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世代的职场人生

麦肯锡“降薪休假”制度

作为麦肯锡公司的新生代，赛巴斯提安·布克的日子显得有些太过惬意了。他在纽约接受了视频采访，谈及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时，笑得很开心：逛逛博物馆，看看百老汇，和朋友们一起吃早饭，晚上喝喝小酒。两周后，他将前往洛杉矶旅行，然后去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玩一个月。

工作？可以等一等嘛。

布克已经在这家咨询公司就职近两年，这也是他第二次利用“降薪休假”制度。这一制度规定，除去常规的休假，咨询师在完成某个项目后，每年可以休假最多两个月，可以一次性休完或者分几次休。他们的年薪会相应减少，减少的额度分摊到全年。简单来说，就是布克自己购买了一点自由时间。

而这是23岁的布克可以提出的要求，他是公司争相抢聘的那种高潜力员工。麦肯锡公司只能同意。尽管同时工作的咨询师会因此变少，但公司希望对年轻人保持吸引力。布克说，如果没有“降薪休假”制度，他21岁本科毕业后可能不会选择这份工作，毕竟咨询师行业向来以没完没了的加班和业绩压力著称。

布克表示，他完全愿意努力工作，在有项目时，他总是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对于咨询师来说，这听起来也很正常。但是，他还想留点时间给别的，比如旅行、朋友和家人。入职时，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在全职工作的同时，我还能保有一部分自我吗？这份工作是否为休闲生活留有空间？“对于我父母那代人来说，工作就是生活，”布克说，“而现在，我们可以不仅仅为工作而活。”

劳动力市场新态势

布克属于互联网世代，他们出生于1995年到2010年之间。他们对职场的模样有自己的想法，期待工作适应他们的生活，而不是反过来。如果问他们职场生活中的优先性排名，他们会将工作生活平衡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仅次于工资。

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任仕达最新发布的《工作趋势报告》数据显示，18到24岁的受访者中，有58%表示，如果一份工作阻碍了他们享受生活，就会选择辞职。此外，38%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已经因此辞过职了。

“我们不会说我们不想工作，我们只是希望能在新型工作模式下工作。”咨询师布克这样说道，“上一代人也有责任适应我们的需求。”

年轻人可以有这样的自信，因为他们十分紧缺。有数据表明，到2035年，德国就会失去多达700万就业者，因为婴儿潮一代退休了，而年轻人越来越少，他们有能力改变职场条件。

麦肯锡的招聘主管约纳坦·施泰因巴赫表示，如今，更多求职者会询问公司是否实行弹性工作制、有没有可能兼职以及他们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这是个惊人的转变。“近几十年，求职者在面试时提出的最典型问题是：我能多快升职？我能挣多少钱？”施泰因巴赫说。

新生代的新力量源自各方关系的简单逆转。上世纪90年代，职位稀缺，毕业生能找到一份工作就要感恩戴德了，如今则是公司老板为能招到专业人才喜笑颜开。

经济学家克里斯提安·朔尔茨是最早研究互联网世代的学者之一。他说：“其他世代也说过‘不’，但直到现在，这些‘不’才被公司接受了。”

要求新型工作模式的不仅仅是年轻人。像“更少工作，更多生活”这样懒散的口号已经在社会上深入人心，属于原职场世界的理所当然之事土崩瓦解，而且和年龄无关。

疫情期间，几乎半个德国都转入居家办公模式，我们发现，很多公司在员工居家弹性工作期间，也运行良好。公寓和办公室，家庭和工作，按照个人喜好，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老一套“朝九晚五”工作模式的根基松动了。

新型工作生活平衡已经成为职场现实，也表现在2023年4月，德国最大的工会五金工会宣布，将在钢铁行业争取每周四天工作制，每周工作32小时而不是35小时，并且收入保持不变。这么做也是为了让这个行业对年轻人更具吸引力。社民党联合主席萨斯基娅·艾斯肯甚至要求所有人都每周工作四天。

代际冲突

2023年2月，德国联邦劳动部长安德莉亚·那勒斯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讲到劳动力市场上的新型权力关系。记者问她：“一些年轻人在面试时要求能带狗进办公室，而且绝对不加班，你对此有什么看法？”那勒斯冗长的回答以这句话结尾：“办公室不是跑马场。”

这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实际上，那勒斯是想努力理解年轻一代的。她出生于1970年，这代人伴随着失业的恐惧长大，即使是物理学博士，毕业后也可能要去开出租车。而如今应该感到恐惧的是企业，因为有那么多职位招不到人。

对劳动部长那勒斯来说，一些年轻人公开表示，比起工作，他们更关注自己的私生活，而且有数据表明，德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长多年来一直在下降，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她已寻找答案良久。

就在发表那句颇受争议的“跑马场”言论之前不久，那勒斯在一次电台节目中透露，她的床头书是《世界要灭亡了，我还必须工作？》，作者是数字领域的专家萨拉·韦伯，生于1987年。在书中，韦伯反对“无休止地指责青少年懒惰”，并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在一次因工作而身心耗竭后，她开始质疑工作狂文化，得出了应缩短工作时长的结论。

 四天工作制

2022年5月，艾米丽·福尔克开始为“健康地球–健康人类”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部门工作。从一开始，她就只想一周工作四天。福尔克表示，在面试中，她很艰难地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因为26岁的她没有需要照顾的孩子或需要护理的家人，不做志愿工作，也不打零工。她和上司商量好了具体的工作时长——每周32小时。

福尔克表示，她想一周工作四天，只是因为她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每周五，她可以睡个懒觉，做做饭，和闺蜜打个电话，或是沿着莱茵河骑行。福尔克说：“我一直都很清楚，没有什么工作是我愿意每周干40小时的。”这也是她为碳减排所作的努力。确实有研究表明，工作时长和碳排放量呈正相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更少工作的人，收入往往更低，也就更少消费，而这意味着更少的碳排放量。

五小时弹性工作制和居家办公模式 

卢卡·赫克霍夫的生活在12平方米的面积里展开。他在比勒菲尔德的一间合租公寓房里学习、工作。24岁的他是经济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同时在莱茵根斯公司工作。这家数字代理公司以一天五小时全薪工作制闻名，其创立者——42岁的拉塞·莱茵根斯于2017年秋引入了这一制度。目前，莱茵根斯几乎完全专注于纽约咨询业务，其客户包括贝塔斯曼集团和欧特家博士食品公司。

赫克霍夫于2022年1月成为莱茵根斯的实习生。“当一位教授说到比勒菲尔德一家实行五小时工作制的公司时，我想：我们市还有这么富有革新精神的企业呢！”他发送了一封求职信。实习结束后，他作为大学生助理顾问留了下来，因为这份工作他做得很开心，而且他能弹性工作，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我绝对不会去不让我居家办公的公司。”赫克霍夫说。

对他来说，这也是工作生活平衡的一部分：在他希望的任何地方工作。2022年秋天，他得以陪同女友去爱尔兰学习一个学期，上线上讲座课，同时继续为莱茵根斯工作。现在，他又回到了比勒菲尔德，只在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进办公室，比如新项目启动时。其他日子他更愿意居家办公，以免浪费在住所、办公室和高校间来回奔波的时间。他说：“我希望将来也有这种自由。以后我会成家生子，在陪娃哄睡折腾一整晚后，我希望不用早起踏上通勤路。”

莱茵根斯公司的工作时间是逐渐展现出更大灵活性的。最开始是疫情期间所有人都被要求在办公室从8点工作到下午1点，到现在很多人已经选择完全居家办公。赫克霍夫强调，企业领导们必须认识到，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长并不能划等号，重要的不是把职工尽可能久地绑在工位前或是圈在办公室里，而是让他们以最高效的方式完成任务，而如何达到这一状态，员工们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然而，莱茵根斯也意识到了弹性工作制度带来的挑战。“我观察到，包括我在内，部分员工有过度压榨自己的倾向。”他说。如今，他就像台考勤机，负责监督他的12名员工，确保他们每周工作25小时，而不是40小时。

此外，完全居家办公的员工可能没法和团队保持紧密联系。为解决这个问题，赫克霍夫和一位女同事约定每周去办公室一次。赫克霍夫强调沟通的重要性。他说：“我会提前告诉所有人我的工作地点和时间。”

反思工作量

莫娜·加齐14岁开始学习企业经济学，16岁时创立了第一家公司。现在，21岁的她已经拥有了第二家公司——奥普提玛公司，一家帮助企业职员通过软件交流知识的公司。据调查，在14到26岁的年轻人中，约有1/3被视为工作狂，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或学业中，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加齐就是其中的一员，尽管如此，她还是会反思工作量多大比较好。

她说，以前，她的智能手机会在下班后响起，度假时也会收到工作邮件，她很难放松自己。她有时觉得很累，无精打采的，晚上也睡不着觉。而现在，她更加注重自身感受和健康，每天都要睡八到九个小时。加齐这样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早上六七点自然醒，先在日记里写下让我感恩的事，然后去健身房锻炼，吃早饭。九到十点，我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七点。这之后，我常常和朋友们碰面。我们约好，说完各自近况后不再聊任何工作相关的话题。”

很多企业创始人都梦想着拥有充足的财富和独特的地位。然而，加齐表示，对她来说，工作生活平衡比财富更重要。她最近在攀岩，还想报个舞蹈课，但都只是业余爱好。

还有一点对她那一代人来说非常典型：加齐在各个地方上班。不久前，她在佛罗伦萨和其他开公司的朋友们碰了面。不久后，她会在华沙待几天。她公司的总部设在柏林，她在那里租了套公寓，但目前她常常去锡根和父母住。她说，这种自由给了她生活质量，而她也把这种自由给了她的员工。在奥普提玛公司，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去公司以及多久去一次。

如果与经济学家和招聘专员聊聊互联网世代，就会发现，没有人认为年轻人彻底不再愿意努力工作。德国劳动力市场和职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恩佐·韦伯认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如今的年轻人总体来说比前几代工作得更少。任仕达的《工作趋势报告》显示，对于约3/4的18到24岁人群来说，工作一如既往是生活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