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槌（短篇小说）

一

晓菊没有到北京之前，从电视上已经看到过画面里那些北京的样子，也听到过一些在北京的打工人的生活，只是对于自己到北京后会有怎样的生活没有什么方向明确的预估。所以奔北京而来，一是因为高中没考好，再就是高中都没考好的她已经失去了未来的方向。同村的女孩说要到北京打工，问她，你去不去？她说，我去。当她和几个同村的女孩一起坐上火车时，还难以揣测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生活。出村口坐上通向火车站的公共汽车时，晓菊的母亲和另一个女孩的妈妈追过来让她们回去。那个女孩被妈妈拉下了车。晓菊的胳膊有一刻觉得要被母亲从身体上扯下去了，但她忍着撕心裂肺的痛感，坚持到母亲松手下车离去。几个女孩虽然都是第一次出门，但并没有人担心在北京的未来。那么大的城市，活的方法多了，怎么都能活。她们达成共识，反正是不回村了。

几个在奔往北京之前对生活并没有明确规划的女孩，其实在她们离开居住的村庄之前，跟这个千里之外的落脚地已经有了丝丝缕缕的关系。出北京西站后，她们先由其中姑姑在北京打工的女孩引路，到了南三环外一栋老旧的居民小区，那个女孩的姑姑帮她们找了一套合租的房子。女孩们将从这里出发开始找寻能够支撑自己最终留在北京生活的职业。她们很快发现，在北京这种地方工作的岗位很多，但像她们这种没有学历也没有特殊职业技能的女孩很难找到符合自己心理预期薪金收入的工作。那个有姑姑在北京的女孩第二天跟着姑姑去洗浴中心工作，余下的人心有不甘，每天在是随便找个工作干着，还是不找到想干的工作不罢休之间鼓噪挣扎。晓菊来北京之前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家里也并没有给她的北京之行有所支持，她必须尽快找到挣钱的工作才能让自己留在北京。看到小区门口的通知栏里张贴的那家职业学校培训班招生的小广告时，她开始有些迟疑。职业学校的招生广告中讲明，报名参加的人员不用交学费，可以学习各种面点制作技艺，还可以有每月不低于400元的报酬。当她走进这所位于一家食品厂里的职业学校时发现，这家学校打着职业培训的旗号来换取国家的相关优惠政策，实际上是为了招收便宜好用的打工人。学员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在有实际操作经验的老师傅带领下制作各种面点。同来的女孩都无法理解晓菊的这个选择。每天八个小时交给所谓的职业学校，每月换回来的报酬除了交合租房房租外所剩无几，这是去当苦工。女孩们劝晓菊，你要挣这份钱还不如在村子里别出来了。晓菊说，这是在北京挣的400块，肯定跟在村里挣400块不一样。虽然学校看着像是骗我去干活儿，但可能真的学到东西呢。

上学时晓菊就清楚，学生要得到老师的好感和表扬必须考高分。进入职业学校后，她发现在技能上要出类拔萃并不容易做到。学习的东西相对简单，制作包子、饺子、面饼等面点，很快就能上手，然后开始重复劳动。有些东西机器也可以做到甚至做得更好，但这家食品厂坚持使用人工，一是重在成本考量，再就是有些成品用人手制作出来的效果还是比机器更有卖相。同样围着一张很长的案子工作，那些心灵手巧的学员，领导走上一圈就能把她们挑选出来，并且号召大家学习。晓菊在学习期间并没有得到领导的夸奖。几个月过去，领导看到晓菊手中出来的东西，只对她说过一句话：“成，学得挺扎实。”晓菊还没有领会到这句话的含义，领导已经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一同从村里出来的女孩听晓菊说在职业学校边学习边干活儿，都认为她可能是上当受骗了。晓菊没有这种感觉，也不想跟大家争辩。因为学习和工作强度比较大，职业学校为学员免费提供宿舍，晓菊拉着她的背包和编织袋去住宿舍，搬离开了那套合租的房子。搬到宿舍后，她觉得自己有很多空闲的时间，便在日常规定学员必须完成的那些活儿之外，多给自己安排了一些活儿干。蒸包子、馒头等面食要使用蒸屉，老职工和学员因为劳累会将它们随意摆放在工作间里的任何地方，直到第二天工作前才将它们集中清理后使用。有一天，当班上的人们都离开时，晓菊觉得自己身上的能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就在工作间里来回走了两遍，开始清洗当天使用过的蒸屉。这种用竹子制作的传统蒸屉，由于湿气没有散尽有较重的压手感，晓菊展开双臂一次只能搬动一个。清洗过的蒸屉十二个叠放成一摞，晓菊的胳膊只能放到这么高。那天她整理好的蒸屉叠放了二十摞。从这天开始，她每天下班后会把使用过的蒸屉清洗整理好，两个胳膊酸痛但心情愉快地离开。

晓菊额外付出的劳动，职业学校和食品厂都没有给予报酬。她也没有要求。每天她都是第一个来到工位，每周的休息日她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做都会来无偿加班。父母虽然不同意晓菊来北京，但仍然牵挂女儿到北京后的生活。母亲给晓菊打电话，问她，你到北京都去哪儿玩了？晓菊说，我哪儿也没去，没时间。父亲问她，天安门你也没去吗？晓菊曾经跟父母说她有一个愿望，如果到了北京一定要先去天安门广场看一次升旗。父母问她为什么到了北京哪里都没有看，她也说不出为什么。这时她觉得自己需要检讨一下，到北京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为什么还没有去看升旗？她想了想，觉得自己不是忘记了来北京之前的心愿，而是在等待给自己一个去看升旗的契机。她不愿意因为美好的心愿那么轻易地就被兑现，稀释掉对美好的渴求。

二

食品厂突然关门不再继续经营，失去依托的职业学校自然也就办不下去了。女孩们停下手中正在制作的包子议论纷纷，觉得毫无征兆。这太奇怪了。晓菊认为这事并非不可理喻。老板要怎么做，咱们这些干活儿的人怎么能够知道呢？她没有抱怨，只是遗憾，为了留在北京又要重新去找一份工作挣钱。

曾说过晓菊学得挺扎实的学校领导把晓菊叫到一边，对她说，学校不办了，这些学生里我觉得你最可惜。你要是没有别的活儿干，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他打了一个电话，对晓菊说，你去吧，好好干，别给我丢脸。晓菊只听同学说这位领导是副校长，她心想，你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丢你什么脸？但她还是使劲给副校长鞠了个躬表示感谢，然后按照副校长的指引去找一家经营烧麦的饭馆经理。

烧麦店坐落在一条有很多旧房子的街道，周边那些建筑呈现出一片破败之象。晓菊觉得一路走过看到的景物还不如自己家乡的县城气派，她想不出为什么北京这种地方还有这么破破烂烂的房子。经理告诉晓菊，这家在清朝中期开业的烧麦店，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我们是中华老字号。经理对晓菊说，像你这样的能进我们烧麦店，得好好感谢老陈。晓菊那一刻有些发愣，不知道经理让她感谢的老陈是什么人。后来她想可能是推荐她来的副校长。但那所职业学校已经停办，她又没有那个人的联系方式，要感谢也是无门。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姓李。李经理只是烧麦店的经营管理者，并不会做烧麦。他让晓菊穿上白色的工作服，戴上白色的高帽子，引她走进操作间，指指在案子边制作烧麦的十多个老师傅。这些都是你的师傅，他交代晓菊，跟着好好学。

晓菊吃过烧麦。在她的家乡那边，包烧麦用的是跟包包子和包饺子一样的圆形的面皮，包进去的是用糯米调的馅料。她进入的这家北京的老字号制作的烧麦显然与她南方家乡的烧麦完全不同，放在一个个大面盆里的是羊肉大葱馅、猪肉大葱馅和三鲜馅等几种不同的馅料，擀面棍儿更是从来没见过，后来师傅们告诉晓菊，这个工具叫走槌。用走槌擀出来的一张张面皮，从那些面案师傅手中飞出来落在案子厚厚的面粉上，就如同一个个散落开的花瓣，这些花瓣填进馅料包成烧麦，然后上锅蒸熟。历史上烧麦曾有过多个别名，其中一个叫“稍梅”。传说有这个称谓就是因为蒸熟的烧麦形同盛开的梅花，形美味香。晓菊看得心中痒痒，很想赶快上手制作烧麦。但这家挂着“中华老字号”招牌的烧麦店与职业学校对实习人员的使用要求不同，手艺不到百分百合格的人不许可正式上岗。晓菊被分配做一些案边的辅助性工作，她天天忙碌在制作烧麦的案子周边，很多案子上要用到的物品都是她配送上去的，但那段时间，她觉得这张案子距离自己十分遥远。那张案子好像是乘风破浪的邮轮，而她只能漂浮在邮轮边的海水中等待船上的人向她伸出援手。

烧麦店的李经理在给晓菊指点师傅时，并没有指明哪一位是具体负责教导晓菊的师傅，也没有哪位师傅主动招呼晓菊靠近身边。一个合格的烧麦要经过十六道工序的操作，最关键和最有特点的是走槌制皮和包制成型，没有口传心授很难掌握制作的要诀。虽然心中充满焦虑，但晓菊坚持把每天案边的杂活儿做好。看哪位师傅口渴了，她在墙边桌上的二十多个杯子中及时找到那位师傅泡茶水的杯子递上去；看哪位师傅在活动肩背，她就过去帮着捶上几下。这时她如果提出有关烧麦制作的问题，师傅们会随口指点上几句，有喜欢聊天的师傅也会多说上一些。每天，晓菊会比师傅们提前两个小时到店，独自练习制作烧麦。她按照听到和看到的师傅们的操作手法进行复制，用走槌把一个个面剂子擀成有二十四道褶儿的烧麦皮，然后放上馅料包成一个个烧麦。开始走槌擀出的面皮上的褶子数量总是难以控制，包馅也总是包得很难看，为避免浪费原材料，晓菊不敢使用调制好的肉馅，就把擀得不成型的面皮和包得不成样的烧麦撕扯成碎片用作馅料，反复试验。手上常常被磨出血泡。她没有时间等待血泡自愈，就用针挑破用餐巾纸压迫片刻继续下一步的操作。随着手掌上老茧的迅速增厚，她制作烧麦的技艺已经烂熟，但师傅们并没有允许她上案操作。晓菊，茶！那个时候人们习惯将水果罐头瓶子用作水杯，可以一次泡满茶水喝上半天。心直口快的师傅接过晓菊手中的茶水时会安抚她几句。没有这么快就上案子的，且学呢。晓菊说，我天天都在学。师傅们笑起来。老年间都要三年零一节才能出徒。晓菊争辩说，这都要进入新世纪了。师傅们严肃起来，说，什么年头都得讲规矩。晓菊觉得这话无法反驳，转身去为另一位师傅取茶杯。

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机遇让众多从事经营的人异常兴奋，烧麦店接到了多年未有的大数量订单。一家公司的年会指定要上几百斤烧麦，师傅们喊晓菊，你别在旁边戳着了，过来搭把手。从这天开始，晓菊正式和师傅们一起上案操作。李经理到操作间巡视时很是惊讶。晓菊，你的速度可比老师傅们都快。他大声说，太棒啦！店里就需要你这样的。老师傅们停下手中的动作，有个叫陈四得的老师傅用走槌在案子面上敲了一下发出很大声响。他问李经理，你是不是现在就想把我们这些人都开啦？李经理忙说，对不起，是我瞎说。他边道歉边退出操作间。晓菊对师傅们解释，经理瞎说，我没有那么好。陈四得用走槌点着晓菊阻止她。你小点声，他说，我们骂他没事。你要让他听见对你可不好。

陈四得是烧麦店里年龄最大的师傅，他曾在中国美食节上制作烧麦，获得了代表餐饮业最高水平的“金鼎奖”。晓菊到店后与各位师傅接触的时间都很有限，天天忙忙碌碌并没有感觉到陈四得偶尔对她的关注。陈四得对晓菊来说是个高不可攀的人物，她还没有做好面对面向他请教学习的准备。李经理对晓菊的这次突然表扬，虽然操作间里面正在制作烧麦的人们并没有明白其真实用意，但的确提供了晓菊和师傅们直接沟通的契机。陈四得对晓菊说，孩子你天天干的事我们都看见了，不用经理表扬，让他表扬不是什么好事。晓菊搞不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只是简单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愿。她说，师傅们让我踏踏实实跟着学，我就很满足了，别的我不关心，也无所谓。

师傅们每天制作烧麦期间总有缓手的时候，有聊天的闲心时，就会跟晓菊讲讲这家烧麦店的一些前尘往事。现在跟晓菊一个案子上制作烧麦的人是陆陆续续调进店里的，陈四得在烧麦店年头最久，他早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管理烧麦店的上级集团公司给他办了两次返聘手续仍然把他留在店中。他的年龄虽然大过晓菊的爷爷，但晓菊觉得他看上去比自己的父亲还要年轻。晓菊问陈四得，师傅您是不是因为在饭馆干，才把自己养得这么好？陈四得说，餐饮是伺候人的，是最受气的行业，干餐饮的人心胸得开阔，才能在这行一直干下去。晓菊问陈四得，您准备干到什么时候？陈四得说，快了，这就该歇了。旁边的师傅们听见，说，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听陈师傅您这嘴里说过不干这句话，这会儿怎么放得下了？陈四得说，那是没见到能接班的人。大家问看到谁了。陈四得说，还得走着瞧瞧。

北京为迎接二○○八年奥运会，需要改造提升城市面貌。烧麦店所在的街道位于老北京中心地区，被确定为能代表老北京特色的街区，但要赶在奥运会开幕前完成对街面建筑的拆除翻建。烧麦店作为老字号可以原址回迁。回迁前这两到三年的翻建期间，烧麦店的上级集团公司租赁了一处位于二环路外，面积相对较小的房屋继续经营烧麦店，但只能保留一小部分员工，年龄较大的老职工被安排提前办理退休。晓菊问陈四得，师傅，领导肯定得让您留下。陈四得说，我自己想走了。晓菊问他为什么这次想退了。陈四得说，手艺你都学会了，有你留下就够了。晓菊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陈四得端详着晓菊，你跟我说句实话。他问晓菊，你到底姓什么？晓菊说，我姓陈。晓菊发现陈四得的眼神变得有些古怪。师傅您哪里不舒服？陈四得说，你果然姓陈。他说，三年困难时期，我有个孩子，是女孩，养不起，就给人了。你妈姓什么？晓菊说，我妈叫陈平平。陈四得眼中闪烁着金光。你妈也姓陈？晓菊笑了起来。我问过我妈，她是我姥姥的亲生闺女。再说，这岁数也差着好多呢。您要喜欢我您就直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用非跟我攀亲。陈四得有些气恼。咱们两个谁跟谁攀亲？晓菊说，我跟您，好多人想跟您，我是抄上了。陈四得神情很是沮丧，说，没人想跟我攀亲，不然怎么我做了大半辈子烧麦，到现下眼前能顶用的就你这么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