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派对

作者: 周嘉宁

明日派对0

后来我的很多朋友都会记得二○○○年九月八日,罗大佑的大陆首场演唱会在上海举办。据说北京有几千人南下,包揽了前一夜的K13号列车。列车上,青年彻夜长谈,站在接缝处的风口抽烟。多年以来,这番集体记忆不定期回涌,那天和谁在一起,坐在体育场的哪个位置,散场以后去哪里迎来清晨。然而在当时,我和我的那些朋友,谁都还不认识谁。

那天我本该去大学报到,却因为收到电台寄来的演唱会门票而推迟了报到时间。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上海大学计算机系,等了两波通知书都没有我,第三波的时候收到了,被调剂到南京一所学校的通信专业。这个结果虽然比预想得更为糟糕,却也合情合理。最后一个学期我的成绩徘徊于年级下游,表面还保持平静和努力,内心早已处于随波逐流的状态。夜晚等家人入睡,我便拨号上网,游荡在各种聊天室和论坛。有时候早晨醒来已经过了学校的出操时间。那段时间午夜电台开播一档新的音乐节目,片头一段海菲兹演奏的幻想曲序章之后,主持人说:“一道浪总是连接着下一道浪。我是你们的朋友张宙。”我每天都听到尾声,有时感觉自己是唯一接收到电波的人。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晚上我给张宙写信至凌晨,但具体写了什么印象全无。两星期以后我收到来自电台的回信,信封极为单薄,打开以后里面放着一张罗大佑演唱会门票,我把信封里里外外看了好几遍,很遗憾,没有找到任何其他信息和字迹。票是最便宜的,舞台侧面的二楼山顶。我第一次去体育场,走错看台,翻山越岭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不久,旁边挨着的女孩核对暗号似的问我:“你也是张宙的听众吗?”

“是啊!”我高兴地说,立刻和她握手。

“我叫王鹿。”王鹿说着从自己的手腕摘下一根荧光环,扣在我的手腕上。舞台的灯光亮了几次,又暗下去,呼喊声便像浪一样涌来涌去。突然响起钢琴声,罗大佑出现在舞台一角,我们从山顶看下去,他在一小片白色光斑中,黑衣黑裤,而他的影像被投射在半空巨大的屏幕上,旁边是天空里一轮真实的月亮。前排一个人突然流泪到簌簌发抖。我和王鹿抬起手来,我们手腕上的荧光环是粉色和蓝色的,像两片浅浅的星云。

散场以后我和王鹿被人群冲散,又在出口相遇。我问她怎么回去,她说走回去。她在戏剧学院念三年级,走得快一点,一个小时能回到宿舍。于是我和她一起走。从体育场出来的人正倾巢往衡山路迁徙,我们一会儿走在这群人中间,一会儿走在那群人中间,前前后后的人扛着成箱成箱的啤酒,背着吉他和音箱,如过境的候鸟,最终消散在沿途的酒吧和卡拉OK里。过了衡山路以后没多久,深夜的林阴路上只剩下我和王鹿。

“你也给张宙写信了吗?”我问王鹿。

“是啊。我大部分同学都跟着剧组在外地拍戏,我没戏拍,成天在宿舍听电台。”王鹿说。

“你是表演系的?”

“我看起来太普通,总有人感到吃惊。”

“不不。”

“中戏的导师说我在精神面貌方面和章子怡很像。”王鹿自嘲。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王鹿比我高一大截,卷发柔软蓬松,五官浅浅的,脖子很长,像辽阔的草原上罕见的动物。穿着牛仔裤和短袖衬衫,脖子和手腕上系着钥匙链、手机链、五颜六色的小珠子、编织带和丝带。她的气质复杂混乱,举手投足间却没有一样多余的动作。我根本不好意思盯着她看,又忍不住一再看她。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人,仿佛穿越虫洞突然坠入我这一边的世界。

“我打算明年去考中戏的研究生。”王鹿又说。

“你要去北京吗?”

“是啊。反正我毕业以后也没其他事可干。”

“我从没去过北京。”

“那你得去去,北京就相当于是旧金山。”王鹿相当确定地说。

我们在戏剧学院门口道别,交换了手机号码。之后我赶上了末班车,回到家里已经凌晨一点,打开收音机时发现张宙的节目结束了,轻柔的室内音乐将一直播放到清晨。我身体疲惫,精神亢奋,整晚做着光怪陆离的浅梦,直到第二天清晨被我爸喊起来,他从单位借了辆面包车送我去南京报到。我坐在后座,旁边绑着我的自行车。出了高速收费站不久,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上海,但内心毫无波澜,很快睡着了。半途醒来,看到发电站满山的白色风车,昨夜王鹿给的荧光环还扣在我的手腕上,但已经不再发光,只是一个暗淡的圆环。

我们在中午前到达南京,学校在玄武湖旁边,挨着老火车站,很小,只有一栋教学楼,没有操场,从外表看不过是个普通的机关办事处。我爸本想陪我待一晚,但我不想伤感,报到完毕便赶他返程,独自回到宿舍。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塞好耳机,打开随身听,然而同样的波段上没有海菲兹的序曲,只有空洞遥远的沙沙声。我这才想起来,在南京接收不到上海的电台,张宙的电波被阻隔了。我在黑暗中给王鹿发了一条短信:“救命啊,我被流放了。”

收到我的求救之后,王鹿断断续续为我录下张宙的节目,攒到一定数量便寄到南京。每盒磁带侧面都贴着标签,认真写有日期。王鹿写的字,笔画的折角像昆虫细小的关节。这些磁带成为我最珍视的东西,我将它们整整齐齐摆在床头,想象自己正在为几百年后人类文明的考古保存下声音的碎片,我和王鹿也因此缔结了坚固的友谊。

之后王鹿去了好几趟北京,参加中戏举办的讲座和戏剧工作坊,联络导师,准备冬天的研究生考试。中戏附近都是和她一样在等待和寻找机会的人,她在那里结交了一群浪漫的朋友,令我相当羡慕。我们有时在MSN上聊天,她行踪不定,常常连续几天杳无音信,再出现时往往刚从有趣的地方回来。水库、山、草原。她还在郊外的派对上遇见过王朔和崔健。这些事情我愿意听她讲上几天几夜,但中间总被打断,有男孩来找她借书,或者有男孩来找她听音乐。我不知道那是否是同一个男孩,我问过,却记不得她是怎么回答的,我想她同时在和好几个男孩谈恋爱。

为了与王鹿聊天,我每天都去隔壁网吧,时间一久便与管理员潇潇成了朋友。潇潇原本是邮电学院的,退学以后白天在网吧做管理员,晚上在俱乐部打工,同时还在准备托福考试。有时我和他一起乘车去山里,坐在被雨水侵蚀的石桌边聊天,天总是很快就黑了。再后来即便去上课我也忍不住半途逃跑,和潇潇去湖边或者城墙。我们像恋爱一样相处,但因为潇潇计划第二年去美国念书,所以谁都没有明确这段关系。我偶尔和王鹿说起潇潇,并且忍不住把自己废物般的生活描述得更具诗意。

王鹿好几次喊我去北京找她。冬天的时候她说去什刹海滑冰,春天的时候她说飞檐走壁的朋友们在四合院的屋顶烧烤。我内心憧憬,却始终没有行动。我们再次见面已经是一年后,暑期结束,王鹿从北京回上海,顺道来南京逗留一晚。我问潇潇如果有朋友来南京,应该带她去哪里玩。

“上海来的朋友吗?女孩吗?好看吗?”潇潇问我。

“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你说好看不好看吧。”

“趁天还没凉下来,你们去紫霞湖公园游泳吧。”

“去游泳?”

“你去了就知道。我向你保证,你和你的朋友会永远难忘。”

我带着王鹿在宿舍放下行李以后,去军人俱乐部玩,从第一家音像店一直看到最后一家,避开了白天最热的时间。然后我们买了便宜的游泳衣,坐公交车来到中山陵。按照潇潇的说法,我想当然地以为紫霞湖公园里面有一个露天游泳池,结果尾随两个戴泳帽的老头沿小道进了公园,惊讶地看见巨大一面绿色的湖。四面环树,背后靠山,体力好的青年赤条条爬上湖边的水塔,挨个往水里跳,溅起朵朵水花。而湖面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五颜六色的泳帽和划动的手臂。我和王鹿高兴到大声叹息。

我们在干净的公共厕所里换好了泳衣,绕着湖走了半圈,找到一小块平坦的草地,放下书包和脱下来的衣物,迫不及待地下水。脚底的石子尖利,淤泥温暖,王鹿蹬出两朵大水花潇洒地游了出去,溅我一头水,我也赶紧跟上。水温比我想象中低,但是阳光照在肩膀上还是烫的。我在水里笨拙地伸展身体,重新适应新的视平线。亭子里有人在拉手风琴,树上挂着白色的鸟,不时浮起一层金色的水雾。

我游泳很烂,只会狗刨,无论多么奋力地蹬腿,却总在相同的地方打转。王鹿就厉害多了,她爬到水塔上往水里跳了两次,第一次是抱膝跳,第二次是并拢双臂俯冲入水,像一头捕食的水鸟。等我气喘吁吁爬上岸以后,环顾湖面找她,她正眯起眼睛仰面浮着,不时抬起一侧手臂往后画出一道弧线,长长一次呼吸之后,再抬起另外一侧的手臂,朝着湖心的方向缓缓漂流。

太阳落山前,我和王鹿在厕所的洗手池里冲了头发,洗了泳衣,然后找到一棵不高不矮的树,把泳衣平摊在树杈上。空气仍然温暖,四周笼罩着一层极其不真实的浅色霞光。半空中绿色的小虫和嗡嗡的蚊子成团成团撞到我们身上,我们不停地拍打着双腿和胳膊。游泳的人陆陆续续从水里出来,坐在岸边休息,铺着塑料布打牌。我和王鹿都饥肠辘辘,去小卖部买了酸奶和蛋糕,大口吃完,仰面靠在书包上,等炙热的风吹过来,把头发和泳衣一起吹干。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好地方的?”王鹿问我。

“潇潇告诉我的。”

“潇潇现在算是你的男朋友吗?”

“我也不知道,情况总是有些不清不楚。”

“但是他知道这么好的地方,一定会是很好的男朋友啊。”王鹿说着又想起重要的事情,从书包里掏出一本《音像世界》来,翻到最后一页给我看。是广播电台青年主持人比赛的启事,规则很简单,录制一段二十分钟的节目,主题不限,和报名表一起寄到电台。

“我们一起参加吧,我一看到这个就想到你,我们就像平常那样聊聊音乐。”王鹿说。

“但是我做不好。”我虽然这样说,却把那则启事看了一遍又一遍。王鹿很快说服了我。天黑以后,我们收拾好东西,在山里走了长长一段路,坐公交车去潇潇打工的俱乐部借录音机。起了一点风,风依然是烫的,把头发和皮肤都吹得干燥清洁。等车的时候,王鹿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包中南海,给了我一根,潮潮的。我没抽过烟,那个时候却因为心里涌动着的热情,觉得非抽不可。后来我们站在车厢靠窗的位置吹风,穿过隧道以后,是月光下的玄武湖。我趴在栏杆上,感觉自己在一场梦里,我想这是因为王鹿,似乎与王鹿在一起,四周万物也随之如梦如幻。

防风林说是在南大隔壁,其实坐车到南大门口还要再走上二十分钟,在一个居民小区里。经过夜晚芬芳的植物,以及一段混合着霉味和湿气的地下通道,便是防风林。这里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原本是仓库,被改造成了俱乐部,走进去便是缓坡,摆放的东西和人都处于随时会倾塌的状态,直到坡底有一个小小的舞台,放着一套蒙灰的鼓架,看样子很久没有正经演出了。我只在刚认识潇潇的时候跟着他来过一次,当时有两三桌人围在一起打扑克和喝啤酒,潇潇说他们都是老板的朋友,一群诗人和导演。但是在我看来,那里烟雾腾腾,和棋牌室没有两样,后来就再没去过。

然而和王鹿一起就不一样了。等我们的视线适应了昏暗,王鹿便置身于一堆破烂中间热情惊叹:“这里好像后海。好像伍德斯托克。”我和潇潇明明知道这里和后海或者伍德斯托克毫无关系,但我们看到王鹿高兴,也都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就好像自己也和平时不一样了,自己成了后海伍德斯托克的主人。

但是潇潇那天晚上确实看起来有所不同。不是说他的外貌,他还是那样,理着过时的郭富城头,身上所有的衣服和裤子都嫌短,像是从别人那里借来临时穿一下的旧衣服,但是干净平整,连同他的球鞋,都像是洗过很多遍。我分辨不清是因为王鹿的存在,还是我以王鹿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他,觉得他一贫如洗,又绝对纯洁。连同周围的环境也变得不同。我挪开几个潮湿的靠垫,找到一块干燥的地方坐下。风扇吹出的热风把墙上糊着的报纸吹得哗哗响,视平线上方有一排扁扁的窗户对着外面的街沿,从那里透进夜晚微弱的光。

我告诉潇潇我们要参加电台主持人比赛,潇潇也很来劲,他从破烂堆里找出一台双卡录音机帮我们录音,多年没人用过,但插上电源以后功能完好。虽然录出来的音质糟糕,充满环境噪音,但潇潇认为很酷,表现出青年的风貌。后来我们一起看了一九九四年的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会。这场演唱会潇潇和王鹿都断断续续看过好几遍,只有我第一回看,感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在杂志上见过一张照片,他们演出完了从香港坐飞机回来,个个意气风发,在飞机上抽烟喝酒,东倒西歪。”潇潇说。

“飞机上也能抽烟喝酒吗?”王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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