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全球南方破解电荒，中国可有更大作为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不断加速，南北之间正出现越来越大的“步调差”。近期，古巴、南非、津巴布韦、肯尼亚、刚果（金）、柬埔寨、越南、南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全球南方国家在陆续闹“电荒”，且呈现范围扩大、长期持续、反复不断的趋势，使得不少国家陷入煤电不让用、新能源不稳定、资源不均衡、资金不富裕、技术不先进的“五不”困境。长此以往，不仅可能错过工业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机遇期，也将影响相关国家政局稳定。

危机严重

在非洲，南非由于大规模煤电机组非计划停运，电力供应能力大幅下降，2022年全年停电天数超过200天，2023年负荷削减量（要求工业用户和居民减少用电）已经超过近十年来的总和，该国已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向其提供电力援助；埃及由于天然气短缺、高温导致电力消耗飙升等原因，自2023年7月起实施全国性的电力减负荷战略，至今每日停电两三个小时；肯尼亚2023年起经常发生大规模停电，截至2024年仍有超过20%的人口未获可靠电力。在东南亚，越南2023年夏季电力负荷飙升，一度达9亿千瓦时，峰值容量超过4300万千瓦，北江、北宁等省不得不轮流供电，造成的损失达14亿美元。越南工贸部预测，2024年越南北部仍将面临180万千瓦的电力缺口，将持续数年，严重影响产业升级项目建设。缅甸早在2019年就已出现电力短缺，目前可用发电容量仅剩250万千瓦，约占总装机的43%，新建项目因政局动荡而无限延期。在拉美，今年10月18日古巴最大发电厂发生故障，全国陷入黑暗数天得不到解决。

相关国家纷纷采取从周边国家购电、寻求国际电力援助等措施应对“电荒”。南苏丹2022年与埃塞俄比亚签署供电谅解备忘录，计划进口40万千瓦电力。越南向中国提出恢复联网购电的请求，并于2023年5月签署购售电协议，每月自中国广西购买3000万千瓦时。2023年以来，南非多次向中国提出紧急电力援助请求，中方提供了多批次应急电力设备、技术专家等支持。为支持国内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加快从国际金融机构引入救助基金，印尼已争取到亚洲开发银行为支持“退煤”而提供的专项融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越南、菲律宾等国正同世界银行合作开展一系列新能源发展路线图研究。世界银行2023年承诺向南非提供10亿美元用于能源转型、电力市场改革和煤电替代，欧洲投资银行则宣布提供2亿欧元贷款用于南非陆上风电和太阳能光伏项目。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承诺将携手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向南非提供8亿美元用于能源转型。

问题何在

全球南方国家的电力危机源于能源需求与资源要素错配。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市场上化石燃料价格高企，部分亚非国家既承受着化石燃料的大幅价格波动，又解决不了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问题，陷入能源结构难以升级、经济越发展能源危机越严峻的恶性循环。

首先，随着疫后复苏，供应链修复、产业链转移等带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快速发展，电力需求持续攀升。国际能源署预测，发展中国家未来25年电力需求年均增长率将达到3.2%，多国也提出通过增加绿色投资推动经济复苏，努力实现工业转型和绿色转型、数字化转型，欲“毕其功于一役”，带动电力投资需求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相关国家缺乏绿色电力发展所需的资金、人力、技术。在全球经济复苏动能减弱、债务可持续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大型电力项目投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

其次，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导致对煤炭等传统能源项目的支持政策全面收紧，能源保供选择进一步受限。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多数国际金融机构已宣布停止煤电项目融资，发展中国家以新建煤电满足电力需求面临巨大的融资阻力，已投产的煤电国际合作项目面临预期收益缩水、被提前淘汰等“资产搁浅”风险。天然气发电存在天然气供应安全风险，新增气电装机短期内恐难满足电力需求。发展中国家受限于基础设施老化、电力系统灵活性和韧性不足，可再生能源发电无法迅速解决并网及消纳难题。核电、水电等受制于经济和技术水平问题，对全球南方也是远水难解近渴。

再者，发展中国家电网等能源基础设施普遍落后，难以通过国内及区域内电力互济解决能源贫困问题。近年来，肯尼亚、巴西、巴基斯坦等多国电网因电力负荷激增而出现缺电问题，暴露出其电网安全性和稳定性的巨大隐患，国内高负荷地区的电力需求难以通过低负荷地区的远距离送电予以满足。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尚未与周边国家形成电力互联互通，一旦出现大规模断电现象，难以通过周边省份及国家电网进行调节，无法推动优质的调节电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此外，南非、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政府出于选举政治需要，紧急出台电力危机应对计划，却将电力投资或燃料补贴问题推后或搁置，使电力短缺问题进一步激化。以南非为例，其政府在2024年1月初即提出《资源整合计划》草案，公布了未来电力规划路线图，但目前进展缓慢。

第四，发达国家将碳减排作为重要政治工具，持续推高全球南方能源转型成本。西方将气候议题与贸易手段结合，站在“气候道义”制高点，通过碳边境调节税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施压。但全球南方国家能源结构多以煤电为主，考虑到资源禀赋、用能成本、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难以快速放弃煤电。在能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相关国家陷入“制造业转型抬高用能成本”的负面循环。如高度依赖煤电又希望成为“世界新工厂”的越南和印尼，因多个煤电项目取消或延期，导致制造业园区用电缺口迟迟无法得到弥补，小岛屿等离岛地区电力供应严重不足。为满足工业用电需要，相关国家近年又向印度、土耳其等国提出开展“动力岛”（工业园区的自用煤电项目）项目合作的可能性。中巴经济走廊部分煤电项目因长期依赖进口煤炭，面临成本、债务、环保等多重复杂风险。非洲等地区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但清洁能源无序开发导致“大装机小电量”“极热无风晚峰无光”等问题，对满足电力需求刚性增长的支撑能力有限。

中国能帮上大忙

在2024年9月第79届联合国大会前夕，“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在电力可及性方面，全球能源转型严重偏离轨道。到2030年，全球仍将有超过6亿人用不上电，多数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际能源署的一份报告也发布了相似的数据，得出同样结论。

中国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能源转型的先行者，一直致力于通过技术援助、合作项目、物资捐助等方式，推进节能减排和缓解电力缺口等领域的南南合作。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了“十百千”计划，即启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同年，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宣布出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用于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2017年9月，中国提出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目下提供5亿美元援助，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变等挑战。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开展水电、风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项目，有力推动各国能源转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已在此方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提供总额超10亿美元贷款和融资。

202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中方愿帮助非方打造“绿色增长引擎”，缩小能源可及性差距，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方承诺在非洲实施30个清洁能源项目，建设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中方也宣布将设立中非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共建30个联合实验室，开展卫星遥感、月球和深空探测合作，助力非洲实现绿色发展。

面对持续不断的援助请求，中国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产品、技术、经验、人才优势，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对接，因地制宜携手跨越“能源贫困陷阱”。可主动设置全球南方能源合作议题，推动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中国—拉共体论坛、金砖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聚焦能源贫困问题。加大对最不发达和电力危机国家的援助，积极提供应急电力设备、技术专家、专业咨询、人员培训等支持，开展“中国光明”计划，以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推动能源—工业—矿业的一体化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摆脱外部能源依赖。统筹大型成套电力项目建设和“小而美”项目，支持聚焦民生和社区需求的能源援助项目，深化“十百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变南南合作计划，精准提升合作国能源系统的便利性、可负担性，打造更多低碳合作示范区。企业合作层面，可“分布式利用”与“集中式开发”各展所长，在全球南方重点国家完善可再生能源一体化项目开发及智慧能源、微电网等项目的应用和推广，并推动已有化石能源合作项目的清洁化、智能化升级。

（徐悦为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国际能源咨询研究院副主任工程师，黎岚为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