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俊：“120号”接访日记

“大爷大娘，你们是从河北来的？坐火车要4个小时是吧？咱们的公开听证会下午就能开完，然后您二位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在北京住宿也挺贵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穿梭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接访窗口之间，每周主持不少于两次的简易公开听证，对最高检第十检察厅12309检察服务中心副主任、120号接访检察官凡俊来说，这是他每天工作的日常。

来访接待室、登记大厅、马路边，甚至是群众家里，都是凡俊的工作岗位。为了把事情说透，把信访群众的问题解决好，凡俊每天从早到晚都要说很多的话。在跟随凡俊工作的一天里，《方圆》记者把他说的话整理成文字一看，竟有高达5万余字的内容。话说得多了，也让他有了一个“不管到了哪里先找水喝”的习惯。

控告申诉案件往往是刑事、民事问题交叉，诉讼实体、程序问题并存，对检察官是极大的考验。而自从从事申诉信访工作以来，凡俊分流接待（指的是对不符合最高检受理案件范围的，主动告知信访群众应到哪一级相关部门依法反映问题）1万多名信访群众，接待群众来访400余件，好评度极高。今年7月，他被提名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拟表彰对象，这是公务员的最高荣誉。同事们调侃他，“今天的日记可有的写了”，凡俊遮住略有发红的耳朵说道：“不不不，现在工作太多，写得少了，写得少了。”

凡俊有一本接访日记，上面记录了他自2013年入职最高检以来的接访心得，粗粗估计已有近30万字。“作为一名最高检的检察官，就要以最高的法律专业技能，最真挚的为民情怀，最大的担当作为，用心用情接待好每一名信访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这是凡俊在日记里写下的一句话。

接访日记一：“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解释”

2013年9月，凡俊入职最高检原控告检察厅来访接待二处，主要负责接待人民群众涉及民事和行政类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

此前一年，民事诉讼法刚刚修订并正式实施，其中第209条规定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案件，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此后两年，最高检接待的涉民事、行政类的涉法涉诉信访量猛增。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的凡俊还沉浸在检察蓝制服的神圣和对“最高”两个字的仰望中，不知道自己要面临的是怎样的“狂风骤雨”。

回想当年的接访工作，凡俊认为那时对接访检察官只有基础的要求——把法律规范讲清楚、说明白就行。只要检察官答复依法规范、态度耐心细致，信访群众基本上都能够接受答复结论，无外乎满意程度高与低而已。但实际操作起来，凡俊说，为了达到基础要求，自己还是下了大功夫的。

“接待信访群众不但需要法律知识，更要灵活运用，在来最高检之前我在部队工作，在这方面的基础相对薄弱，群众工作经验不太丰富，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方式方法也找不到，信访群众又多，接待起来往往特别费劲，慢慢觉得挺受打击，一开始的热情与激情也消退了。”凡俊回忆道。

但退缩不是凡俊的风格，痛定思痛，他恶补大量涉及民事和行政类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和规章制度，向接待室的前辈们学习接待方法和技巧，利用将近一年的时间，逐渐适应了群众接访工作。然而，就在刚刚找到一点信心的时候，凡俊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败走麦城”。

一位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老人坐在凡俊面前，他对民事裁判的质疑在于对上位法（《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和下位法（《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的适用的理解上，凡俊信心满满地跟他解释：“上位法相对于下位法法律效力更强，针对同一事项或适用对象，不同位阶的法规性文件都对其作出规定，下位法的规定与上位法的规定不一致时，要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适用规则……”

话刚说到一半，老人突然站了起来，气愤地指着凡俊一顿“教育”，愤愤地说检察官不好好讲道理，分明就是推脱，如果不受理这个案子，他就到别的中央部门继续控告申诉。

由于老人的案件确实不符合最高检的受理条件，凡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人愤愤不平地离开，脑子里都是蒙的。他告诉《方圆》记者：“当时我觉得自己答复得挺好的，怎么会这样？我没接待好，他要去其他部门继续信访，我这是给人家的工作添麻烦了，太不应该了。”

一连好几天，凡俊都在琢磨这件事。随后，他在自己的接访日记里写道：“法律规定是一方面，但是绝大部分信访群众，特别是年龄较长的信访群众，他们的法律知识是比较欠缺的。完全照搬照抄法律条文，告诉他们依据的是哪部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更别说涉及一些立法本意的解释了。今天我解释的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区别，人家可能听得迷迷糊糊的，觉得我是在摆架子。这件事对我是一种警醒，我的解答不能高高在上，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解释，要将法律语言与群众语言相结合，要三思而后言，信访群众才容易理解和接受。”

“如果将这件事放到今天，你该如何去解释？”被《方圆》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凡俊直接回答道：“我会告诉他，上位法是管一大片的，下位法只管一条线，有时甚至只管一个点。这个表述也许不太规范严谨，但通俗易懂的解释，可以帮助信访群众快速了解上位法和下位法的概念，这样我们再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解释，信访群众也会更容易接受。你看，是不是有反思才有提升？”

接访日记二：“要认真倾听，让群众把想说的话说完”

2017年，来自湖南的60余岁的曾宏光第一次到最高检上访，接待他的就是凡俊。进了接待室，曾宏光并没有像大多数刑事案件被害人那样情绪激昂，递交完申诉材料之后，就低下头不作声。

凡俊也没有言语，默默递过去一杯热水。曾宏光突然泪流满面，那种发自内心的痛苦感染了整个接访室。

通过一个多小时的沟通，凡俊得知，2006年春节期间，曾宏光的大女儿与大女婿发生争吵，大女儿一气之下跑回了娘家，不料大女婿持刀闯入，致曾家三人重伤，一人轻伤，而刚走上工作岗位不足半年的小女儿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大女婿被判死缓，大女儿也远走他乡，曾宏光丧失部分劳动能力，曾宏光的妻子承受不了丧女之痛，一病不起，2015年又得了癌症……曾宏光对判决结果不满，前后10年到各个部门信访也无果。

“经审查，老人的申诉案件不符合最高检受理条件，但我们不能打断他的倾诉，要让他把话说完。在他的话语里，我听到的不只是不服法院判决这一个症结，更听到了他生活陷入绝望之后发出的微弱的求救信号，尽管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凡俊说道。

在接访过程中，凡俊还了解到，曾宏光风尘仆仆赶赴北京后，因为没有钱住旅馆，就和老伴裹着大衣在桥洞里蹲了一夜，到现在也没有吃饭。他和同事立刻联系了有关部门，解决老两口的食宿问题。结合案件基本情况，检察机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最终为曾宏光申请到了20余万元的司法救助金和社会救助金。

后来，经过公开听证审查，曾宏光的申诉理由没有得到支持。这个结果虽然与曾宏光过去10年信访得到的其他答复别无二致，但是曾宏光老两口完全接受检察机关办理意见。

这起案件收到的良好效果不止于此。这一年，曾宏光所在县的信访量大幅下降，曾宏光夫妻还成了检察机关的义务宣传员。

在接访日记中，凡俊写道：“对于群众的首次来访，一定要把它‘接透’，要让‘信访止于我’。怎么‘接透’？要认真倾听，让群众把想说的话说完，哪怕他辞不达意，哪怕他有情绪化的表达，也要耐心地听完，帮他整理出口述材料。通过比较整理出来的口述材料和文字材料，我们再看司法机关作出了裁判决定审查的事实和依据，与群众口述或书面申诉理由是否互相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这些互相冲突的地方则成为我们息诉化解矛盾的一种切入点。”

“接待信访人时，检察官不但要听案情，也要听信访人维权的艰辛，听漫漫维权路对他个人和家庭生活产生的影响……”在凡俊看来，这些“碎碎念”的话语包含了大量的有效信息，可以用来判断来访群众家庭生活的现状，了解其他机关的接访情况，感受来访群众对当下以及之后维权的思考，并作为自己下一步化解矛盾工作的切入点。

“认真倾听，对信访群众来说更是一种尊重。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我从千里之外奔赴北京，没等话说完，对方就作出判断，给了解答，时间这么短，我也会怀疑检察官有推脱的嫌疑。如果这时出现一名检察官能够坐下来耐心地听我说完，我在心理上也会觉得安慰。”凡俊对《方圆》记者解释道。

接访日记三：“什么是人情？我觉得是人之常情、人之常理，是大家都能讲通的一个道理。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多看看，讲讲这个道理”

诚如凡俊所言，到最高检信访申诉的案件，大多都不符合最高检的受理条件，也往往是检察监督程序已经“穷尽”的。然而，信访群众往往对最高检寄托了全部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接访窗口如果只做程序性的审查，是无法满足信访群众在新时代的司法需求的。

2019年，检察机关建立并推行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度，牢固树立“办信接访也是办案”理念。站在检察机关服务人民的第一线，接访检察官们对来访案件不仅要做程序性的审查，还要尽力对案件实体做一定审查，将群众疑问消弭在第一线，让信访矛盾及时就地得到息诉化解。

“案件实体审查对接访检察官的法律专业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过去3年多来的实际工作来看，我们经受住了考验。但接访被称为‘天下第一难’，难解的不是法结，是心结。”凡俊说。

作为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中心120号接访检察官，凡俊说自己要做信访群众眼里的“120”，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其实，在其他接访检察官的心里，他也是“120”急救电话般的存在。有时，同事的一句求救，凡俊立刻顶上——

“凡哥，这个李奶奶已经来了好几次了，她对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不服，最高检也受理审查了，作出赔偿监督审查结论，虽然她对我们的监督结论没有意见，但还是一直来。”

对监督结论没意见，却还是一直要求赔偿，这是怎么回事？凡俊拉着李奶奶的手，坐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一楼等候区里拉着家常。从李奶奶口中，凡俊得知，原案的申请人是她的前夫，两个人虽然离婚，但感情一直很好。她的前夫病重时，李奶奶主动去医院照顾，出钱又出力。现在她的前夫已经去世了，这笔民事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款就成了两个人唯一的联系，她舍不得将此事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