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核风险，老问题遇到新挑战

鹿音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194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原子科学家公报设立了“末日时钟”，用来警示人类距离核毁灭的危急程度，时针走到午夜12点即代表核毁灭时刻。从2023到2024年连续两年，该公报将“末日时钟”指针调至距离午夜12点最近的90秒处，而即使是在冷战时期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际，这个时针距离核毁灭也还有七分钟。人类社会似乎从未如此接近于“末日”，核武器、核材料带来的风险似乎从未如此引发关注。如何减少核风险近年也成为联合国及主要国家重视的突出议题。2023年8月，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提交了《关于减少核风险的工作文件》，指出“国际战略安全领域大国竞争回归，国际核军控体系面临严重冲击，减少核风险问题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核风险问题引发关注是个新现象，但核风险在核领域并非新问题。它与包括军备竞赛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在内的大国核战略稳定、核安全以及核扩散等问题密切相关。中国自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积极倡导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基辛格、佩里、舒尔茨、纳恩这四名美国政要也早在2007年就公开呼吁建立“无核世界”，2013年又联名撰文《降低核风险的后续步骤》，推动展开对减少核风险的讨论。他们认为，出于对核战争、核事故、核扩散或核恐怖主义的恐惧，人们一直在采取严肃的措施控制、减少及消除核风险。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核风险仍然迫在眉睫。科技进步、核武器核材料的扩散和危险的自大情绪相互交织，共同推高核风险。

讨论核风险的前提条件并不是核武器本身，而是国际安全环境。当主要大国间关系普遍稳定，核风险并非人们的关注焦点，而当大国关系不稳定，核风险问题就会突出显现。当前的国际安全矛盾突出，大国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不稳定时期，直接导致地区安全环境恶化，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乌克兰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出现一些增加核风险的信号，围绕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军事争夺也让国际社会对核风险的关注骤然升高。

减少核风险的传统途径包括维持大国战略稳定的军控条约体系，以及相关建立信任措施、维护核安全保障监督措施和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等等。人类社会面临的现状是，传统的减少核风险军控条约框架正在坍塌，新的诱发因素不断显现。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暂停履约，俄宣布撤消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难以遏制地区核扩散，朝鲜半岛核、伊朗核问题都可能导致潜在核风险。美英澳三方安全联盟（AUKUS）等新的核扩散方式则可能引发更多核风险。

与此同时，新兴技术与战略武器相结合的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对核风险的影响更值得关注。网络、外空、先进常规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对核武器安全的影响无法预测，而新技术并不受军备控制条约或国际规则规范的普遍限制，所带来的核风险压力愈发突出。

人工智能赋能核武器是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新热点。人工智能对核武器指控系统形成新挑战：一是大幅提升侦察预警效率，显著缩短决策时间，不利于危机稳定性；二是人工智能系统的技术疏漏可能导致决策失误；三是人工智能自我更新与迭代加速，其赋能武器在实操中可能会超出人类管控能力，违反人类意愿。这些技术上的可能性虽然还未在实践中出现，但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讨论，最终形成减少新兴技术可能带来核风险的共识，制定各国都能遵守的行为规范。

减少核风险需要主要核国家共同努力。2022年初，在中国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五核国身份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再次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可见核大国对于避免核战争风险有高度共识。2023年2月中国政府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其中明确了加强核武器国家对话合作、降低核战争风险的努力方向，要维护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积极支持有关地区国家建立无核武器区，促进核安全国际合作，建立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2023年3月中方还宣布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向乌克兰核安全核安保技术援助项目捐款20万欧元，以实际行动支持保障乌克兰核设施安全。中国一直在为减少核风险而努力，美俄两个超级核大国更要负起责任，以确保全人类的共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