。瘤子是良性的,摘了就不会再长,医生的口气很肯定。半条命也是命,明义很激动、很庆幸,嘴上没说,但表情和样子在那儿,感激涕零的。感谢瘤子,感谢良性,感谢他哥。才三十五,不算晚。拆线以后本来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的,不观察了,等不了了,马上要过中秋,这个八月十五无论如何得回家去过。爹从村里找了辆车来接,一上午明义一直站在我家三楼客厅的窗户前低头往下看,一看见爹开车门出来他拎包就往外走,连帽子都忘了戴。剃光的头发还没长起来,头皮上一圈粗大的针脚煞是醒目,就像盘了一条蜈蚣。我也很庆幸,长长地松了口气。再大的委屈也值了。
但是医生把话说大了,说绝对了,说不长,但也并不是完全不长,只不过长得慢。长得慢也是长。明义又不行了。这不行我一直没有亲眼看见,爹妈不在了以后我很少回老家,除非老一辈里特别亲的老人去世。铁军来省城找我那次,离我上次回去已经五六年了。他带他爸来的,刚在县医院做了检查,瘤子又长了,还是原来的地方,估计是上次的残余。医生说了,还得开颅。
事前他没跟我打招呼,人到了才给我打的电话。打算来省里再复查一下,还是省立。
我问铁军人在哪儿?
铁军说在医院对面的小旅馆里。
哪家旅馆?
他让我等一下,去问前台。回来告诉我,春风旅社。
春风旅社我知道,就在医院斜对面的巷子里,最里面一家,便宜,许多手头紧的外地人来省立医院看病都喜欢住那里。我对铁军说,一会儿我还有节课,一下课我就赶过去,见了面再说。确实是有节课,我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时间。
铁军说,不用麻烦了,下午我带我爸直接去家里,没搬家吧?我们打出租车过去。
我说没搬,脑子里突然就跳出来那年爹带着明义第一次到我家来的情景。十多年了,当时爷儿俩并肩坐在我们家客厅的沙发上,靠得很近,半天没一句话,左一根右一根地抽烟。那次是爹带他来的,现在换成了儿子。
我没马上挂掉电话,我问,必须得开吗?
铁军很坚决:得开。
我说,那就听医生的,该做手术咱们就做。
铁军在电话里沉默半晌,我听见他在点烟,打火机很清脆地一响。他问我,在哪儿做?
我努力镇定了一下心跳以及呼吸,觉得差不多了,才开口,我问,你爸什么意思?他想在哪儿做?
他现在哪还能有什么意思。
我问,你妈呢?
铁军说,她没主意,她听我们的。
明义结婚比我早,生孩子也早,铁军比苗苗大九岁,那年应该差不多二十五六的样子。高中没考上,上了两年职校,毕业之后在县城一家印刷厂跑业务。还没成家,但基本上已经是个大人了。大人得有个大人的样子。这可不是别人,这是你爸。不能又推给我,不能又是我替你们拿主意。说实话,我有点怕了,那年爹把明义送到我这里来,明义开了一次颅,我也搭进去半条命。光手术费就五六万,那个时候的五六万能买半套房了,基本上都是我拿的。钱还不说,关键是压力大。脑袋里的事,谁也说不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铁军他妈交代,怎么跟爹妈交代?怕什么来什么,手术台上还真出了状况,当时医生估摸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但是快四个小时了人还没出来,出来的是护士,开了张病危通知让我签字,颅内出血,正在抢救。刚刚已经休克过一次。我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签字的时候手哆嗦得连笔都拿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