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

作者: [法]安妮·埃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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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2年10月6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并在当天的新闻公报中阐释了安妮·埃尔诺获奖的理由:她从不同角度审视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差异明显的生活,凭借巨大的勇气和敏锐的观察力,揭示了阶层经历的痛苦,描述了羞耻、羞辱、嫉妒以及无法看清自己是谁的困境,“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始终如一地从不同视角审视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

安妮·埃尔诺1940年生于法国,成长于工薪家庭。1967年成为中学教师,1974年出版首部小说《空衣橱》。2021年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代表作有《位置》《一个女人》《羞耻》《悠悠岁月》等。

2009年出版小说《悠悠岁月》,当年便获得“杜拉斯文学大奖”,安妮·埃尔诺因此跻身法国当代一流作家行列。小说采用“无人称自传”的方式,从个人经历、时代风云、世界变局等不同方面来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以碎片化、散文式的叙事方式回望了六十年的悠悠岁月。安妮·埃尔诺将文本层面的后现代主义式的颠覆感和内容层面对于传统写作命题的关切,有效融合。她的作品既有“新小说”文体的探索意识,也有经典文学的深度追求,受到更广泛的喜爱和认同。

本刊第一时间选载《悠悠岁月》,以飨读者,希望给大家的阅读和写作带来新的启示。

我们只有自己的经历而它不属于我们。

——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1

——是的,人们会遗忘我们。这是生活,毫无办法。今天我们觉得重要、严肃、后果严重的事情,那么会有它们被人忘记、不再重要的时候。但有趣的是,我们今天无法知道它们在一个被视为伟大而重要的,或者平庸而可笑的日子里会是什么样子……也可能这种我们今天赞同的生活,有朝一日会被视为离奇、不快、没有智慧、不够纯洁,谁知道呢,甚至是罪恶的。

——安东·契诃夫

所有的印象都会消失。

战后在伊沃托1的废墟边上,大白天蹲在一间当做咖啡馆的木棚后面撒尿,然后站着撩起裙子、系上短裤,再回到咖啡馆里去的女人

在影片《长别离》中,与乔治·威尔森2跳舞的阿丽达·瓦莉3热泪盈眶的面孔

一九九○年夏天,在帕多瓦4的一条人行道上交错而过的、双手搭在肩膀上的男人,立刻令人想起三十年前规定孕妇用来制止恶心的酞胺哌啶酮,同时还想起这样讲述的滑稽故事:一个准妈妈在编织新生儿衣物的时候经常吞服酞胺哌啶酮,织一行吞一片。一位吓坏了的女友告诉她,你就不怕你的宝宝生出来没有手臂吗,于是她回答说,是的,我很清楚,可是我不会织袖子呀

在夏洛5的一部影片里,走在一个外籍军团前面的克洛德·皮埃普路,一只手举着旗子,另一只手牵着一头母山羊

这位庄重的夫人患了老年性痴呆,像养老院里的其他寄宿者一样,穿着一件紧腰宽下摆的绣花女衫,但是她肩膀上披着一条蓝色的围巾,像盖尔芒特公爵夫人6在布洛涅林园7里那样,高傲地在走廊里来回走个不停,使人想起一个晚上在贝尔纳·皮沃8的电视节目中出场的赛莱斯特·阿尔芭蕾

在一个露天剧场的舞台上,关在一个——被几个男人用一些银枪刺穿的——箱子里的女人又活着出来了,因为这是一种称为“一个女人的殉难”的魔术把戏

耷拉在巴勒莫9的嘉布道会修士的修道院墙壁上的毛边褴褛的木乃伊

西蒙娜·西涅莱10在《泰蕾丝·拉甘》11的广告上的面孔

在鲁昂大钟街的一家名为安德烈的商店里,在一个底座上转动的鞋子,周围连续不断地出现同一句话:“穿芭比娃娃的靴子走得快长得好”

罗马终点站的陌生人把他头等包厢的窗帘拉下一半遮住上身,从侧面向对面月台上倚在栏杆上的年轻女旅客摆弄着他的生殖器

在电影院里为洗涤剂做的一个广告里的家伙,他不是洗涤而是轻快地打碎了肮脏的盘子。一个画外音严肃地说着“这不是解决办法!”于是这个家伙失望地注视着观众们,“那什么是解决办法?”

一条铁路旁边的滨海阿雷尼斯海滩1,旅馆的客人很像扎皮·马克斯2

在科德朗3的巴斯德医院的产房里像一只被剥了皮的兔子那样在空中挥舞的新生儿,半个小时后被发现衣着整齐地侧身睡在小床上,一只手露在外面,被单一直拉到肩膀上

与朱丽埃特·格蕾科4成婚的演员菲利普·勒迈尔的欢快的侧影

在一幅电视广告里,父亲在报纸后面徒劳地尝试像他的小女儿那样,把一粒糖果悄悄地抛向空中再用嘴接住

一座有一个爬山虎棚架的住宅,在六十年代是一个旅馆,在威尼斯的海滨长廊,90A

八十年代中期,在巴黎的东京宫的一个大厅里,在出发去军营之前由政府部门拍摄的数百张发愣的面孔

在利勒博纳的住宅后面的院子里,建筑在河流上方的盥洗室,粪便混杂在被周围哗哗作响的水流轻轻地带走的纸张里

头几年里所有黄昏的印象,有夏季一个星期天的发亮的水坑,父母死而复生、我们走在难以确定的道路上的梦境

在楼梯上拖着她刚杀死的美国大兵的郝思嘉的印象——奔跑在亚特兰大的街道上为就要分娩的梅拉妮寻找一个医生

躺在丈夫身边回想着一个男孩第一次拥抱她和她说着“是的,是的,是的”的莫莉·布卢姆1的

一九五二年在吕尔的道路上与父母一起被杀害的伊丽莎白·德鲁蒙的

真实的或者虚构的印象,直至在睡梦里都连续不断的印象

有一阵沐浴在只属于它们的阳光里的印象

它们全都会一下子消失,就像半个世纪之前在死去的祖父母、同样已经死去的父母的额头后面的千百万印象那样。一些我们作为小女孩出现在其他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死去的人当中的印象,如同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的小孩子出现在我们的父母和同学旁边一样。有一天我们将会处在孙辈儿女们,以及尚未出生的人们的回忆里。正如性欲一样,记忆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它使死者与活人、真实的与虚构的人、梦幻与历史相互对应。

无数用来命名事物、人的面孔、行为和情感,安排世界,使人心跳和生殖器润湿的词汇会突然变得毫无用处。

街道和厕所墙上的标语、涂鸦,诗歌和下流故事,标题

既往症2,模仿者,作为对象的意识,认识纯理学,为了不每次都查词典而连定义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的术语

别人自然地使用的、我们怀疑有朝一日也能如此的一切表达方式,不可否认的是,势必证明

必须忘却的、正是由于努力拒绝它们才比别的话语更为根深蒂固的可怕语句,你就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婊子

男人们在卧床上说的话,随你把我怎么样,我是你的东西

生存是不渴就饮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你在做什么?

In illo tempore3星期天做弥撒

旧的羊皮衬鞋,大吵大闹,这很珍贵!你是一个小傻瓜!偶然重新听到的、不再使用的表达方式,忽然像一些失落后重新找到的物品那样珍贵,我们暗想它们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像一句座右铭那样永远依附于一些个人身上的话语——在14号国道上的一个确定的地方,因为一个行人说出它们时恰恰有人开车路过,于是在重新路过这里时这些相同的话语不可能不迎面扑来,就像彼得大帝夏宫里埋藏的水柱,有人把脚放在上面就会喷出来

语法的例句,引语,辱骂,歌曲,重新抄写在青少年时代的小本子上的句子

特鲁贝神父在抄袭,抄袭,抄袭

荣誉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幸福的辉煌葬礼

我们的记忆脱离了我们,在多雨天气的一阵微风里

修女的顶点是作为处女活着和作为圣女死去

勘探者把挖掘出来的东西放在保险箱里

这是一个小吉祥物一头有一颗心的小猪/她在市场上买它花了一百个苏/一百个苏在我们当中不算多

我的经历是一次爱情的经历

我们能用一把叉子戳吗?我们能把施米布里克1放在孩子们的奶瓶里吗?

(我是最优秀的,谁说我不是最优秀的,你要是快活就笑吧,这很可笑,首府阿雅克肖2,像矮子丕平3那样说得妙,得救了!约拿4从鲸鱼的肚子里出来的时候说,我把我的海豚5在水里藏够了,这些好久以来就既不惊人也不滑稽、听过无数遍的双关语,平庸得令人恼火,只能使家庭更为复杂,并且消失在夫妇的破裂之中,但是往往在分离多年之后,又不合时宜地离开以前的家族脱口而出了,其实这就是它仅剩的一切。)

我们不大相信从前已经存在的词语,“马斯托克”6(福楼拜致路易丝·科雷的信),“皮翁塞”7(乔治·桑致同一个人的信)

一个苏联人学了六个月的拉丁语、英语、俄语之后只知道 da svidania,ya tebia lioubliou karacho1

什么是结婚?一个已经订婚的笨蛋

我们吃惊的是还有人敢说这些老掉牙的隐喻,樱桃放在蛋糕上

安葬在伊甸园之外的圣母啊

在自行车旁边奔跑成了白忙活然后是白折腾然后一无所有,划时代的表达方式

我们不喜欢男人说的话,爽,干

那些在学校里学习过的人使人感到战胜了世界的复杂性。考试通过了,他们离开家的时候比进来还快

祖父母的、父母的一再重复的烦人话,在他们死后比他们的面孔更加生动,别动女孩子的帽子

使用期限很短的老产品的商标,回忆起来比杜尔索尔牌洗发液,卡尔顿牌巧克力,纳迪牌咖啡等著名商标更加令人陶醉,犹如一种不可能分享的内心回忆

当鹳经过的时候

我青春时代的玛丽安娜2

太阳夫人3还在我们当中

对一种超验的真理缺乏信仰的世界

一切都将在一秒钟之内消失。从摇篮到临终床上积累起来的全部词汇也会消失。这将是沉默,而且没有一个词可以说明。从张开的嘴巴里什么都说不出来。无论是我还是自我。语言会继续把世界变成词汇。在节日餐桌旁的谈话中,我们只会是一个越来越没有面目的、直到消失在遥远一代无名大众里的名字。

这是一张暗褐色的椭圆形照片,贴在一个镶有金边、包着一张有凸凹花纹的透明纸的小册子里。下面写着:现代照相馆,里戴尔4,利勒博纳(下塞纳省5)。电话80。一个肥胖的婴儿,下嘴唇赌气地向外突出,褐色的头发在头顶形成了一个发卷,半裸地坐在一张雕刻的桌子中央的一个垫子上。多云的背景,桌上的花饰,肚子上掀起的绣花衬衫——婴儿的手遮住了生殖器——从肩上滑到圆滚滚的手臂上的背带,目的在于表现一种爱或者绘画里的一个小天使。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想必都收到了这张照片的复印件,而且马上就想确定这个孩子是哪一边的。在这份家族档案里——日期大约是一九四一年——除了按照小资产者的时尚进行诞生的仪式之外,不可能看到别的东西。

由同一位摄影师签名的另一张照片——不过小册子的纸张更为普通,金边也不见了——大概是同样用来在家族里分发的,上面是一个大约四岁的小女孩,短发在中间分开、用系有蝴蝶饰带的发夹向后夹住,尽管和善的面孔胖乎乎的,却严肃得像是伤心的样子。左手放在同一张清晰可见的、路易十五时代风格的雕花桌子上。她的衣服看来裹得很紧,带花边的裙子由于肚子凸起而在前面掀了起来,这也许是佝偻病的标志(大约是一九四四年)。

另外两张带花边的、很可能是同一年的小照片,拍摄的是同一个女孩子,不过更加瘦小,穿着一件带荷叶边和球形袖子的罩衫。在第一张照片上她调皮地蹲在一个身材魁梧、头发卷成大发卷的女人身边,她们在一件条纹宽大的长袍里挨在一起。在另一张照片上,她举起左面的拳头,右面的拳头被一个穿着浅色外衣、裤腿用夹子夹住的、没精打采的高大男人的手握住了。这两张照片是同一天在一个铺有路石的院子里,在一堵边上长满鲜花的矮墙前面拍摄的。在大家的脑袋上方有一条晾衣服的绳子,一个夹子还夹在上面。

战后的喜庆日子在没完没了的慢得要命的宴会中度过,从无到有地形成了业已开始的时代,似乎是父母在忘记回答我们目光茫然时确定的时代,我们并不存在、永远不会存在的时代,从前的时代。宾客们混杂的声音构成了我们久而久之会相信参加过的集体事件的重要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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