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世界，从读《世界知识》开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入职《世界知识》的时候，社里刚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创刊60周年的大庆。那时候正值期刊的黄金时代，能成为《世界知识》的一分子，幸运中更有几分惶恐——她的历史太厚重了，不知道自己即便站在前辈的肩上是否有能力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一晃《世界知识》在今年的9月16日迎来90岁生日，我就在半个月一期的选题会、联系专家、约稿、采访和发稿中与她一起走过了30年。近年来，在一期期发稿的间隙，我也做了一些刊史研究，但面对她90年漫长又沧桑的历史，能够写出来的只是她的只鳞片爪，挂一漏万。

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

1934年9月16日，综合性国际时政半月刊《世界知识》由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联合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在上海创办。这一年，在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的步伐；在国际上，纳粹希特勒进行独裁统治，法西斯黑云笼罩着欧洲。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人们急着要找寻答案。

据《世界知识》前辈杨学纯的回忆文章，胡愈之曾说，“当时党需要有一个进步刊物讨论国际形势，故由我负责出版。实际上《世界知识》是在国民党区内中共领导的刊物”。党指示他，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和普及世界的相关知识。和胡愈之一起创办《世界知识》的包括邹韬奋、徐伯昕、毕云程、张仲实、金仲华、钱俊瑞、张明养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世界知识》最初是邹韬奋经营的生活书店的一部分，在那里出版发行。胡愈之在创刊词中写道：“我们的后面是坟墓，我们的前面是整个的世界。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认识。《世界知识》在这个时候呱呱坠地了。这绝不是偶然的。”

从创刊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世界知识》作为党对群众进行国际形势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在群众中普及国际知识，帮助群众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推进抗日救亡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日军加紧了对上海的进攻。这时的《世界知识》以全部力量报道我军民不惜牺牲、浴血抵抗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宣传只有抵抗到底才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她的大量文章，帮助广大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在我社的孤本库里，我曾一本本小心地翻阅那些已经泛黄且纸张发脆的老刊，那些号召抗战的文字，今天读来依旧令人热血沸腾和泪流满面。

一本杂志流浪中的抗战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世界知识》无法继续出版了。迫于形势，《世界知识》在时任主编金仲华的带领下随生活书店一起经过香港、广州、桂林一路颠簸，迁往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武汉。1938年元旦起，《世界知识》在汉口出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世界知识》仍坚持向人民大众宣传抗战，并介绍世界反法西斯的情况。抗战前担任过《世界知识》主编的钱俊瑞（解放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曾写道：“抗战开始后，《世界知识》迁往武汉……金仲华先生为《世界知识》主编，我是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党团书记，《世界知识》杂志的办刊方针和每期的主要内容、题目，都经过党团会上研究讨论决定，然后请一些党员和党外进步作家分别撰稿……”

由于武汉告急，《世界知识》在这里也只出了12期，金仲华不得不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于1938年7月转至广州出版，在广州停留了约一个月，共出了三期，其中两期还是合刊。后随着广州形势日益危急，1938年8月不得不出走香港。初到香港时因无法获得港英当局颁发的出版资质，因此《世界知识》在版权页上仍旧印有“在广州出版”的字样，但在“编辑室”栏目中告知读者，如有稿件或书信，请交给就近的生活书店转来（当时大后方的一些城市仍有生活书店分店）。后经宋庆龄介绍、廖承志推荐，金仲华到华侨企业家胡文虎父子的《星岛日报》任总编辑。在胡氏父子的帮助下，《世界知识》才拿到资质，得以合法出版。1939年，乔冠华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在德国留学时钻研军事理论，对于分析复杂多变的战局得心应手。他为每期的“战争形势专栏”撰写国际述评，一直写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时期，党的领导仍旧在《世界知识》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1985年，连贯（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党支部书记兼华侨工委委员，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曾写道：“抗战期间在香港办的《世界知识》是由廖承志和我领导的。当时我们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直接受党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领导。”

日寇侵占华南后，香港与内地的交通严重受阻，为了把《世界知识》送到内地读者手中，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游击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利用一些秘密交通线运送杂志，不仅使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的人们能够看到《世界知识》，甚至在一些敌占区也能看到《世界知识》。钱俊瑞在1984年回忆说：“1941年我在苏北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见面时，他说‘你们《世界知识》是我们了解国际形势的主要来源，我们常派专人出去采购呢’。”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对日宣战，随即日军占领香港。迁至香港的《世界知识》所有资料、图版全部散佚，不得不终止出版。当时曾酝酿将《世界知识》迁往桂林等内地出版，但在国民党反动派一再掀起的反共浪潮下未能实现，《世界知识》被迫停刊。这是《世界知识》历史上第一次停刊。

这一时期，《世界知识》编辑部还出版了各种图书，如《战争途中的日本》《日本人民反战运动》《苏联红军是怎样成长的》等，对推动全民坚持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延安的报刊也曾转载《世界知识》的文章。1939年6月，毛主席在《反投降提纲》的报告中，曾指名引用了《世界知识》一篇文章的材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与虚弱。这篇文章正是郑森禹（解放后曾担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用笔名麦逸写的《敌报悲鸣录》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刊载于1939年2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识》上。

2022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笔者在电视里看到了摆放在杨家岭毛泽东故居窑洞里的《世界知识》。

抗战胜利后复刊、上海解放后再复刊

1945年8月，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而结束。为了阻止内战，毛泽东和周恩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其间，他们前往宋庆龄重庆寓所做客，金仲华作陪。宴会结束后，毛泽东握着金仲华的手说：“这几年《世界知识》停刊了吧？这本杂志办得很好，深入浅出。前些年我在延安经常阅读，启发很大，希望你继续把它办下去。”金仲华听了很受鼓舞，说道：“我正计划到上海去复刊，一定不辜负毛先生的期望。”同年12月，金仲华冲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种种阻挠，使《世界知识》在流亡七年、停刊四年后在她的诞生地上海复刊了！之前，《世界知识》一直在生活书店出版发行，但当时内战的气氛已经很浓，为了便于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分散作战”，按照党的指示和安排，《世界知识》脱离生活书店，另行筹备建立了世界知识社，专门出版国际问题书刊。世界知识社由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直接领导，乔石也一度参加了世界知识社的工作。

复刊后的《世界知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险恶条件下，揭露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揭露美蒋勾结制造中国内战。1946年6月，世界知识社全体同志参加了上海人民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反内战、争和平的大示威，并在7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识》上发表了《和平在苦难中》的文章，指出反对内战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绝不是用打（游行代表）可能阻止的。内战开始以后，《世界知识》用巧妙的手法，不时向国统区的人民提供战局的进展和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比如1949年3月12日出版的《世界知识》发表了题为《春到江南》的文章：……对方的饮马长江，为期已经不远了。古人诗道“若到江南赶上春”，的确，今年的春天似乎来得迟一些，但是终归要来了。

国民党当局对此大为恼火，3月23日，《世界知识》接到上海市社会局的公文，勒令“永久停刊”。这是《世界知识》第二次停刊。然而，仅仅两个月后上海就获得了解放，6月《世界知识》再次复刊，出版了“解放号”，封面上印着“东方的新时代”六个红色大字。在“瞭望台”栏目里写道：“人民的力量最无敌，上海是我们自己的。”

就在这一年，《世界知识》第一次给自己过生日，在庆祝创刊15周年时，周恩来总理为刊物题了字。从1958年1月起，《世界知识》的刊名就采用了周总理的手笔，一直延续至今。

奉中央指示迁京出版

1950年，中央做出了《世界知识》迁京出版的决定。为了执行中央决定，社里同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在上海，负责将《世界知识》出版到1950年4月，另一部分负责到北京建社，确保1950年5月起在北京出版。

1950年5月5日，《世界知识》按原定计划在北京出版，随之上海社撤销。在北京，以《世界知识》杂志为中心正式建立了世界知识社。开始是公私合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任董事长，副会长乔冠华任公方代理人，创刊人、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兼任社长。《世界知识》还成立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编辑委员会，中宣部、外交部、情报总署、新华社、国际新闻局等单位的领导应邀参加编委会，编委会主任是乔冠华。这段时间，《世界知识》积极宣传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成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宣传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侵略行径，报道亚洲、非洲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