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先生

跑吧，金兔子！

乡村学校体育器材少，开始学校仅有一台水泥砌的简易乒乓球桌，水泥桌面已裂了许多缝隙，但那可是孩子们的乐园。一般说来，高年级的孩子一下课会占据这一张唯一的乒乓球桌，而且还会用没有胶皮的光板子球拍打球。低年级的孩子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有一次我看见两个低年级的孩子各持了半截砖头在领操台边打乒乓球，砖砌的领操台上画了一道白线，橘黄色的乒乓球在两个半截砖之间飞来飞去，像一只黄雀在飞。半截砖头握在小手里还是很沉的，乒乓球总是不时地滚到草丛中去。那满头是汗的孩子弯腰捡乒乓球的样子，真像是在草丛中努力寻找着鸟蛋似的。

没有乒乓球可打的孩子就到校东边的河边打擦片。一块又一块擦片在水面上弹跳着飞行，弹起一只又一只九连环似的水圈。到了冬天，河面冰封了，这时候打擦片就更有意思了，擦片会在冰面上飞行，像一辆子弹车在冰面上高速地开。有的“子弹车”直接能飞到河对岸的堤下。当上课铃响的时候，冰面上布满了土坷擦片，看上去，整个冰河面就像一盘未下完的棋。

后来学校就由校长带着我们用业余时间整理出有篮球架的半个泥篮球场，泥篮球场好是好，就是有很多弊端，尤其是不能下雨，如果下了雨就麻烦了，想要打篮球，必须等太阳出来将球场晒干。冬天雨少，打球时灰尘会一阵一阵地腾起，一场球打下来，我和我的孩子都成了泥灰做的人。

打球最好的季节是在春雨过后，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天气晴朗，油菜花的光芒将我们都映射得容光焕发。打球的我们像一只只大蜜蜂，我的孩子们则像一只只小蜜蜂，油菜花的光芒和芳香都躲到了我们额头上的汗珠里。

有时候，胶皮篮球会故意飞出去，飞到球场边的油菜花丛中。孩子们抢着到油菜花丛中去捡，谁捡回来谁就会成为一个金子做的人——油菜花会很慷慨地把进入油菜地的人变成一个金人。

有一次，那只胶皮篮球刚落到油菜花丛中，就有两只野兔子被惊吓出来，这可不是一般的野兔子，而是两只金兔子！孩子们都没有追赶，而是看着金兔子又折回蹿进了油菜花丛中，大家都在心中默默地喊：跑吧，金兔子！

春天第一页

我所说的春天第一页是指开学后的第一天。孩子们都说，每一学年的第一学期长，而过了年后的第二学期则短得多。这其实是错觉，我告诉他们，应该是一样长的，不信可以掰起指头算算。孩子们开始还不信，后来算了，算来算去，真是差不了几天的。这些孩子，没过年时掰着指头盼过年，过年只是一眨眼工夫，之后又是春天，而春天是什么，春天是他们的墨黑墨黑头发丝中的晶亮的汗珠，沁得快，消失得也快，留下芳香的诱人的汗腥味儿。

这一点可从操场上的土质来证明，冬天的土质是坚硬的，拒绝式的。而过了正月，初八初九开学报名，穿着各式各样的布鞋的孩子踩到操场上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每一双小脚挪开，操场上松软下来的土都记录着新鞋上密密麻麻的针脚呢，调皮得很。我有时候就喜欢与孩子们的小脚印平行走着，大脚印追赶着小脚印，怎么也追赶不上似的。哦！春天！春天！

捧着刚发的新书的孩子一边吵着，一边说 “书真是香”。书怎么能不香呢？不一会儿孩子们如潮水般退去了。我却遇见了一个“搁浅”在操场上的孩子，他愁眉苦脸地看着不远处。我抓住他，怎么啦？怎么啦？他不回答我，看着书，又叹口气。我知道这个孩子心里在想什么：啊，又要上“紧箍咒”了！我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他的肩往下一沉，抱着新课本歪歪扭扭地走了。我真是可笑，憋了一个冬天的心一下子晴朗了。我的操场上布满了大脚印、小脚印，像刚播种下去的种子。我看了一会儿就往回走，刚才不远处的草垛还戴着残雪帽子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潮湿湿的草垛顶像是刚哭过似的。

我也领到了新教科书。我在新教科书的引导下写下了第一份备课笔记。办公室里静悄悄的，一个春节过下来，连办公桌们也知道长高了。我看见不远处的草垛顶上有一群孩子在滑草垛。草垛怎么又变矮了，有点不像草垛了。这些顽皮的孩子只要没人打扰他们，他们会玩个半天。经常有孩子在开学第一天就站到我面前，带着哭腔，先生，我的新书丢了。他们的新书哪里是丢了，而是也“躲”进草垛里捉迷藏了。

所以，每新学期开始，我会收到不少拾书不昧的女生发现的无主的书本。它们被送到我这儿来，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它们还没来得及被主人号上自己龙飞凤舞大名时就被主人弄丢了。开学第一天，春天第一页，我和我的孩子都有点羞涩。过了一年长一岁了哇，我们都长了一岁。教室长了一岁，黑板长了一岁，课桌也长了一岁，连那个歪了头的树也长了一岁，那座稻草垛同样长了一岁。

下午，我把水缸里的水泼到操场上，清冷冷的水一下子就立即涌向了那些脚印，这些大脚印怎么一点也不知道躲开呀。这是两岁的水啊，两岁的水扑向了一岁的小脚印。“当两岁的水遇上一岁的小脚印……”这是一句诗呢。我挑着担子开始到河面上担水。清清的河面上泛着青青的鱼鳞，它们也刚刚开学。我让新鲜的刚开了学的水注入我的水桶，随后，又注入一桶。

黄昏就来临了。还没有来电。我点亮了我面前的罩子灯，在灯下看了一会儿书，就困了。又一天了，又一年了。我在梦里梦见了什么。外面起大风了，浩浩荡荡的春风，就这么吹了一夜，把我心中的忧郁都吹走了。

早晨起来，风好像停了。操场上平平整整的，那些大脚印小脚印都跑到哪里去了呢？我再看看打谷场，打谷场上空荡荡的，似乎少了一些什么，肯定少了一些什么。草垛被刮走了。我看到背着洗得干干净净书包的孩子们蹲在打谷场上，他们肯定不明白，草垛到哪里去了呢？

它们肯定是飞走了，是自己飞走的，就是不能说出来。让孩子自己去想吧。我中午到打谷场上看了看，蹲草垛的地方又有青青秧苗了呢，一定是稻草中没打完的稻种干的好事。

春天第一页，孩子们在教室里叽叽喳喳的。个个坐在去年的位置上，不过位置要重新排啦。去年男生坐在前面的，而过了年，那些小男生明显个子高多了，一个一个地蹿上来了。

我想，这学期可以男生与女生混着坐，再过一年，小男生们会蹿得更高，也不太肯与女生同桌了，男生们纷纷往后移，女生们都移到教室的前排来啦，真像是在春天里，绿草地上的一群花朵故意挤到了人们的眼前！你们看，你们看，这就是春天！

芋头开花

跟乡亲们混熟了，就能大体知道他们各自的脾气，有榆树脾气，也有山芋脾气的。有一个急脾气的乡亲很有意思，第一天才跟我说要多给他的儿子补补课，第二天就来学校问我他的儿子考了多少分。每次测试后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天清晨他又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眼神巴巴地问他儿子的分数。天呐，这又不是长蘑菇！可一场雨一下，那些耳朵样的“蘑菇们”还是会探头探脑地出现在校园里了。

急脾气的父亲养出来的可不一定是急脾气的儿子。那个急脾气乡亲的儿子是个慢脾气。一次课堂作业，别人很快能做好了，可他偏不着急，竟然慢腾腾地在橡皮上画着什么。下课铃要响了，他还在橡皮上不紧不慢地画着，画完了，又擦掉重画。这样的习惯使他每次考试总不能在规定的时间里把试卷做完。不过，他的字倒很端正，一笔一画的。但试卷空白的部分我不能打分啊，况且试卷后部分的分数会更高。

有时候我会拿着试卷批评他，我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他才好像从梦里醒过来，怔怔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怪物似的。这样的慢脾气怎么抗得住他父亲那样的急脾气？他父亲的办法只有棍棒教育，可他一点也不怕，从不求饶，只是不停地哭，哭得也很怪的，能哭上半天也不停，好像在和他父亲犟，看谁能犟得过谁。这样的结果使得他的父亲会反过来劝他，不哭了，不要再“淌麻油”了。可他还是哭，声音还是那样，像在拉二胡，慢慢的，悠悠的，已全没有伤心委屈的味道了。

后来这个急脾气的父亲还是跟着打工潮去了城市，家里就剩下了他母亲和他了。他依旧不紧不慢的，好像还比以前更慢了。弄得他母亲脾气急了，急了就到我们学校来哭诉，让先生教育教育这个没良心的。我再次去教育这个孩子，依旧没有什么效果。校长知道了这件事，要接手管一管。校长做工作的耐心也是有名的，可是他的工作做下来，那个孩子好像没有改掉什么，反而让我们的校长变成了一只“红气球”，要不是我上前拉住，他真的像红气球飞到校园上空去了。校长气喘吁吁地说，什么叫三拳打不出闷屁（谚语，意指无法沟通的人）？他就是！他十拳也打不出一个闷屁！

谁也不知道他后来是怎样变了的，我也找不到原因，只是知道他母亲病了。母亲一病，他就得担负起家里的一些农活。有一些农活可以放一放，有一些农活还必须做，比如说浇芋头。芋头这东西怕旱，又怕涝。所以他每天都得在午后去给芋头浇水，给那些长着招风耳的芋头们浇水。我有时去校外有事，也会遇见他在给他自家垛上的芋头浇水。他浇水的勺柄很长，他把长长的勺柄倚在腿上，然后再用力，水扬了起来，飞到了招风耳的芋头叶上了，芋头叶躲了一下，水就浇到了芋头根上了。应该说浇芋头是很吃力的一件事，但他做得还是很快的。

可能由于他中午吃了力的缘故，所以他在上下午第一节课时总是打瞌睡。他个子不高，坐在前面。上我们班下午第一课的老师看到了他打瞌睡心就烦，就头疼。很多老师都这么向我反映。我只好把他找来，想和他商量一下把他调到教室后面去。我说，这样可以睡好觉了，省得老师的话吵醒你。我又说，把你调到后面去，好不好？他抬起头，“啊”的一声，好像刚醒过来似的。还是三拳打不出闷屁。

有一天，轮到我上第一节课，我对于他，心里已有了准备，让他打瞌睡去吧。我尽量不朝他坐的方向去看。可我还是去看了，他没有打瞌睡，头昂得高高的，一双眼睛晶亮晶亮，眼神还不停地追着我。下了课，他还找到我，叫我，先生先生，芋头开花了！我以为他在唱什么歌呢，他又说了一遍。我将信将疑，我是听说过芋头开花的事，我没有亲眼见过。后来他急了，说，先生，芋头真的开花了，骗你我是小狗！

我跟着他去了他家的芋头地，芋头们长得很高了。在他浇灌的芋头中，真的有一株开花了，从叶柄中间抽出来一朵花，浅绿色的，像绿色马蹄莲似的。我回过头来看了我的孩子，他真的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个孩子就这么长大了。不管你信不信，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信，连最老实的芋头也学会了开花。

寂寞的鸡蛋熟了

师范分配时，我们被告知，分在乡村教学有一项优惠政策，那就是说，在第一年实习期间可以拿定级工资，这等于比分在城里的孩子早一年拿定级工资。政策是这样，算下来，事实上的总收入还是比城里的孩子少了一大截。

收入差别也就罢了，要紧的是乡村那排不尽的寂寞，尤其是乡村学校夜晚的寂寞。每当大忙季节，很多民办教师都要赶回去农忙。留守的我们晚上听着鹧鸪的叫，心里便有一阵没一阵地疼起来。过去进城上师范心里经历了一个落差，几年城市生活后又回到乡下心里又有一个落差。老教师见到郁郁的我们，很是担心，便教了我们一个法子，我们过去比现在的你们苦多了，不过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我们一边用钢板为孩子刻讲义一边在罩子灯上吊个铝盒煮鸡蛋。讲义刻好了，鸡蛋也煮好了。他们教我们可以跟农民买一些鸡蛋回来，过去的蛋可便宜啊，鸡蛋一分钱一只。吃鸡蛋补脑子。

好在乡下经常停电，我们人人都有一盏擦得锃亮的罩子灯。鸡蛋也不比过去贵多少，一只一毛钱左右。也用一只铝盒吊在罩子灯上，我也开始在罩子灯下为孩子们刻讲义了。我从装蜡纸的卷桶中抽出一张蜡纸，然后在钢板上铺平，用铁笔在上面刻写（如果铁笔坏了还可以用废圆珠笔芯写，不过字要粗些）。吱吱吱。吱吱吱。蜡纸上的蜡被铁笔犁得卷了起来，吱吱吱，又一层蜡纸被我的笔画犁得卷了起来。一排刻好了，然后把蜡纸从钢板上剥下来，再往上移，还可以透过罩子灯的灯光看一看自己的字写得如何……吱，吱，吱，又新鲜又痛快。往往是一张蜡纸刻满了，铝盒里的鸡蛋也差不多煮好了。当我刻完蜡纸，剥着鸡蛋（鸡蛋很烫，需两只手来回地翻滚），我心中蛰伏已久的青蛙就呱呱呱地大叫起来。我不知道我刻写了多少蜡纸，用了多少张钢板（正面反面都用过）。我牢牢记住了蜡纸的品牌叫“风筝牌”。铁笔、钢板的品牌叫“火炬牌”。风筝与火炬，正是我寂寞的心所需要的。

我开始刻写蜡纸的字并不好看，用校长的话说，像一阵风吹倒的。他还指导了我如何利用钢板的纹路刻写讲义。刻好讲义后还有一项繁琐的工序，那就是印试卷，我们学校没有专职的油印工，黑脸总务主任有时兼任，但我们不能总是麻烦总务主任。于是我们又学会了如何用火油调和墨油，上蜡纸，握住油墨滚筒，还有裁纸，分订讲义。一个学期下来，我整理了一下我给孩子们发下去的讲义，竟有了厚厚的一沓。

冬天来了，我去县城人武部商店买了一件黄色的军大衣。我就裹着黄军大衣刻蜡纸，天很冷，罩子灯上的鸡蛋熟了，我把它握在手中，揩着鼻子上的清水鼻涕，继续刻写着讲义，我觉得生命中有一种东西正在被我犁开。“姓名——”“学号——”“得分——”。我必须先刻写下这些，然后再开始写下第一项内容。刻完之后，原先厚重的蜡纸被我刻得轻盈了，在灯光下多了一种透明，我知道，我已和以前的老教师一样，把寂寞这张蜡纸刻成了一张试卷。

节选自《小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

原书责编  杜  丽  温  淳

本刊责编  王虹艳

庞余亮，1967年3月生于兴化，做过教师和记者。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著有长篇小说《薄荷》《丑孩》《有的人》《小不点的大象课》《神童左右左》《我们都爱丁大圣》《看我七十三变》，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小先生》《纸上的忧伤》，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躲过九十九次暗杀的蚂蚁小朵》等。有部分作品译介到海外。江苏省首届紫金文化英才。扬州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