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办”那“办”，到底该怎么办？

7月1日，“吉林市拟组建锅包肉办公室”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

事实上，这并非我国第一个“以菜为名”的办公室。早在2014年，就曾出现了以“馒头办”“西瓜办”为名的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此后，“烧饼办”“天津煎饼馃子协会”“豆腐包办”等类似的“舌尖上的办公室”成立时也总是掀起争议。

伴随着争议，这些组织有的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有的则一直在默默努力，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换言之，这“办”那“办”能否平息争议，关键还是在于有没有发挥实际效用，能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那些“舌尖上的办公室”

这些年，各地成立了不少“舌尖上的办公室”。其中政府成立专门统筹产业发展的第一个“舌尖上的办公室”最早可能是在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

庆元县是人工栽培香菇的发祥地。如今已是正科级单位的庆元县食用菌产业中心，其实从1979年“香菇部长”吴高珍建厂伊始便一直在变动，机构名称和隶属关系都曾几经变更。但大家始终不放弃，四处挖人才、学技术，在当地推广香菇种植后，又为产品寻找销路。直到1994年国际香菇会议在庆元县召开，借庆元香菇被推向国际舞台的东风，庆元县编委正式发文，成立庆元县食用菌科研中心，定为副科级单位，隶属于庆元县农业局。

此后，通过合并、改革，2019年，“香菇办”更名为庆元县食用菌产业中心，成为正科级单位，其在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885.72万元，人员支出367.29万元。一年前，庆元县人民政府还给予“香菇办”记集体三等功一次。庆元县的香菇产业在其带领下愈发成熟，如今，“庆元香菇”的品牌价值已达146.28亿元。

就在“香菇办”发展之际，1998年，“馒头办”诞生了。郑州市成立“郑州市馒头生产销售管理办公室”，即市“馒头办”，还在下属的5个区分别设立了区“馒头办”。这些“办”都拥有收费权和行政处罚权，作出生产馒头的企业必须交费办理馒头生产许可证、须在指定面粉厂购买面粉等离谱规定。2001年3月，市、区两级“馒头办”在执法过程中发生冲突。次月，“馒头办”被撤销，馒头生产和销售管理工作交由工商、卫生、质量监督等职能部门依法管理。

“馒头办”消失四年后，郑州出台关于2005年西瓜有序销售工作的意见，明确从2005年起禁止农用瓜车进入郑州市区。一年后，郑州市西瓜销售服务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组长由时任市长赵建才担任，时任市政府秘书长陈西川兼任办公室主任，此外有4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而该办公室即为“西瓜办”，职责是“协调郑州附近农村西瓜进城，为瓜农提供产后服务”。当时有媒体评论称，“用计划经济手段去管理市场经济是添麻烦之因”。媒体暗访还发现，瓜农花钱买4个章才能进城，“西瓜办”成“变相收费办”。

但因“西瓜办”是郑州市每年西瓜上市时临时成立的机构，夏末解散后，热度也慢慢散去。

直到2014年，争议再起。当年5月28日，“西瓜办”官方微博开通，引来了“全国围观”。如今十年过去，群众对“锅包肉办”的质疑声和当时重叠，“怎么没有‘地三鲜、小鸡炖蘑菇办’？”“南瓜办不办？冬瓜办不办？”

这背后透露出的是群众对这“办”那“办”的担忧：会不会占用编制，造成人员冗余？工资、活动经费、工作场所哪里来，会不会为地方财政增负担？是否存在权力寻租、形式主义、事倍功半、机构重叠、职责不清等问题？

当时，“西瓜办”负责人表示，人员都是抽调自相关单位，工资均由所属单位发放，日常办公经费和为瓜农搭建瓜棚费用由市里拨付和监管，每年约有几十万元经费。并承诺“瓜农进城卖瓜不收费、不盖章、不办证”。2014年10月，《全国砍掉13万“协调机构”》一文发出时，“西瓜办”已经解散。虽然质疑声仍然存在，但部分网友认为“西瓜办”确实为瓜农办过不少实事，至今也仍有网友表达着对“西瓜办”的怀念。

而就在2014年，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成立了缙云烧饼品牌建设领导小组，即“烧饼办”。实际上，浙江省先后成立过许多“舌尖上的办公室”，例如2003年成立的台州三门“青蟹办”、2017年成立的绍兴“黄酒办”，这些组织也曾面临质疑，但其交出的答卷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要想办得好，不能停留在“办”上

“烧饼办”和“煎饼馃子协会”（全称“天津市餐饮行业协会煎饼馃子分会”）成立的初心相似，都希望让这些特色小吃规范化发展，但两个组织的发展却有些不同。

缙云烧饼有650余年的历史，但在“烧饼办”成立之前，质量参差不齐、行业内恶性竞争严重。2014年，缙云县成立了缙云烧饼品牌建设办公室，注册了“缙云烧饼”集体商标，每年投入500万元专项资金，目的便是为群众做好服务工作。如今，“烧饼办”含事业编制3名，设主任1名。

在“烧饼办”的推动下，缙云烧饼已经成为缙云的城市名片，不仅有专属LOGO，还有统一的注册商标、门店标准、制作工艺、原料标准、经营标准、培训内容。2018年还拿到了欧盟知识产权办公室颁发的商标注册证书，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最新数据统计，缙云烧饼产值已达到34.8亿元。而对于缙云百姓而言，不仅缙云烧饼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其衍生的缙云菜干、土猪、土麦等产业也为他们提供了增收新渠道。

2018年，天津煎饼馃子协会成立之初便引发关注。商户质疑统一进货除了纸袋、塑料袋，竟然还要统一进绿豆、鸡蛋，交会费是不是想圈钱？该协会成立一年前，其负责人组织的一场“煎饼馃子百强评选”活动，也让很多人吐槽，还有商户花钱买好评、刷票。群众则质疑煎饼馃子这样一种风味小吃怎么能够标准化，弄成“千家一味”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在哗众取宠、没事找事？

成立初期，“煎饼馃子协会”负责人表示，协会的主责是监督和制定行业标准。该协会也确实在成立当年和2021年分别制定了《天津地方传统名吃 制作加工技术规范 天津煎饼馃子》团体标准、天津煎饼馃子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职业标准。但前者石沉大海，后者再引争议，也并未见其发挥实际效用。

记者调查发现，在个性中追求特色小吃的精细化、标准化，或是地方美食的一大趋势。除了缙云烧饼、煎饼馃子以外，西安肉夹馍、柳州螺蛳粉、沙县小吃拌面、兰州拉面、枣庄菜煎饼等均发布过相关标准，这些标准大多以原材料质量、加工制作、食品安全标准、操作与服务等方面为主。只是一些“舌尖上的办公室”仅制定标准，并无实际举措，有形式主义之嫌。

近几年，从淄博烧烤到天水麻辣烫，每个城市都想做下一个因美食旅游爆红的城市，在吉林市商务局官方公众号“吉林市商务”发布的《锅包肉：我要有办公室？》一文中，他们表示：“将以世界锅包肉大赛为新的起点，对锅包肉产业进行长远规划与发展，致力于将锅包肉打造成为地标性的美食名片，将吉林市建设成为‘世界锅包肉之都’，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食客们奉献独特的吉林市味道。”

吉林市组建“锅包肉办”的初衷是好的，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更高效的垂直机制，从而更好地抓住“世界锅包肉大赛”的热度，推动地方发展。

只是经历之前这“办”那“办”的起起伏伏后，难免会让人产生质疑，“锅包肉办”要怎么办？会办到哪一步？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各地锅包肉做法不同，怎么标准化？这样的付出算不算“强捧”，与收入能成正比吗？爆红之后，后续服务如何跟进，又靠什么赢得长久的口碑呢？

这些问题，其实许多已在之前的“舌尖上的办公室”中给出答案，“锅包肉办”如何在实践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需要积极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