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北宋“精英分赃体制”对国家伤害巨大

近日，学者、本刊专栏作家韩福东的新作《大宋病人》付梓，聚焦宋仁宗驾崩到宋英宗患病而终这段历史。作为曾经的调查记者，韩福东如福尔摩斯附体，将大宋一朝中这四五年的历史浓缩在一本书中，尝试根据已有的史实资料调查出历史的真相。比如宋英宗继承大统，却突然疯癫，“疯王”背后有无隐秘的操纵者？宫婢作假，太后垂帘，宰相进药，谁是压倒“疯王”的最后稻草？灾害竟成祥瑞，尊号大过民生，道德叙事包裹着怎样的权力真相？日前，韩福东接受了廉政瞭望·官察室的专访。

“不重要”的宋英宗很重要

廉政瞭望·官察室：宋英宗赵曙在位4年，是宋朝比较“短命”的皇帝，而他之前的宋仁宗风评从古至今都算不错，与宋英宗的口碑形成了鲜明差距，为什么会关注一个“失败”的、没有存在感的皇帝？

韩福东：宋英宗比较没有存在感，相关的研究不足。宋英宗的不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历史学中的重要性。

他代表一种危机，这危机首先来自前朝，因宋仁宗无子而引发的继承危机；他本身就是一个危机，一个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他也在制造危机，比如在宋仁宗召唤之下不肯入宫，即位后发起濮王之议；他的死也是一个危机，他此前未立皇储……这一系列的危机，如何产生并如何解决，有一个巨大的书写与阐释空间。

既往的研究也存在很多错误，甚至于连宋英宗罹患何种精神疾病，也有各种明显不正确的判断。至于宋英宗何以英年早逝，史书上实际隐藏有密钥，可以结合现代医药学知识进行推导并得出结论，但一直没有人这样做。史书上一笔带过的很多细节，我也努力去一探究竟，譬如韩虫儿为什么要把金镯埋在佛殿的门槛下，《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什么强调赵曙，也就是后来的宋英宗入宫后在宴席上坚持坐在舍人、侍制的后面……这些问题的答案通常都很有趣。譬如皇族大佬去接赵曙的那一天，为什么要往返多次，而宫禁大门破例留到四鼓（早上5点到7点）？因为宋仁宗要在第二天举行立皇子的盛大仪式。但很显然，过继的皇子赵曙并不在现场——史书上没有这样记载，但我们完全可以推导得出。这可太有意思了。

廉政瞭望·官察室：所以说，您并不是照搬现有史料，而是根据史料，有发挥和合理的想象？

韩福东：是的。比如在北宋时期，皇后高滔滔是一个重要人物，她在宋神宗驾崩后垂帘听政多年，深度介入新旧党争，但是关于她早年历史的记录非常少。我在《大宋病人》这本书中，尽可能利用这有限的史料，去还原了她在宋英宗即位前后的所作所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也因此有了合理的解释……推理属于观点，所以想象力不妨丰富一些，是否合理，接受大家的评判。

进入宋史研究领域会发现，一方面相关的研究日渐细化，但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上仍然非常粗疏，缺乏基本的辨析。

宋英宗朝的很多危机，实际上在宋仁宗朝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所谓的“盛世”，有时更多是借力了气候、人口等方面的红利，“危机”到来时如何应对，才更能彰显朝廷的本色。在这个意义上，关注一个失败的皇帝，更容易切入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

权力之病与理学之困

廉政瞭望·官察室：宋英宗的病有赵家遗传性因素，您在书中写到他是“一个大药缸子”，而另一层“病”的含义跟权力有关，比如对失去权力的忧、对卧榻之侧的恐惧等，是否可以理解为当时的权力结构加重宋英宗的“病”？

韩福东：现代医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基因是导致精神疾病的核心原因，但外在环境的刺激也有辅助作用。宋英宗应该并非入宫后才罹患精神疾病，但他在宋仁宗驾崩当晚发疯，显然有外在的触发因素。韩虫儿“遗腹子”的压力与他对皇位的恐惧，纠合在一起，成为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对一个正常的宗室而言，能够意外成为皇位继承人，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喜讯，很难想象会任由恐惧主导了心智。但又正是因为宋英宗有着赵家遗传性疾病，才导致这样于己有利的权力结构仍然加重了他的疯癫。值得探究的是，宋仁宗与一众宰臣，何以千挑万选，最终却选择了一个精神病人接班？在发现皇帝是个疯人后，又全然没有解决办法，最后还是死亡让危机短暂结束。因无知而导致的错误用药，加速了宋英宗的离世，但这个错误却让胶着疯癫的皇权有了新生的机会。这是宋英宗朝最吊诡的现实。

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权力结构是病态的，它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大宋病人》的主角既不是宋英宗，也不是每一章标题中出现的那些群像，而是“疾病”本身。这“疾病”既是实指也是隐喻，它是加诸皇帝器质与精神上的痛苦，也是古代王朝奉天承运痼疾的象征。

廉政瞭望·官察室：这本书有些“颠覆性”观点，学术上通常认为北宋一朝是古代封建社会的巅峰之一，但您认为宋朝庙堂与江湖不断强调的“与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体”的“伦理之理”，阻碍了文明的演进，开启传统中国的下坠与迷失之路，这种理学或者说是价值观、思潮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韩福东：宋朝一度被认为积贫积弱，但近几十年新的评价成为主流，很多人甚至认为唐宋变革开启了现代文明的拂晓。这种过高的评价，是促使我写作《大宋病人》的重要动力——我认为这种评价与事实不符。

如果从概念清晰性的角度考察，理学缺乏最基本的定义能力。一个“理”字近乎无所不包。更进一步说，理学是在缺乏基本逻辑思维的前提下进行各类推演的，这导致大量的谬误。最关键的是，理学借助了皇权的排他性让一个多元化的思想生态变得难以形成。

宋史学者刘子健有一本书《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认为进入南宋，理学保守主义成为国家正统后，中国趋于内在、封闭，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实际上，这种倾向在北宋时期就已露端倪，“程朱理学”中的二程，都生活在北宋。甚至包括司马光，虽不被认为是理学人物，但也非常保守，甚至要求妇女蒙面才能出门。

现代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在专业分工与竞争的环境下不断发展与进化的。思想的市场亦然。如果理学只是民间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支，或许还有正向意义。一旦它获得皇权支持，以神化的正统自居，并与科举绑定在一起，思想禁锢的牢笼就坚不可破了。

治史，需要有自觉的跃迁

廉政瞭望·官察室：您认为“精英分赃体制”是北宋垮掉的因素之一。用枢密使文彦博的话说就是老百姓是否便利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不是治国的主体，士大夫是不是高兴才最重要。因此，北宋冗官冗费，财政亏空，皇帝也努力通过给予僚臣分赃空间，来换取他们的忠诚，而民间疾苦成了他们听不见的“远方的哭声”。这种“精英分赃体制”对国家造成了哪些伤害？

韩福东：宋朝的两极分化可能超乎今人想象。《东京梦华录》里的美好生活，更多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的，与底层无涉。底层民众的生活，偶尔也会出现在辅臣奏章、士大夫的笔记和史家的叙事中，但他们通常都是无面目的，以数字的形式存在。最典型的是各种灾荒之下，动辄万计的饥民的个体生活，很少获得具象化记录。

朝廷的所谓赈粜能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通常受灾者还是要出钱买米，灾民又有多少比例还有钱买米呢？至于日常生活中，民众为傜役所累而自杀的案例，并不少见。我在《大宋病人》中也提到沙门岛监狱长因粮食不足，每增加一个囚犯就往海里扔一个的故事。两年内，监狱长持续杀了700多个囚犯。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可以想见底层权力的基本面是什么样子的。

廉政瞭望·官察室：历史需要辨析看待。

韩福东：是的，我们不要被一些表象的记录所蒙蔽。喜欢宋朝的人，很多是被士大夫的优渥生活和议政的某种宽松度所打动。这种“宽松度”到什么程度呢？有的辅臣即便贪污了，也只是换个地方做官而已，过两年可能又提拔了。但民间的自由度是极少的，即便是以“宽仁”著称的宋仁宗，也是终日淫靡、挥霍无度，几年之内就将后宫由不足500人扩张到四五千人以上。在庆历元年（1041年），因京畿路、京西路民众“妄传”皇帝又在民间采选宫女，宋仁宗就下诏让群众举报，然后再把这些议论八卦的人流放到远方牢房去服刑。

所以文彦博说，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是一语中的，非常切合实际的。在这种君权体制下，民众受到忽视的现象很难得到解决，这是人类的进化心智决定的，对坐在宫禁龙椅上的皇帝而言，身边一个宠妃吹吹枕边风，就能激发他深度的共情，而十万灾民的流离失所可能也就只是一个数字。

钱穆的“温情与敬意”史观，也有这个问题。它很容易共情到有脸有面的精英阶层，但对史书上无面目的底层众生，哪怕是十万人汇聚成的数字，也只有对不起了。治史，需要在认知心智上有一个自觉的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