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弟魔”的觉醒：姐姐们累了

近几年来，国内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流行起了一个话题——“长姐综合征”。

在网络上，许多长姐开始大声疾呼，表达她们对长姐角色的不满。

19岁的美国TikTok创作者肯尼迪分享了自己的亲身体验。她发现，自己的母亲对待她与弟弟妹妹的方式截然不同，尽管母亲努力公平对待每个孩子，但对于年幼的弟妹，她总是更加温柔和宽容。她发布的视频获得了超过55万次观看和5000条评论。

在另一个充满感情的视频中，21岁的艺术系学生，来自菲律宾的阿内拉分享了她作为长姐的挑战与沮丧。阿内拉在视频中说：“在我的东南亚家庭里，几乎所有人都依赖我。”

作为家中的长姐和长孙女，阿内拉从小就被灌输了照顾每个人的观念，同时还要追求完美，因为她被看作家庭中的典范。她感叹，这样的期望让她感到非常孤独，压力山大。

“长姐综合征”这个话题在推特上的关注度已经接近千万，而在TikTok上的关注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亿次。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网友们深入分析了长姐们常有的性格特征，包括追求完美、过度迎合他人、感到内疚、极强的控制欲以及嫉妒等。

许多TikTok用户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指出“长姐综合征”对大女儿的幸福感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并剥夺了她们的童年快乐。这是因为她们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成人的责任，这种现象被称作“父母化”。

“父母化”是一个过程，其中长姐在家庭中不得不提前承担起父母的角色，这一现象被美国著名健康网站Healthline描述为功能障碍。在这种情形下，父母向孩子索取而非给予，将成人的责任和角色转嫁给了孩子，有时孩子也会主动承担这些职责。具体而言，这些责任可能包括管理家庭的后勤事务，如支付账单、日常购物以及提供情感支持（比如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

那么，为什么这种重担往往落在女儿而非儿子身上呢？Healthline网站的顾问埃伦·布拉德利·温德尔提供了解释：不同于承担长子角色的男孩，女孩往往被期望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包括照顾弟弟妹妹和模仿母亲的角色。这种期望源于传统观念上对母亲角色的定义——负责家庭和家务管理，因此长姐很可能会模仿并承担这些传统行为。

“长姐综合征”的存在已经得到了科学研究的部分证实。

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进行的研究显示，长姐们通常比同龄人更早成熟，并且在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方面能够为母亲提供极大的帮助。

该研究成果发表于今年2月《心理神经内分泌学》杂志，基于对不同家庭进行了长达15年的追踪研究，从母亲的孕期一直持续到孩子成长为青少年的过程。参与此项研究的女性平均年龄为30岁，均为第一次怀孕。

研究人员强调了母亲在怀孕期间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对女儿成熟进程的影响。他们发现，这些女儿往往会更早地达到社会成熟的阶段，这一现象被形象地称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大女儿在成长过程中遭遇逆境或创伤，如父母的去世，在5岁前父母离异或是父亲缺席等情况时，她们往往会觉得有必要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成为母亲的小帮手。

相比之下，男性长子所面临的期望并不像女性那样高。研究中没有发现长子会经历与长女相似的成长加速过程。这可能是因为，在家庭中男孩参与照顾年幼弟弟妹妹的直接程度通常比女孩要低。

世界各地对长姐承担的家庭责任都有较高的期待。在许多文化中，这种责任分配可能看似正常，但这种模式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

该研究认为，早熟或晚熟并非绝对的好与坏，而是一种权衡。早熟的女孩可能更早地获得成人的技能，并有可能在事业上取得显著成就。

“长姐综合征”在中国同样存在。

2021年年初，电影《我的姐姐》的上映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该片讲述了一名24岁的姐姐在父母去世后面临的艰难选择：是继续抚养她仅6岁的弟弟，还是将他送人。电影探讨了姐姐在承担工作和准备考研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处理这一家庭危机。

影片发布后，社会反响复杂。一方面，有批评声音认为这部电影对女性进行了道德绑架，认为电影中由张子枫扮演的姐姐，不应该被迫承担抚养弟弟的责任。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电影中的姐姐对待自己的亲弟弟太过冷漠。

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于天涯论坛上的一篇热门帖子《父母去世后，我把两岁的弟弟抱养了出去》。帖子的作者是一位姐姐，她的父母在她大学期间未经她同意就生下了弟弟。当父母意外去世，弟弟只有两岁时，没有一个亲戚愿意承担起抚养的责任，于是她决定将弟弟送人。

尽管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这位姐姐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

电影《我的姐姐》和相关的天涯论坛帖子触发了公众对“长姐如母”这一概念的深刻反思，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种期望是否构成了对女性的道德绑架？

社会上普遍存在“长姐如母”的现象，即在家庭中，长女往往不得不承担超越其年龄和能力的责任。这种现象不仅限于贫困家庭，即便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中，长女也经常被期望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牺牲自己的需求和梦想。

《兰州学刊》2022年12月刊发的论文《家庭再生产中的男孩偏好，对“扶弟魔”现象的社会学分析》指出，女儿在抚养阶段需要让出资源给弟弟，而在赡养阶段又需要向弟弟提供资源支持。换言之，女儿不仅在成长过程中要肩负起照顾弟弟的责任，即便是成年后步入社会，甚至结婚后，仍需继续承担抚育弟弟的职责，有时甚至要全面代替父母的角色。

这不仅是对姐姐们不公平的期待，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机会。

长姐们也在互联网上互助。26岁的亚辛（Yasin）是Home Girls Unite（长姐联合会）非营利组织的联合创始人。Home Girls Unite是一个位于伦敦的组织，由长姐们创立，专门为她们提供支持。

亚辛指出，这样的平台让长姐们能够自由地分享自己的故事，而不用担心家人的眼光。许多长姐因为家庭从未给予过认可而感到失落，而且经常面临被父母误解和指责的情况。这种缺乏认可和理解，尤其是当她们被批评为过度西化时，加剧了她们的心理负担。

“做长姐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与做父母不同，长姐不是自愿的，全社会应该尊重她们的责任感和奉献。”亚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