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事

干了一辈子工作的人，会先后有许多同事，有男同事，也有女同事。随着时间水一样逝去，多数同事早已被淡忘得无影无踪，不可寻觅。却有少数同事，清晰的形象不时在脑子里闪回，让人难以忘怀。既然老也忘不掉，总有其原因，有值得回忆的地方。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写作的人，我难免在自己的记忆里找来找去找人物，讨来讨去讨生活。当有的同事在我的回忆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请自来时，把他们排除在外，忽略不计，是不是有些舍熟求生呢？是不是有些可惜呢？

好吧，我这次就写一写我的同事，一位多年以前的女同事，她的名字叫汪莹丽。

我第一次见到汪莹丽时，她还是一个刚从农场回到矿区的知识青年。那时我从农村到煤矿参加工作不久，正在支架厂里当工人。支架厂是新建的厂子，就地挖坑采石头，用地炉烧水泥，打成钢筋水泥支架，运到井下代替木头支架支护巷道。厂里只有一个茶炉房，干部和工人们喝开水，都是提着水壶或暖水瓶到茶炉房里去接。定时供应生水的一只水龙头，也是安在茶炉房里。厂里有的女工，会端着自己的搪瓷盆去那里接水洗衣服。我就是有一次在排队等着接开水时看到汪莹丽的，当时她正端着多半盆子泡着衣服的清水，从茶炉房里往外走。厂里的女工不多，我知道所有女工的名字。这个女青年是谁呢，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她呢？

女青年大概感觉到排队等着打开水的人都在看她，她低着眉，谁都不看，只看着自己盆里的清水，径直向外走去。都处在青春阶段，男青年对女青年是敏感的，我很想知道这个女青年是谁。我很快就从工友口中知道了，她叫汪莹丽，跟她妈一起住在工厂后面的家属区里。矿务局有一些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还有一些被认为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在厂里进行劳动改造。汪莹丽的妈妈是在抗战期间投身革命的老干部，不知是何原因，也从矿务局机关下放到我们厂，放在劳动改造之列。那两年，矿区职工子女下乡插队或去农场锻炼告一段落，开始被分期分批召回矿区参加工作。汪莹丽参加工作不在我们厂，她被分配到矿务局党校当讲解员。党校里办有阶级教育展览馆，展览模仿四川《收租院》的泥塑形式，塑造的是旧社会的矿工在地狱般的井下受苦受难的形象，以对现在的矿工进行阶级教育。汪莹丽的老家在河北，可能因为她家乡的人说话跟普通话比较接近，汪莹丽的普通话说得好一些，就得到了一份只动嘴就可以挣工资的工作。她当讲解员，不算是当干部，但与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工人又有区别，当时有一个说法叫以工代干，说是有些人是工人身份，做的是干部的工作。汪莹丽等于一参加工作就跨越了体力劳动阶段，在向脑力劳动者靠拢。汪莹丽初中毕业于矿务局中学，有不少男同学和女同学。她的那些同学绝大部分被分配到矿上或厂里的基层单位当工人，只有她和极少数同学，才走上了矿务局的“上层建筑”，从事以工代干的工作。这样她就与绝大多数同学们拉开了距离，体现出她所处地位的优越。

我对汪莹丽加深了印象，源自她对我的一次拒绝。不是拒绝别的，是她拒绝我看一场电影。我有一位老乡，在矿务局电影队当放映员。有一天下午，那老乡悄悄告诉我，晚上要在矿务局党校的小礼堂放一场用于内部批判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叫《早春二月》。当时的文艺生活单调得很，不是看样板戏，就是翻来覆去地看那几部老掉牙的黑白电影。矿务局机关的干部大概也耐不住单调和寂寞，就以“批判”的名义开小灶，看一些普通观众看不到的电影。我曾听人说过，《早春二月》是一部根据柔石的小说改编的表现爱情生活的电影，由著名电影明星孙道临和谢芳主演，那是相当精彩。这样的电影让人无法拒绝，我渴望能看到这部电影。在还没有看到电影以前，我已经开始准备回头向工友们炫耀，心里稍稍有些激动。天刚黑，我见矿务局的机关干部一个接一个分头向党校走去，他们互相之间不打招呼，更没有成群结队，都是单溜。他们接到的是秘密通知，采取的是秘密行动，显得都有些神秘。党校大门口是两扇大铁门，右侧的大铁门上还开了一扇小铁门，大铁门关闭了，只开着一次只容一人进出的那扇小铁门。小铁门外面的门灯下立着一个把门的女青年，女青年不是别人，正是汪莹丽。看见她，我心中一喜，想到我见过她，她应该会顺利放我进去。可我刚走到小铁门门口，她手一伸把我拦住了，问我：“你是谁？你不能进！”

我向她解释说：“我在矿务局政工组帮助工作，帮助筹备即将召开的矿务局共青团代表会议。电影队的放映员是我的老乡，是他让我来的。”

“那也不行，我不认识你！”

我知道看这样的内部电影不是凭票，而是凭脸，汪莹丽不认识我这张脸，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电影大概快放映了，这时我看见矿务局办公室的周主任匆匆走了过来，他举手对汪莹丽打了一个无声的招呼，向小铁门里迈去。我认识周主任，周主任也认识我，我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赶紧喊了一声“周主任”，意思是让周主任跟汪莹丽说一声，放我进去。让我大为失望的是，周主任只回头看了我一下，连一句话都没说，就自顾自地进去了。周主任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我就认识了一个人的品性。

看不到电影，我还是不甘心，站在党校门口不愿离去。我对汪莹丽说：“你不认识我，我可是认识你，我在支架厂里见过你。”

周主任不搭理我，也许更坚定了汪莹丽拒绝我入内的决心，她说：“你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你什么都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说了不让你进，你就是不能进。”

这个汪莹丽，真够死心眼儿的。我说了一句“真遗憾”，就悻悻地走开了。

团代会开过之后，瘫痪了多年的团委又重新恢复了共青团的活动。因我参加了团代会的筹备工作，原本可以留在团委当一个干事，可因为我当工人还在试用期内，需要回到原单位转正、定级，就回到了支架厂继续当工人。

煤矿上会挖煤的人总是很多，会动动笔写点儿东西的人却很少。因为我喜欢在业余时间写点儿小东小西，在支架厂的石坑里又打了一年多石头之后，我被调到了矿务局政工组下属的宣传组工作。矿务局有一座新建成的煤矿要投产，宣传组决定创办一份《矿工报》，将矿井投产作为喜讯加以宣传。办《矿工报》得有编者，于是宣传组的领导就把我调了过去。此前因恋爱的事，厂里有人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把我狠狠整了一通，几乎开除了我的团籍。是宣传组的领导把我从困境中拉了出来，使我的命运从此开始有了转折。知恩感恩，多少年来我一直对那位宣传组的组长心存感激。

在编《矿工报》期间，有一天我收到了汪莹丽寄给《矿工报》的一篇稿子，是一首短诗。我认识汪莹丽，但我绝不会因为她曾拒绝我看电影，我就拒绝发表她的稿子。相反，我欢迎她给《矿工报》写稿子。加上她的稿子写得还可以，我马上打电话通知她，准备采用她的稿子。汪莹丽很高兴，多年以后她告诉我，那是她所写的稿子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印刷品。给她打电话时，我顺便告诉了她我的名字。她说“噢噢，知道，知道”。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也许是那次她拒绝我看电影后向别人打听到的。

过了一段时间，政工组所属的组织组和宣传组分开，成为两个部门，分别叫组织部和宣传部。我当然被分在宣传部，一边继续编《矿工报》，一边兼搞对外新闻报道工作。党校办的阶级教育展览馆时兴了一阵子，大概该受阶级教育的都受过了一遍，就不大时兴了。展览馆虽说没有关门，但里面矿工受苦受难的连组塑像已无人参观，变得冷冷清清，有些阴森。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了讲解任务的汪莹丽就被调到了矿务局宣传部，成了我的同事。我毕竟比汪莹丽早到宣传部工作，部长给汪莹丽安排的工作任务，是让她跟着我学习写对外新闻报道。这同时也是部长给我布置的新的工作任务，按当时流行的说法，叫以老带新的“传帮带”。这样一来，我和汪莹丽的同事关系就是一对一的同事关系。我们两个在宣传部见面时，脑子都难免闪现在党校门口关于看电影的那一幕，但谁都不会提起，那一幕像是某个电影镜头一样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蜜蜂采蜜，必须到有花儿的地方去。在煤矿写稿子，就必须到挖煤的地方去。我和汪莹丽如果老是在宣传部的办公室待着，喝喝茶水看看报，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轻松倒是轻松了，可拿什么写稿子呢？于是，我就时常带着汪莹丽到下面的煤矿去采访。矿务局管着六座煤矿，有的矿在东边，有的矿在西边。比较近的煤矿离矿务局只有几里路，比较远的煤矿离局机关却有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我和汪莹丽怎么到矿上去呢？比较近的矿，我们就沿着运煤的公路或运煤的铁道专线走着去。比较远的矿呢，我们只能搭运煤的敞篷大卡车过去。那时的司机属于吃香阶层，都牛得很。我们站在尘土飞扬的路边，往往要招好多次手，才能叫停下一辆卡车。司机的驾驶室里只能坐一个人，我都是让汪莹丽坐到驾驶室里去，我翻过车帮，站到后面的车斗子里。只要是运煤的卡车，不管车斗子里装没装煤，车一旦跑起来，车斗子里就煤尘飞扬，飞蚊一样打在我脸上。不记得有多少回了，我们只要搭运煤的卡车去矿上，我都像下了一次矿井一样，脸上、耳朵里、脖子里，都沾了一些煤尘。每回下了车，汪莹丽见我脸上沾了煤，都对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显得有些抱歉。我们去矿上带的东西很少，我背一只褪了色的黄色军挎包，里面装的是笔记本和稿纸。汪莹丽提一只灰色的人造革敞口手提袋，里面装的无非也是采访和写稿所用的文具，反正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带过洗漱用品和化妆品。矿上那时候没有免费的招待餐，我们在矿上吃饭，都是自己花钱和粮票买饭票，去职工食堂排队打饭。每次采访结束，我都没让汪莹丽写稿子，还是我自己动手写稿子。稿子写完，我顶多让汪莹丽抄写一遍，我想让她通过抄写，知道新闻稿子应该怎样写。稿子在报纸上发表时，都不署作者的名字，不管谁写的，也不管多少人合写的，只署一个“本报通讯员”就完了。那时写稿一律不付稿费，更不存在稿费分配问题。

说是以老带新，我的岁数并不大，才二十三四岁。我是1967届的初中毕业生，汪莹丽是1969届的初中毕业生，她比我小两岁，也很年轻。两个青年男女，时常在矿务局机关同出同进，下矿时一路同行，在那个处处充满火药味的斗争年代，别人会不会有什么看法呢？会不会引起别人的议论呢？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我们二人之间一直保持着恰当的距离，甚至有些互相戒备。根本的原因在于我那时已结婚，是有了妻子的人。我妻子和汪莹丽是什么关系呢？她们是矿务局中学的同学，我妻子比汪莹丽高一年级。而且她们还一起在矿务局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唱过歌跳过舞，曾经是宣传队里的同事。从资格上说，她们是煤矿职工的“家生女”，至少也是煤矿职工的第二代。作为一个从农村被招工进矿的青年，我只是一个后来者，或者说是一个闯入者，先入为主的她们，有资格对我进行审视和评判。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原因是，我和妻子的恋爱经历了一些磨难，闹得妻子的同学们都知道了，汪莹丽当然也会知道。汪莹丽极少在我面前提到我妻子，我理解这是她对我的尊重。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汪莹丽也参加了。因她上初中时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知识基础差得太多，没能考上。我没有参加高考，一是我已经有了孩子，二是对高考缺乏自信心。等恢复高考头一年的作文题目出来时，我有点后悔，觉得就那个题目而言，我能写一篇不错的作文，说不定能得高分。还说不定因为作文写得好，我有可能考上某所大学的中文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机会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了。汪莹丽考大学不成，开始跟着收音机里的电台广播上电大。我没有上电大，我愿意在实践中学习。有人劝我，说上电大可以拿到大学文凭。我没有动心，对拿文凭不感兴趣。再加上我家没有收音机，没有条件天天跟着收音机听课。

汪莹丽岁数不算小了，有人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我不知道别人给她介绍了多少个对象，反正她一个都没看上。全矿务局范围内的男青年似乎都不在她找对象的视野范围之内，有人又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她连跟人家见面都不愿意，说：“呀，不行不行！”某矿团委有一个青年看上了汪莹丽，给汪莹丽写了一封求爱信，趁汪莹丽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把信偷偷塞进汪莹丽办公桌的抽屉里。我和汪莹丽在一个办公室，那个青年往抽屉里塞信的时候被我看见了。汪莹丽办公桌下面的抽屉是上了锁的，但抽屉上面有一点缝隙，那个青年是通过缝隙把信塞进去的。对那个青年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他求当团委书记不成，受到刺激，出现了精神分裂和不能自控的状况。他的主要表现是以团委书记自居，喜欢参加各种会议，听说哪儿有会议，他早早就到了会场。有些群众性的大会，他参加就参加了，没人管他。有些不该他参加的小范围的会议，他一去会议室，人家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赶了出去。除了参加会议，他就提着一只灰色人造革小提兜四处游荡。他多次游荡到我们宣传部的办公室，圆圆的大脸上带着微笑，一待就是半天。等汪莹丽来到办公室时，我告诉她，那个青年往她抽屉里塞了一样东西。汪莹丽了解那个青年的情况，她曾以开玩笑的口气，把那个青年喊作书记。也许正是因为她把那个青年喊作了书记，那个青年误以为汪莹丽对他印象不错，就向汪莹丽发起了求爱。汪莹丽打开抽屉，只把求爱信瞅了一眼，就像是受到了莫大侮辱一样，气得脸色发白。她骂了一句“神经病”，就把信撕成两半、四半，扔进脚边用铁丝编成的废纸篓里去了。她犹不解气，拎起废纸篓向门外走去。我估计她是要把撕碎的求爱信倒进厕所的垃圾堆里去。回过头来，汪莹丽对我说，希望我不要对别人说这件事。我让她尽管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