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字梯

一

十月初九，我外孙女过“抓周”。“抓周”是大事，两家人自打喝完满月酒还没像样地聚过呢。亲家订的饭店，西苑宾馆，提前半个月才订上。西苑宾馆，众所周知的，不好订，贵就不说了，有钱也订不到，订到也得排队。亲家下半年在局里刚扶了正，正好找机会“秀”一下。罗马假日厅。房间大得不像话，桌子起码能坐二十个人。亲家那天特意带的茅台，地下室存了有些年头了。女儿苗苗平常不喝酒的，而且还在喂奶，但因为听说是十五年的茅台，还是打算尝一尝。就倒了一小杯，要尝还没尝。幸亏没尝，铁军电话打过来了。

电话是打在我手机上的。铁军的号码存在我手机里十几年了，从来没响过。我有种不好的直觉，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出去接。旁边的苗苗盯了我一眼，我说，铁军。脸色已经有点不对了。接完电话回来，我碰碰她的肩膀，叫她出来。果然，出事了。偏偏是今天，偏偏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让苗苗来说比较合适。

苗苗没回自己的座位，直接到衣帽架前头取下外套、包，车钥匙在包里。她一边往外掏钥匙一边对大家宣布：

“我小叔不行了。”

估计赶不上了。从那么高的楼梯上摔下来，后脑勺着的地，120赶来的时候瞳孔都散了。电话里铁军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还在抢救，但基本不行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来得及见最后一面。明知道来不及这个电话还是要打的，不光给我打，给大姑也打了一个，给二伯也打了。大姑在北京，二伯那天在宝鸡出差，我离得最近，但开车至少也得一个多钟头。明知道来不及也是要去一趟的。

没赶上，过大桥的时候堵车。按说这个点了，不应该堵的，但是那天桥面上出了一起事故，三车追尾，最后面那辆几乎横在了马路中间。堵得死死的，前面一溜红屁股望不见头。铁军的电话又打过来了，说，不用赶了，人已经推到太平间了，要见就明天去火葬场见吧。他说的应该是殡仪馆，一个意思，给人的感觉却不一样，口气不像是刚死了的那个人的儿子。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安慰一下铁军，我当三伯的，这个时候似乎除了安慰也没什么能说的。我说，铁军，别慌，沉住气，这个时候一定要沉住气。铁军有点不耐烦，好几张单子还没填，一会儿还得签字结账，事情多着呢。知道了三伯。他打断我，电话一挂忙去了。

堵了一晚上的车终于松动了，车流缓缓通过。我们毫无意义地过了桥，然后在桥头的丁字路口掉了头。我说明天吧，明天一早再去。

“小叔也是的，”苗苗握在方向盘上的两只手放下来一只，很明显地舒了口气，“又不是没电梯，怎么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呢？几个台阶还能摔死人？奇了怪了。”

第二天是我自己去的，坐公共汽车。女儿女婿要上班，我没让他们请假。出门很早，坐的是七点二十最早的那一班，怕又被堵住，每天的早高峰大桥上都是一锅粥。这趟还不错，九点多就到县城了。明义这些年一直跟着铁军住在县城里。闺女出生以后，铁军把他妈从村里接来帮着带孩子，他爸顺便也一道过来了。不接来也不行，他爸一个人在家根本没法过日子，脑子里长了那么个瘤子，眼看不见，耳朵也听不清，连路都走不利索，半个废人。县城不大，铁军的房子买在城北的滨湖水岸小区，从车站打个车过去也就二十分钟。铁军老丈人非要来接，我说那么忙就别麻烦了。铁军老丈人很坚决，必须得接，忙也忙不着他。

小区业委会有规定，白事能在家办尽量都在家办，单元楼外面不给设灵堂。其实也没必要，没多少人，铁军没通知几家。离过年还早，人都在外面，打工的打工，上班的上班，为这么个事请假特意跑一趟不值当。有点冷清，稀稀拉拉几拨，上账、磕头，走程序。这些人我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来帮忙的也不多，出来进去都是那几张面孔。铁军把客厅的沙发茶几和电视柜都挪出去，遗像挂在正对着门的那面墙上。墙上原来应该是挂了一幅画的，画取下来了，印子还在，方方正正一片白。印子很大，挂的应该是八骏图或者花开富贵什么的之类。黑白照片上的明义很年轻，是很多年前的样子，说明四弟明义很久没照过相了，也说明事情很突然。确实很突然，好端端的，怎么就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呢。

电话里铁军没说明白，我也没来得及仔细问。车上铁军老丈人跟我说了一遍具体情况。在自己家楼道防火门外头，步行楼梯口那儿，踩着一把人字梯爬到天花板上去修灯泡呢。爬得太高，没站稳，一个仰八叉摔了下来，直接从九楼摔到八楼，后脑勺着的地。

“修灯泡？叫他去修哪门子的灯泡？叫谁也不能叫他上呀！”

没人叫他上去，他自己上去的。声控灯，质量不是太好，有时候会坏，物业来过几次。以前修的时候他都在旁边，觉得没啥，自己也能修。上午就给物业打电话了，天快黑了也没人来。他自己爬了上去。

哦，原来是逞能，自不量力，怪不得呢。就他那样子，连瞎带瘸的，平地上都走不稳，爬到那么高的梯子上，等于是玩杂技呢。摔下来不奇怪，不摔下来倒奇怪了。

怪不得别人，怪只能怪他自己，怪他的脑袋，怪脑袋里的那个瘤子。

脑膜瘤，青梅竹马的瘤子，很早就跟着他了。我记得小时候刚上初中那会儿，就听他说头晕。老是晕，一整天一整天地晕，晕得起不了床，上不了学，让我跟老师请假。一开始还请假，后来连假也不用请了，那座位有时候一空就是好几天。农村条件不行，一直都没想起来到正规医院去看看。结婚以后也不见好，不光晕，还抽，有时候好好的，突然就往地上一倒吐白沫。去了两趟县医院，都是按癫痫开的药，癫痫是学名，农村人叫“羊羔风”。后来越来越严重，眼睛不行了，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右眼几乎看不到了，一只耳朵也听不见了。这才想起我来，跟我商量，打算来找我，到省里的大医院来好好检查检查。我带他去的省立，全省最好的医院。果然，是有个瘤子。虽然是良性，但已经不小了，差不多有一条成年鲫鱼的鱼鳔那么大，得开颅，把鱼鳔扎破，然后摘出来。

爹送他来的，把明义交给我第二天就回去了，剩下的都是我。光大大小小的检查就做了四五次。每次向医生描述病情，明义都会不自觉地抬起左手，遮住自己的左眼，一边认真地体会，一边很确凿地告诉人家，右眼已经完全看不到了。下手术通知单的时候医生问我，亲弟弟吧？我点点头。不用问，两张脸摆在那儿呢，百分之九十没走样。我问医生术后怎么样，对方说，要看运气，能保住多少算多少吧。我问，视力吗？他抬起目光来从镜片上方扫了我一眼，你弟弟的命。

二

遗像上的明义因为年轻，所以看上去跟我更像，很多双胞胎都是这样的，年纪越小的时候越像。都是越长越不像的。一个人的长相除了娘胎里自带的那部分，还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吃喝拉撒，比如环境，比如读过的书见到的人，当然也包括脑子里的瘤子。我看着遗像上的明义，就像看着自己。我突然在想，假如苗苗或者她妈跟我一起来参加葬礼，看到明义遗像的时候会是什么感受？

第三天出殡。大姐电话里说了，一大早的高铁，正往回赶。高铁只能到市里，还得再倒一班汽车，估计下午才能到。六十多岁的人了，千里迢迢的，难为大姐了。二哥在外地，晚上有个很重要的事，走不了，明天一早赶过来送明义。多重要的事，他没说，估计是很重要，不然怎么也得推掉了。中午在外面吃过饭，铁军老丈人悄悄跟我说，先别回去了，酒店房间已经开了，空着也是浪费，去躺会儿，家里人来人往乱哄哄的，人反正没了，别再把活人折腾坏了。他看见我在吃降压药。我想了想，觉得也好。倒不是躲清净，主要是躲铁军，躲铁军的那张脸。铁军很忙，明义就他一个儿子，什么都是他，一大摊子事情，来个人就得磕头。他忙我知道，什么场合我也知道，但也不至于一个正眼不给我。上午刚见面的时候喊了我一声三伯，就那一声，喊的时候目光也没往我身上落。那张不冷不热的脸，实在让人受不了。算起来我们差不多有四五年没见了，四五年都不见了，还是不行。铁军老丈人看在眼里，爸死了不是理由，忙更不是理由，这不正常。他也大概知道些我和铁军之间的事情，送我到酒店去的出租车里，他一嘴酒气喷在我耳朵根上：“铁军这孩子，就是头犟驴，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说，哪能呢。也怪我。

铁军老丈人年龄比我小几岁，生意人，做苗木生意的，自己种，也雇人种，承包了县城周边好几家苗圃市场。土是土了点，但是个活络人。活络人说话就是让人舒服，我心里一热。心里再热嘴上也得收着，跟我比，他老丈人毕竟是铁军家里人，家里人能当着我的面说铁军，我却不能当着人家的面这么说他。谁也不能说，我没处说，这种话我能跟谁说呢。说实话，我做得可以了，这些年，我热脸贴了他铁军多少冷屁股？每年大年初一，我都让苗苗主动给他爸打电话拜年，而他一个电话都没打来过。离得这么近，从县城到省里，开车最多俩小时，办事跑业务什么的，他一年好几趟，从来没说来看看我。别说来看我了，有几次我回老家，晚上住县城，两个路口隔着，他爸不来，他也不来，都是我主动上门。我觉得我做得可以了，就算之前有些地方没仁至义尽，又怎么样呢，还能怎么样呢？我一个长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都是因为明义。我弟。他爸。

那趟来省立医院手术做得还算成功。命保住了，另外一只视力所剩无几的左眼也保住了。不幸中的万幸。当时医生也是比较乐观的，那些被鱼鳔形肿瘤压住的神经，时间太长了，恢复起来不太可能，但另外一些还没来得及被压坏的，到此为止，基本安全了。瘤子是良性的，摘了就不会再长，医生的口气很肯定。半条命也是命，明义很激动、很庆幸，嘴上没说，但表情和样子在那儿，感激涕零的。感谢瘤子，感谢良性，感谢他哥。才三十五，不算晚。拆线以后本来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的，不观察了，等不了了，马上要过中秋，这个八月十五无论如何得回家去过。爹从村里找了辆车来接，一上午明义一直站在我家三楼客厅的窗户前低头往下看，一看见爹开车门出来他拎包就往外走，连帽子都忘了戴。剃光的头发还没长起来，头皮上一圈粗大的针脚煞是醒目，就像盘了一条蜈蚣。我也很庆幸，长长地松了口气。再大的委屈也值了。

但是医生把话说大了，说绝对了，说不长，但也并不是完全不长，只不过长得慢。长得慢也是长。明义又不行了。这不行我一直没有亲眼看见，爹妈不在了以后我很少回老家，除非老一辈里特别亲的老人去世。铁军来省城找我那次，离我上次回去已经五六年了。他带他爸来的，刚在县医院做了检查，瘤子又长了，还是原来的地方，估计是上次的残余。医生说了，还得开颅。

事前他没跟我打招呼，人到了才给我打的电话。打算来省里再复查一下，还是省立。

我问铁军人在哪儿？

铁军说在医院对面的小旅馆里。

哪家旅馆？

他让我等一下，去问前台。回来告诉我，春风旅社。

春风旅社我知道，就在医院斜对面的巷子里，最里面一家，便宜，许多手头紧的外地人来省立医院看病都喜欢住那里。我对铁军说，一会儿我还有节课，一下课我就赶过去，见了面再说。确实是有节课，我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时间。

铁军说，不用麻烦了，下午我带我爸直接去家里，没搬家吧？我们打出租车过去。

我说没搬，脑子里突然就跳出来那年爹带着明义第一次到我家来的情景。十多年了，当时爷儿俩并肩坐在我们家客厅的沙发上，靠得很近，半天没一句话，左一根右一根地抽烟。那次是爹带他来的，现在换成了儿子。

我没马上挂掉电话，我问，必须得开吗？

铁军很坚决：得开。

我说，那就听医生的，该做手术咱们就做。

铁军在电话里沉默半晌，我听见他在点烟，打火机很清脆地一响。他问我，在哪儿做？

我努力镇定了一下心跳以及呼吸，觉得差不多了，才开口，我问，你爸什么意思？他想在哪儿做？

他现在哪还能有什么意思。

我问，你妈呢？

铁军说，她没主意，她听我们的。

明义结婚比我早，生孩子也早，铁军比苗苗大九岁，那年应该差不多二十五六的样子。高中没考上，上了两年职校，毕业之后在县城一家印刷厂跑业务。还没成家，但基本上已经是个大人了。大人得有个大人的样子。这可不是别人，这是你爸。不能又推给我，不能又是我替你们拿主意。说实话，我有点怕了，那年爹把明义送到我这里来，明义开了一次颅，我也搭进去半条命。光手术费就五六万，那个时候的五六万能买半套房了，基本上都是我拿的。钱还不说，关键是压力大。脑袋里的事，谁也说不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铁军他妈交代，怎么跟爹妈交代？怕什么来什么，手术台上还真出了状况，当时医生估摸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但是快四个小时了人还没出来，出来的是护士，开了张病危通知让我签字，颅内出血，正在抢救。刚刚已经休克过一次。我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签字的时候手哆嗦得连笔都拿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