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伴侣缘何成为致命爱人

英国北方一座美丽的小镇上，文森特正紧攥着一把长而锋利的刀，站在一座平淡无奇的办公大楼的停车场前。

当看到妻子唐娜走出来的时候，还没等到她打开车门，文森特便向她捅出了第一刀。一下，两下，三下……这个行为直到唐娜死亡时依然没有停止。文森特捅了唐娜38刀，然后打电话报警自首。

这是《致命爱人——家庭凶杀案中的两性关系》一书里提到的一起凶杀案。在这本书中，英国犯罪学家简·蒙克顿·史密斯对400多起亲密伴侣凶杀案进行了长达30年的研究、跟踪、调查与采访，构造出凶手的画像以及他们杀害妻子、伴侣甚至孩子的动机，解答了大多数人都会问的两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杀害自己的伴侣，是一时的激情还是长久的谋划？而她们为什么不离开，是什么限制着她们的自由，让她们无法逃离？

情感操纵

情感操纵和家庭暴力是理解亲密伴侣凶杀案的核心。通过和凶手一对一的访谈，简整理出了一条“凶杀时间轴”——从两个人相识到悲剧的最终发生，一共有8个阶段。简发现在每一个阶段，凶手的行为都是有迹可循的，犯罪在一定范围内沿着既定的方向循序渐进，最终发生的悲剧并非偶然。如果我们能运用这个“凶杀时间轴”，更早一些识别出亲密关系中所存在的情感操控和家庭暴力的迹象，也许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里，我们都有机会踩下刹车。

第一阶段是“操纵和跟踪的历史”，这个阶段多发生在两人相遇并确立关系之前。一个有极强控制欲的男人通常会有长期操纵他人的历史，而很多操纵者都有着跟踪和伤害伴侣的前科，同时也善用哄骗的手段来博取同情，所以当一个男人开始说“我的行为是对前女友无可奈何的反击”“我现在的处境都是因为前女友对我的伤害而造成的”等类似的话语时，他已然开始新一轮的操纵了。

第二个阶段是“旋风般的承诺”。操纵者有着超出常人的执着，一旦发现了心仪对象，便会试图迅疾地推进这段关系。这时候，很多受害者会把这种“速度与激情”误认成轰轰烈烈的爱情。一旦操纵者认为他与受害者缔结了这种承诺，他便认定自己被天然赋予了操纵的权利，但爱并不是占有。

第三阶段是“生活在操纵之中”，这是情感操控里最重要的阶段。操纵者往往会运用到两种法则——“嫉妒法则”和“忠诚法则”，前者表现在严重限制伴侣自由，后者则要求伴侣拒绝外界“不良影响”，只听从操纵者一人。受害者的行为将受到无孔不入的侵扰和监视，即便操纵者本人并不在伴侣身边，持续不断的电话与短信也从不缺席，而这是操纵者表达嫉妒与忠诚最为常见的行为方式，它们的共同作用让受害者生活在永恒的操纵之中。

在一段正常的亲密关系里，嫉妒是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情感。然而在操纵关系中，它通过试图改变对方的行为和选择来达到，这其实非常不合情理。例如，“你的衣服太过暴露，我怕别人会盯着看”或者“不能跟除我以外的任何异性说话”等这种过度的要求，操纵者表达出来的嫉妒并非爱的证明，相反它是一种对于自身权力感和力量感的验证。

而“忠诚法则”是通过一系列不易察觉的考察来实行的。通常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会被操纵者视为潜在的危险对象，操纵者不仅会用“你的家人会毁了我们的感情”或者“你的父母根本就不赞成我们的爱情”等话术来诋毁他们，还会让受害者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以此证明她们对操纵者的忠诚。

当嫉妒和忠诚变成一种挡箭牌，它们就能让操纵者的暴力和极端行为变得合情合理，并让受害者降低警惕，比如他们经常会在实施暴力后说出“我之所以打你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伤害了你是因为你伤害了我”这样的话。

在“嫉妒法则”和“忠诚法则”的双重作用下，受害者的世界开始变得狭小而自闭，她们会渐渐失去一切能够给她们提供帮助的外部力量，并一步步陷入操纵者为她们打造出来的坚不可摧的完美“牢笼”里。

在这前三个阶段中，操纵者会穷尽一切手段让受害者陷入这种不健康的关系里，受害者试图逃离便会变得尤为困难。在接下来的五个阶段中，我们会看到操纵者是如何从维持关系到想要通过暴力手段来完全毁灭对方的，也许还会不禁大呼道：“完全陷入这种关系的受害者，是没有任何机会逃离的。”

恐惧、暴力与毁灭

在简调查中的大部分案件里，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尝试过分手或是逃离。而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操纵者总是能找到她们的踪迹，于是她们不得已重新回到这段关系中，并在日后的某一天里因为所谓的“琐事”或是“口角”被残忍杀害。

第四个阶段“触发”往往开始于受害者想要改变这种病态的亲密关系，想要逃脱操纵者的控制。这个时候，操纵者会觉得自己正在失去某种理所应当的东西，权力特别是控制权的分崩离析是让他们感到完全无法接受的。据简的调查，伴侣提出分手是操纵者感到权力感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诱发操纵者在后来的阶段里走向杀人的临界点。

以令人痛心的“拉姆案”为例，被害人阿木初（网名黑姑娘“拉姆”）被前夫唐路泼上汽油并点火致其烧伤，半个月后因医治无效死亡。尽管拉姆已经与前夫唐路离婚，并多次拒绝了唐路的复婚请求，逃离了他的控制，但她没想到，激化唐路的正是拉姆请求离婚的行为，这彻底激怒了唐路。于是，唐路做出了用孩子当筹码，并说出“不复婚我就杀了他”的极端行为。

内容简介

犯罪模式学家简·蒙克顿·史密斯教授是一名犯罪模式学家，专门研究凶杀、情感操纵和跟踪骚扰等案件。作为该领域的专家，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出版了多本有关凶杀和刑事调查的学术专著。

在这本书里，简通过研究400多起亲密伴侣凶杀案，构造出凶手的画像以及他们杀害妻子、伴侣甚至孩子的动机，并从中发现凶手往往遵循情感操纵的模式。然而，情感操纵往往难以察觉、令人费解，或隐蔽至深。任何人都可能落入情感操纵的陷阱。

简的工作致力于找到帮助个人、慈善机构、警察部门和司法机关指认和识别情感操纵模式的方法，追踪潜在受害者的风险是如何逐渐升级的。她将这种逐渐升级的风险分为八个阶段，即“凶杀时间轴”。

《致命爱人》利用工作中搜集的真实个案，逐一回顾“凶杀时间轴”的八个阶段，直观显示受害者、施暴者和杀人犯在每一个阶段的心路历程，戳破那些有关情感操纵、家庭暴力和激情杀人的“神话”。

也许有人会问，对受害者来说，为什么逃离会变得如此困难？对此，简为我们作出了解答：“情感操纵通常是由施暴者的恐惧所驱动的，同时由受害者的恐惧所维持。”在日积月累的相处中，受害者会逐渐形成一种“长期的恐惧”，这是人们的生存本能。

人们通常会用“煤气灯效应”来形容被操纵的受害者因为无法信任自己的认知和直觉而丧失自尊、产生自我怀疑并变得无法反抗的现象。一方面，习惯性的恐惧让受害者下意识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长期的情感控制令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

在第五个阶段“升级”里，操纵者为了不让权力丧失，为了不让改变发生，为了维持现状，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乞求、哭泣、侮辱，甚至以自杀相威胁等方式都屡见不鲜。跟踪骚扰也是家常便饭。一旦他们没有获得应有的效果，在接下来的三个阶段里情况将变得更为危险。

在第六阶段“想法的改变”中，操纵者开始相信必须毁掉受害者才能重新夺回他的控制权。他们不再试图挽留伴侣并保持这段亲密关系，为了阻止伴侣的离开，他们觉得将她们杀害才是唯一的方法。

在这个阶段里，操控者认为之前的预警系统已然失效，日常习惯也因此发生改变。在简采访的一起案件中，在决心杀死唐娜前的一段时间里，文森特不再观看一部名叫《科里》的电视剧——而这是文森特保持了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在另一起案件中，凶手在下定决心杀人时，移动了家里主客厅的沙发，而这个沙发20年都没有被移动过位置。这些改变看似细微且无关紧要，但事后回看，或许就是杀人的前兆。

第七阶段是“计划”。大部分操纵者都会对谋杀作出计划，其中有人会盘算杀人的方式和手段，有人会精确计划如何实施，还有人不仅会策划杀人也会策划如何逃脱。他们通常会在网上搜索信息来完善自己的杀人计划，并为此购买一整套的杀人工具。而无论是怎么样的计划，这无疑都戳破了亲密关系中的凶杀案是“一时冲动”“失去理智”“激情犯罪”的虚假神话。

比如发生在2016年的上海杀妻藏尸案，凶手朱晓东在争吵中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杨俪萍，并把她的尸体藏于冰柜中长达105天。在这期间，朱晓东不仅用各种方式伪造着杨俪萍还活着的假象，同时还在事后用她的身份证与钱财和其他女性一起挥霍与游玩。尽管他声称自己是在争执中扼住了妻子的脖颈，并导致她机械性窒息死亡的，但客观来看，这并不是一场激情犯罪而是有预谋的——在事发两个月前，朱晓东就购买了《死亡解剖台》《死亡哲学》等书籍，其中他的藏尸手法也与书中所描述的案例多有雷同。

此外，操纵者还有一种惯用的手段，即逼迫或是怂恿受害者去服用非法药物或者过度饮酒，因为这不仅会让受害者变得脆弱，同时也在无形中影响了他人对于受害者的印象，认为受害者有着酒精中毒或是药物滥用的恶习。这在很多时候也是操控者计划中的一环。

最后一个阶段是“凶杀”。亲密关系里的凶杀案往往伴随着“过度杀戮”和“持久性暴力”。在这类案件中，行凶的过程是充满着愤怒的，“几乎没有一刀身亡、一枪毙命或一拳致死的情况”，受害者大多在临死前遭受过骇人听闻的操纵和虐待。而在很多时候，孩子也被视为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他们要么是被当成“附带伤害”被杀害，要么被故意安排目睹自己母亲的死亡，以此留下长久的、不可抹去的伤害。

是权力，而不是爱

在《致命爱人——家庭凶杀案中的两性关系》一书里，简告诉了我们情感操控是如何运行的，而受害者的恐惧机制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家庭暴力和凶杀不止是伴侣之间吵架和发脾气，它们有一种可识别的司法鉴定的模式，就像连环杀手和杀人狂魔一样。简认为，在操纵者的世界里，世界是被简单地分成了赢家和输家的。而这也是他们的某种人格特征：无论对方想要离开或是提出分手，他们往往会拒绝，会不愿放弃对他们的控制，因为他们觉得，失去权力是一种输掉的表现，他们忍受不了成为输家。

通过对“凶杀时间轴”的理解，我们能认识到，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操纵者并非偶发而随意的行为，受害者会落入情感操纵也并非她们软弱的结果。我们没有理由将这种理智上的失控、残忍的行为进行合理化，更不能觉得受害者遭受的伤害是可以通过分手或是逃离被避免的。

事实上，这种情感操控和家庭暴力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在英国，平均每周有两名女性被她们的伴侣杀害，在美国平均每天有三名，在墨西哥平均每天有五名。据《柳叶刀》的数据，全球约27%的15岁至49岁女性曾经遭受过男性伴侣的身体或性暴力。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至2019年12月31日，我国仍有900多名女性死于丈夫或伴侣之手。

然而亲密关系里的凶杀案的真实数据是难以统计的。简解释，这是因为长期的暴力和情感操纵也会导致受害者的自杀，而在这种情况下，加害者很难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也有大量的死亡仅仅被记录为灾难、意外、自杀或其他自然原因等，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这是一些“看不见的凶杀”，所以简认为如果存在情感操纵或是家庭暴力的历史，那么这个家庭里突然和意外的死亡就应该被更加慎重地调查。

回到文森特一案，在简采访过的凶手中，文森特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他没有精神疾病，没有施暴历史，是邻居眼中的“温良的老实人”。然而，他跟所有的杀妻的凶手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一直试图掌控唐娜，操纵着自己和唐娜的亲密关系。尽管他从来没有对唐娜实施过任何身体上的暴力，但他一直逼迫唐娜和孩子完全遵守自己的生活习惯与刻板行为，一旦有人打破，他就会感到暴怒。而他的凶杀行为并非出于激情，他提前带了刀，算好了唐娜会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让自己站在被阴影遮住的黑暗之中。

从这段亲密关系开始，到文森特实施犯罪行为为止，他的每一个行为都可以在八个阶段的“凶手时间轴”里找到对应。而这些“深情的”“占有欲与嫉妒心极强”“快速陷入爱河”的男人，这些被以爱的名义进行了合理化与掩饰的情感操纵与暴力行径，都会让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也会意识到，在这些有极强操纵欲的人的心里，亲密关系中的承诺并非“爱”的证明，而是他们被赋予的一种权力——受害者永远无法撤回承诺，只有他们可以终止合约。

可亲密关系的核心是爱，不是暴力，更不是情感操纵。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名义，情感操纵的根源绝不是爱，极端的占有和嫉妒绝不是爱，因为爱本来不该是以牺牲一个人的人格和自由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