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欲对华实施“政治战”,中国该如何反制
作者: 王花蕾 王丽颖
2024年3月,美国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对25个联邦政府部门发起调查,了解中国开展“政治战”的情况及相关部门的应对举措。调查持续数月,其间,詹姆斯分别于4月17日、6月26日和9月24日组织召开了三次题为“保护美国免受中国共产党政治战影响”的听证会。10月24日,国会将全部调查和听证结果汇总为一份长达292页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联邦机构亟需采取全政府应对策略》(以下简称报告)并公开发布,呼吁美国对中国实施全政府式“政治战”,加大对中国打压的力度。此举将对中美关系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美国会启动对25个联邦政府部门调查
报告认为,中国是美国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中美正面临一场“新冷战”,所以美国政府应将中国视为“对手”“敌对势力”或“侵略者”,而不能仅仅视为“同步威胁”“对等竞争对手”。报告认为,“超限战”是中国对抗美国的主要手段。“超限战”是中国军事研究者乔良、王湘穗于1999年在其著作《超限战》中提出的军事理论,该理论认为战场无处不在,超越一切界限。2010年,李而炳等学者又发表了著作《瓦解战》,在该著作中,作者称可以通过政治、经济、舆论等“瓦解战”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相关著作出版后,在西方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官员认为,相关理论反映了“中国努力推翻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者的意图”。
随着中美博弈的加剧,近几年多位美国前任官员开始依据上述理论提出“政治战”观点。他们认为,“政治战”是武装冲突的替代方案,是“超限战”和“瓦解战”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美国官员发表了多部相关论著,论述这一观点。如,前情报官员克里·K·格沙内克2020年发表了《政治战:对抗中国“不战而胜”计划的战略》,2024年发表了《中国的第二战场》;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罗伯特·斯伯丁2019年发表了《隐形战争:中国如何在美国精英沉睡时接管》,2022年发表了《没有规则的战争:中国的全球统治手册》;前情报和外事官员格兰特·纽沙姆2023年发表了《当中国攻击时:对美国的警告》等。相关论著普遍宣扬中国在实施“没有硝烟的政治经济战争”,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反击措施。其中,罗伯特·斯伯丁和格兰特·纽沙姆均出席了国会有关“政治战”的听证会并提供证词。显然,国会的行动建立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并反映了美国政界和军界一部分反华分子的共同立场。
为了确保美国联邦机构不被中国“政治战”影响和渗透,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在主席詹姆斯·科默的带领下对25个联邦政府部门进行了调查,包括:美国全球媒体署、中央情报局、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缉毒局、联邦调查局、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农业部、商务部、国防部、教育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海军部、国务院、运输部、财政部、环境保护署以及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调查认为,联邦机构在应对中国“政治战”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未能发现并阻止相关活动。在25个联邦机构中,只有一个机构认为中国“存在统一战线活动”的迹象,其他机构均否认“政治战”的存在,甚至不知“政治战”为何物,更没有任何机构制定了对抗中国“政治战”的策略。
国会在报告中污称,中国已经对美国实施了数十年形式多样的“政治战”,包括“化学战”“生物战”“经济战”“网络战”“领土战”“物理渗透”“心理战”等。国会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中国“认知战”和“心理战”的成功,并认为美国各界大量精英已被中国“俘获”。对此,国会强调,美国官员必须正视中国对美国发动的“政治战”,不能再采取绥靖政策,而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识别、反击和威慑中国,制定一个全政府协调一致、系统性、多战线的策略。
进一步遏制中国的新借口
中国“政治战”被频频炒作,实则是美国在对我实施数年贸易战和科技战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为进一步遏制中国提出的新借口。参加听证会的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强调,中国在很多领域已领先全球其他国家,包括电信、高铁、船舶、无人机、电动汽车、液晶显示屏、卫星、重型设备等。一旦中国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地缘政治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根本性变化,危及美国的霸主地位,这无疑是一场针对美国的技术经济战争。他还强调,中国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重量级对手,在军事、科技、经济等领域均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因此美国必须采取全方位的对抗手段。国会报告在结论部分强调,联邦官员必须准确认识中国的“政治战”并采取反击措施,此外还特意强调美国尤其要注重投资于创新,大力发展关键技术。报告反映出科技问题在中美博弈中的重要性。
国会报告建议美国制定一个全政府协调一致、系统性、多战线的策略。如果该策略得以实施,美国遏华政策将进一步升级和加强。2020年,特朗普政府就提出以全政府方式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政策。从实践上看,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外交领域。然而,2024年,国会启动对25个部门的调查,涉及移民、资产购置和意识形态等问题,说明美国有意将对华竞争扩展至更多领域。此前,美国虽然在国防部成立了所谓“中国工作组”(China Task Force),负责对华军事政策的跨部门协调,但并未在整个国家层面设立协调机构。而此次国会在报告中,一是建议制定“国家安全法”,为各政府部门共同应对“政治战”提供统一资源;二是建议在白宫设立国家竞争力委员会,统一制定和协调先进产业竞争力战略,包括系统的对华竞争战略,这些措施均旨在提高对华政策的统筹性、系统性。
对中美科技经贸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发起调查的美国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是共和党代表,目前共和党已赢得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预计特朗普上台后,国会和联邦机构或将加强政策协同,共同以“政治战”的名义,加强对华各领域的全政府式打压。事实上,报告中的很多内容正在陆续通过立法审议,并显露出对下任政府政策的实质性影响。例如,在国会调查期间,众议院就已经通过了数十项涉华法案,其中不少内容与国会报告完全一致,包括要求对中国电动汽车、无人机、生物技术等实施进口禁令,限制中国公民和公司购买美国农地,拨款16亿美元用于升级对华“认知战”等。特朗普宣称将对华加征关税,理由也是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不作为”,与报告中对中国“毒品战”的指控如出一辙。按照这一趋势,报告更多内容可能成为正式法律或政策。

如果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华各领域全政府式打压,将对中美科技经贸关系产生不小的影响。报告要求对大学、实验室、金融机构、医疗机构及政府部门实施国家安全威胁跨机构审计,禁止美籍研究人员在中国科研机构工作等,将导致中美教育科研合作进一步缩减;报告提出修订《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废除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对中国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禁止美国实体投资中国高科技等,将使得国际营商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企业可能面临更多限制。
继续发展壮大自身科技产业,提高应对美国政策变化的能力
中美贸易科技战已持续数年,国内各界已普遍认识到,不论美国哪个党派执政、哪个总统候选人当选,美国政界以过度安全化、政治化的方式来处理双边关系的做法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不管美国会发起的政治战调查后续进展如何,美国对华政策不会轻易改变。对我国而言,在关注美国政策进展,做好政策预案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继续发展壮大自身科技产业,提高应对美国政策变化的能力。
中国可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持续跟进美国贸易科技和政治战立法动向,关注美国政府涉华政策最新变化,及时开展前瞻性研究,研判对我各领域的影响。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将企业涉美业务中面临的困难、问题反馈给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并对企业提供相应的政策咨询、业务指导。加强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调,针对涉美业务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形成综合性预案并不断优化,根据需要及时出台应对举措。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继续在重点行业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坚持“一链一策”,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形成良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抓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实施,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重大战略性技术和产品攻关突破。
(作者分别为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政策所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