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派对

后来我的很多朋友都会记得二○○○年九月八日，罗大佑的大陆首场演唱会在上海举办。据说北京有几千人南下，包揽了前一夜的K13号列车。列车上，青年彻夜长谈，站在接缝处的风口抽烟。多年以来，这番集体记忆不定期回涌，那天和谁在一起，坐在体育场的哪个位置，散场以后去哪里迎来清晨。然而在当时，我和我的那些朋友，谁都还不认识谁。

那天我本该去大学报到，却因为收到电台寄来的演唱会门票而推迟了报到时间。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上海大学计算机系，等了两波通知书都没有我，第三波的时候收到了，被调剂到南京一所学校的通信专业。这个结果虽然比预想得更为糟糕，却也合情合理。最后一个学期我的成绩徘徊于年级下游，表面还保持平静和努力，内心早已处于随波逐流的状态。夜晚等家人入睡，我便拨号上网，游荡在各种聊天室和论坛。有时候早晨醒来已经过了学校的出操时间。那段时间午夜电台开播一档新的音乐节目，片头一段海菲兹演奏的幻想曲序章之后，主持人说：“一道浪总是连接着下一道浪。我是你们的朋友张宙。”我每天都听到尾声，有时感觉自己是唯一接收到电波的人。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晚上我给张宙写信至凌晨，但具体写了什么印象全无。两星期以后我收到来自电台的回信，信封极为单薄，打开以后里面放着一张罗大佑演唱会门票，我把信封里里外外看了好几遍，很遗憾，没有找到任何其他信息和字迹。票是最便宜的，舞台侧面的二楼山顶。我第一次去体育场，走错看台，翻山越岭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不久，旁边挨着的女孩核对暗号似的问我：“你也是张宙的听众吗？”

“是啊！”我高兴地说，立刻和她握手。

“我叫王鹿。”王鹿说着从自己的手腕摘下一根荧光环，扣在我的手腕上。舞台的灯光亮了几次，又暗下去，呼喊声便像浪一样涌来涌去。突然响起钢琴声，罗大佑出现在舞台一角，我们从山顶看下去，他在一小片白色光斑中，黑衣黑裤，而他的影像被投射在半空巨大的屏幕上，旁边是天空里一轮真实的月亮。前排一个人突然流泪到簌簌发抖。我和王鹿抬起手来，我们手腕上的荧光环是粉色和蓝色的，像两片浅浅的星云。

散场以后我和王鹿被人群冲散，又在出口相遇。我问她怎么回去，她说走回去。她在戏剧学院念三年级，走得快一点，一个小时能回到宿舍。于是我和她一起走。从体育场出来的人正倾巢往衡山路迁徙，我们一会儿走在这群人中间，一会儿走在那群人中间，前前后后的人扛着成箱成箱的啤酒，背着吉他和音箱，如过境的候鸟，最终消散在沿途的酒吧和卡拉OK里。过了衡山路以后没多久，深夜的林阴路上只剩下我和王鹿。

“你也给张宙写信了吗？”我问王鹿。

“是啊。我大部分同学都跟着剧组在外地拍戏，我没戏拍，成天在宿舍听电台。”王鹿说。

“你是表演系的？”

“我看起来太普通，总有人感到吃惊。”

“不不。”

“中戏的导师说我在精神面貌方面和章子怡很像。”王鹿自嘲。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王鹿比我高一大截，卷发柔软蓬松，五官浅浅的，脖子很长，像辽阔的草原上罕见的动物。穿着牛仔裤和短袖衬衫，脖子和手腕上系着钥匙链、手机链、五颜六色的小珠子、编织带和丝带。她的气质复杂混乱，举手投足间却没有一样多余的动作。我根本不好意思盯着她看，又忍不住一再看她。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人，仿佛穿越虫洞突然坠入我这一边的世界。

“我打算明年去考中戏的研究生。”王鹿又说。

“你要去北京吗？”

“是啊。反正我毕业以后也没其他事可干。”

“我从没去过北京。”

“那你得去去，北京就相当于是旧金山。”王鹿相当确定地说。

我们在戏剧学院门口道别，交换了手机号码。之后我赶上了末班车，回到家里已经凌晨一点，打开收音机时发现张宙的节目结束了，轻柔的室内音乐将一直播放到清晨。我身体疲惫，精神亢奋，整晚做着光怪陆离的浅梦，直到第二天清晨被我爸喊起来，他从单位借了辆面包车送我去南京报到。我坐在后座，旁边绑着我的自行车。出了高速收费站不久，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上海，但内心毫无波澜，很快睡着了。半途醒来，看到发电站满山的白色风车，昨夜王鹿给的荧光环还扣在我的手腕上，但已经不再发光，只是一个暗淡的圆环。

我们在中午前到达南京，学校在玄武湖旁边，挨着老火车站，很小，只有一栋教学楼，没有操场，从外表看不过是个普通的机关办事处。我爸本想陪我待一晚，但我不想伤感，报到完毕便赶他返程，独自回到宿舍。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塞好耳机，打开随身听，然而同样的波段上没有海菲兹的序曲，只有空洞遥远的沙沙声。我这才想起来，在南京接收不到上海的电台，张宙的电波被阻隔了。我在黑暗中给王鹿发了一条短信：“救命啊，我被流放了。”

收到我的求救之后，王鹿断断续续为我录下张宙的节目，攒到一定数量便寄到南京。每盒磁带侧面都贴着标签，认真写有日期。王鹿写的字，笔画的折角像昆虫细小的关节。这些磁带成为我最珍视的东西，我将它们整整齐齐摆在床头，想象自己正在为几百年后人类文明的考古保存下声音的碎片，我和王鹿也因此缔结了坚固的友谊。

之后王鹿去了好几趟北京，参加中戏举办的讲座和戏剧工作坊，联络导师，准备冬天的研究生考试。中戏附近都是和她一样在等待和寻找机会的人，她在那里结交了一群浪漫的朋友，令我相当羡慕。我们有时在MSN上聊天，她行踪不定，常常连续几天杳无音信，再出现时往往刚从有趣的地方回来。水库、山、草原。她还在郊外的派对上遇见过王朔和崔健。这些事情我愿意听她讲上几天几夜，但中间总被打断，有男孩来找她借书，或者有男孩来找她听音乐。我不知道那是否是同一个男孩，我问过，却记不得她是怎么回答的，我想她同时在和好几个男孩谈恋爱。

为了与王鹿聊天，我每天都去隔壁网吧，时间一久便与管理员潇潇成了朋友。潇潇原本是邮电学院的，退学以后白天在网吧做管理员，晚上在俱乐部打工，同时还在准备托福考试。有时我和他一起乘车去山里，坐在被雨水侵蚀的石桌边聊天，天总是很快就黑了。再后来即便去上课我也忍不住半途逃跑，和潇潇去湖边或者城墙。我们像恋爱一样相处，但因为潇潇计划第二年去美国念书，所以谁都没有明确这段关系。我偶尔和王鹿说起潇潇，并且忍不住把自己废物般的生活描述得更具诗意。

王鹿好几次喊我去北京找她。冬天的时候她说去什刹海滑冰，春天的时候她说飞檐走壁的朋友们在四合院的屋顶烧烤。我内心憧憬，却始终没有行动。我们再次见面已经是一年后，暑期结束，王鹿从北京回上海，顺道来南京逗留一晚。我问潇潇如果有朋友来南京，应该带她去哪里玩。

“上海来的朋友吗？女孩吗？好看吗？”潇潇问我。

“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你说好看不好看吧。”

“趁天还没凉下来，你们去紫霞湖公园游泳吧。”

“去游泳？”

“你去了就知道。我向你保证，你和你的朋友会永远难忘。”

我带着王鹿在宿舍放下行李以后，去军人俱乐部玩，从第一家音像店一直看到最后一家，避开了白天最热的时间。然后我们买了便宜的游泳衣，坐公交车来到中山陵。按照潇潇的说法，我想当然地以为紫霞湖公园里面有一个露天游泳池，结果尾随两个戴泳帽的老头沿小道进了公园，惊讶地看见巨大一面绿色的湖。四面环树，背后靠山，体力好的青年赤条条爬上湖边的水塔，挨个往水里跳，溅起朵朵水花。而湖面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五颜六色的泳帽和划动的手臂。我和王鹿高兴到大声叹息。

我们在干净的公共厕所里换好了泳衣，绕着湖走了半圈，找到一小块平坦的草地，放下书包和脱下来的衣物，迫不及待地下水。脚底的石子尖利，淤泥温暖，王鹿蹬出两朵大水花潇洒地游了出去，溅我一头水，我也赶紧跟上。水温比我想象中低，但是阳光照在肩膀上还是烫的。我在水里笨拙地伸展身体，重新适应新的视平线。亭子里有人在拉手风琴，树上挂着白色的鸟，不时浮起一层金色的水雾。

我游泳很烂，只会狗刨，无论多么奋力地蹬腿，却总在相同的地方打转。王鹿就厉害多了，她爬到水塔上往水里跳了两次，第一次是抱膝跳，第二次是并拢双臂俯冲入水，像一头捕食的水鸟。等我气喘吁吁爬上岸以后，环顾湖面找她，她正眯起眼睛仰面浮着，不时抬起一侧手臂往后画出一道弧线，长长一次呼吸之后，再抬起另外一侧的手臂，朝着湖心的方向缓缓漂流。

太阳落山前，我和王鹿在厕所的洗手池里冲了头发，洗了泳衣，然后找到一棵不高不矮的树，把泳衣平摊在树杈上。空气仍然温暖，四周笼罩着一层极其不真实的浅色霞光。半空中绿色的小虫和嗡嗡的蚊子成团成团撞到我们身上，我们不停地拍打着双腿和胳膊。游泳的人陆陆续续从水里出来，坐在岸边休息，铺着塑料布打牌。我和王鹿都饥肠辘辘，去小卖部买了酸奶和蛋糕，大口吃完，仰面靠在书包上，等炙热的风吹过来，把头发和泳衣一起吹干。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好地方的？”王鹿问我。

“潇潇告诉我的。”

“潇潇现在算是你的男朋友吗？”

“我也不知道，情况总是有些不清不楚。”

“但是他知道这么好的地方，一定会是很好的男朋友啊。”王鹿说着又想起重要的事情，从书包里掏出一本《音像世界》来，翻到最后一页给我看。是广播电台青年主持人比赛的启事，规则很简单，录制一段二十分钟的节目，主题不限，和报名表一起寄到电台。

“我们一起参加吧，我一看到这个就想到你，我们就像平常那样聊聊音乐。”王鹿说。

“但是我做不好。”我虽然这样说，却把那则启事看了一遍又一遍。王鹿很快说服了我。天黑以后，我们收拾好东西，在山里走了长长一段路，坐公交车去潇潇打工的俱乐部借录音机。起了一点风，风依然是烫的，把头发和皮肤都吹得干燥清洁。等车的时候，王鹿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包中南海，给了我一根，潮潮的。我没抽过烟，那个时候却因为心里涌动着的热情，觉得非抽不可。后来我们站在车厢靠窗的位置吹风，穿过隧道以后，是月光下的玄武湖。我趴在栏杆上，感觉自己在一场梦里，我想这是因为王鹿，似乎与王鹿在一起，四周万物也随之如梦如幻。

防风林说是在南大隔壁，其实坐车到南大门口还要再走上二十分钟，在一个居民小区里。经过夜晚芬芳的植物，以及一段混合着霉味和湿气的地下通道，便是防风林。这里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原本是仓库，被改造成了俱乐部，走进去便是缓坡，摆放的东西和人都处于随时会倾塌的状态，直到坡底有一个小小的舞台，放着一套蒙灰的鼓架，看样子很久没有正经演出了。我只在刚认识潇潇的时候跟着他来过一次，当时有两三桌人围在一起打扑克和喝啤酒，潇潇说他们都是老板的朋友，一群诗人和导演。但是在我看来，那里烟雾腾腾，和棋牌室没有两样，后来就再没去过。

然而和王鹿一起就不一样了。等我们的视线适应了昏暗，王鹿便置身于一堆破烂中间热情惊叹：“这里好像后海。好像伍德斯托克。”我和潇潇明明知道这里和后海或者伍德斯托克毫无关系，但我们看到王鹿高兴，也都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就好像自己也和平时不一样了，自己成了后海伍德斯托克的主人。

但是潇潇那天晚上确实看起来有所不同。不是说他的外貌，他还是那样，理着过时的郭富城头，身上所有的衣服和裤子都嫌短，像是从别人那里借来临时穿一下的旧衣服，但是干净平整，连同他的球鞋，都像是洗过很多遍。我分辨不清是因为王鹿的存在，还是我以王鹿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他，觉得他一贫如洗，又绝对纯洁。连同周围的环境也变得不同。我挪开几个潮湿的靠垫，找到一块干燥的地方坐下。风扇吹出的热风把墙上糊着的报纸吹得哗哗响，视平线上方有一排扁扁的窗户对着外面的街沿，从那里透进夜晚微弱的光。

我告诉潇潇我们要参加电台主持人比赛，潇潇也很来劲，他从破烂堆里找出一台双卡录音机帮我们录音，多年没人用过，但插上电源以后功能完好。虽然录出来的音质糟糕，充满环境噪音，但潇潇认为很酷，表现出青年的风貌。后来我们一起看了一九九四年的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会。这场演唱会潇潇和王鹿都断断续续看过好几遍，只有我第一回看，感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在杂志上见过一张照片，他们演出完了从香港坐飞机回来，个个意气风发，在飞机上抽烟喝酒，东倒西歪。”潇潇说。

“飞机上也能抽烟喝酒吗？”王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