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帆初扬：东吴时期的对外交流

东汉末年，随着桓、灵二帝时期政局持续动荡，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均处于相对衰落期，不复东汉初期“三通西域”时的盛景。不过，这一时期的东吴政权是个特例，先后有来自大秦、扶南诸国的海外来客抵达江南，还派遣朱应、康泰下南洋，并在东南亚与天竺使者不期而遇，在第三国完成了“魏晋之世”中国与印度仅有的一次直接交流。

“罗马人”来了

东吴对外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峰出现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秦论来吴。此事并未见于《三国志》，但在《梁书》《南史》两部正史中均有记载：“黄武五年，有大秦（我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不过，学界对秦论的身份尚存争议。笔者通过分析，推断出以下信息。

首先，大秦来客先抵达交趾。查阅史料可知扶南、日南、交趾等地历来是罗马商人或使团来华的重要中转站。原本汉代与罗马之间存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但由于罗马帝国与安息（帕提亚帝国）之间的战争，以及东汉政权在西域的势力收缩等因素，导致汉末陆上丝绸之路一度衰落。与之相对，海上丝绸之路则相对稳定，故罗马商人往往选择扬帆东来，经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在东南亚落脚，为入华做准备。东汉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安敦使团”就是先到日南，再入中国。

其次，关于“秦论”之名。姚思廉在《梁书》中明确指出：“秦论”仅是表字，而非姓名。考虑到古代西方人习惯在姓名之后加上籍贯，“秦论”有可能是某座罗马城市的音译。至于“秦论”到底指哪座城市，有学者指出其古音与罗马境内的昔兰尼（Cyrene，今利比亚昔兰尼古城遗址）发音颇为相似，故推断秦论很可能来自罗马治下的北非。

最后，秦论的身份。与东汉永元年间以商人身份冒充大秦使者的“蒙奇、兜勒使团”不同，秦论的身份非常明确，就是“贾人”。按照《梁书》所载，秦论从武昌到南京，在东吴生活了十几年，靠做小生意谋生。在古汉语中，“商”和“贾”有着明显区别。正所谓“行商坐贾”，秦论不是走街串巷的流动摊贩，而是拥有自家店铺的生意人，出售的货物应该是来自东南亚、非洲甚至欧洲的玳瑁、象牙、珊瑚、琉璃等商品。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我们再看“罗马人”秦论在东吴的经历：东吴委任的交趾太守吴邈派人将他送往彼时的东吴统治中心武昌，觐见吴王孙权。孙权问起大秦风土人情，秦论对答如流，深得赏识。东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同年九月下诏迁都建业（今南京），秦论随之迁往。嘉禾六年（237年），丹阳太守诸葛恪（诸葛瑾之子）讨伐山越得胜，将黝黑矮小的山越人（黝歙短人）俘虏送往建业。第一次看到山越人的秦论觉得非常稀奇，告知孙权：在大秦国中从未有过“黝歙短人”。闻听此言，孙权决定送给秦论20名山越俘虏（男女各十人）当仆人，并派会稽郡官吏刘咸送秦论回国（《册府元龟》卷六百六十二《奉使部》的记载则是“刘咸会稽人，为吏”）。此举无疑让刘咸成为继东汉甘英之后最有机会前往罗马帝国的中国使节，然而，刘咸在途中不幸身故，东吴政权与罗马建立联系的期望因此落空，但孙权开拓海外的志向并未就此搁浅。

朱应、康泰下南洋

尽管秦论在东吴经商生活时间不短，且颇得孙权好感，但这毕竟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官方往来。实际上，与东吴官方交流最频繁的东南亚国家是扶南国。扶南是中南半岛古国之一，公元一世纪左右建国，大致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柬埔寨，以及泰国、越南、老挝的部分地区。公元三世纪初，扶南混氏王朝大将范蔓（又名范师蔓）被拥戴为王，建立范朝，东征西讨，渐成地区强国。

据《吴历》记载，“黄武四年（225年），扶南诸外国来献琉璃”。此时范氏王朝的开国君主范蔓已亡故，其外甥范旃杀死太子范金生黄袍加身，并派使者出访东吴，进献琉璃等物。这条史料说明孙吴政权对东南亚诸国有相当强的影响力，范旃才会在篡位之后交好东吴;同时也反映出扶南在东南亚诸国当中较为强盛，方能在史书中占据“领衔”位置。《吴历》的这条记载被史学家认定为我国与东南亚诸国展开交流的最早记录。

此后，扶南王又在赤乌年间再次遣使来访，不过史书中对这次访问的记录存在时间分歧。按《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所载：赤乌六年（244年），“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但唐代许嵩所编《建康实录》有“扶南乐署”条目，记作“赤乌七年（245年），扶南国献乐人”，吴主孙权命人在南京“置舍以教宫人”。无论哪种观点，扶南使节曾在赤乌年间再次访问东吴应是事实。

对于扶南的来访，东吴方面决定投桃报李，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率使团出访扶南等东南亚诸国。康泰的官职是“中郎将”，属于魏晋三国时期常见的武官名，比较好理解。朱应的“宣化从事”一职则与东吴政权镇守南疆的老将军吕岱有关。吕岱在东汉延康元年（220年）就任交州刺史，期间数次派人前往“西南大海洲（南洋群岛）”等东南亚国家进行交流，谓之“南宣国化”，因此才有“宣化从事”的称谓。朱、康使团是首次代表东吴政权官方对外进行交往，标志着中国与扶南建立起官方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直到两晋建立，扶南仍频频入朝，双方保持友好往来。

朱、康使团不辱使命，不仅访问了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诸国，还编纂了珍贵文献。遗憾的是，朱应撰写的《扶南异物志》和康泰撰写的《吴时外国传（外国传）》均已散失;前者仅存书目，后者则只在《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中留下痕迹。康泰的著作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东南亚、南亚各国的物产、民俗及商业情况，其中对扶南的介绍最为详尽。比如，扶南的造船业“伐木为舡，长者二二录，广肘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百余人”。

朱应、康泰出访东南亚期间没有忘记考察前往大秦的海路。《太平御览·舟部》中引用了《吴时外国传》的内容，其中就有“从加那调州乘大舶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入秦国也”。尽管现存的《吴时外国传》残篇仅有70多个条目，只2200余字，却是我国古籍中对南洋诸国的最早记录，弥足珍贵。为纪念康泰下南洋的事迹，中国地名委员会在1983年将位于北纬9度21分、东经111度44分的一座南沙岛礁命名为“康泰滩”。

值得一提的是，据李延年所著《南史》卷七十八《海南诸国》记载，朱、康使团在扶南还接触到了来自天竺（印度）的使团。东汉时期，天竺曾几次派使者来华交流，汉末三国年间中断。东吴时期，扶南王范旃派亲信苏勿出使天竺，其王派人回访扶南。恰逢朱应、康泰亦在扶南，得遇天竺使臣询问其国风土民情，算是古代中印两国外交人员在第三国进行了一次交流会晤。

孙权的血统之迷

东吴政权可以说是凭一己之力，将三国时期的对外交流，尤其是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推向新高峰。孙权不仅频繁开展对外交流，还曾派遣军队远航穿越东海、黄海，抵达渤海之滨，与割据辽东的公孙氏建立联系。孙权还派卫温、诸葛直浮海求夷洲（台湾），这是已知最早的祖国大陆对台湾进行管辖的记载。

坊间一直存在猜测，认为孙权如此热衷对外交流并重视海洋，或许与其身世有关。联系到《三国演艺》等书里对孙权“碧眼”“紫髯”外貌特征的描述，甚至臆测其有异族血统，母亲是“来自欧洲的女海盗”。

欲廓清流言真伪，还需先从正史入手，结合现代科学知识加以分析。在《三国志》中，陈寿笔下的孙权“形貌奇伟，骨体不恒”，并未出现“碧眼”“紫髯”的描述。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的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作注时，曾援引《献帝春秋》中“张辽问降”的内容，提及孙权有“紫髯”：镇守合肥的曹魏将领张辽问降卒，“（东吴）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骑射，是谁？”降卒答：“是孙会稽（指孙权）”。《献帝春秋》的作者袁晔系东吴人，且与孙权同时代，故其记述应该比较可信。孙权的“碧眼”则未见任何正史，最初出现在《三国演义》的《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这一章回。《三国演义》大量内容取材于民间传说，但也并非空穴来风，至少说明孙权的眼眸不是百分之百的黑色。而且，《三国演义》所作“碧眼”“紫髯”之类的描述从未出现在孙坚、吴夫人、孙策、孙翊等人身上。

对于孙权的身世，坊间还有另一种说法：孙权之父孙坚出身吴郡，滨海临江，曾击败过海盗，孙权的生母便是其中一名来自外邦的异族女海盗，生下孙权后把他交给吴夫人抚育。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开篇写明：吴夫人是吴主孙权之母。孙权的双目呈碧绿色，可能与其虹膜色素上皮细胞、虹膜基质中所含黑色素量及虹膜基质的细胞密度有关，是基因突变的结果。男子胡须、头发颜色偏紫或红，则往往是体内铁、铜、钼等微量元素过高所致。史书记载，朱、康使团中的康泰，头发亦偏褐色。

可以认为，孙权对蓝色海洋有着超乎常人的向往和征服欲，主要是源于三国时期东吴造船业的发达。当时，东吴政权在永宁（今浙江温州）、横阳（今浙江平阳）、温麻（今福建连江）等地设有大型造船工场，所造巨舰巍然壮观。东晋庾仲雍在《江水记》中就描述了彼时的东吴巨舰“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造船和航海能力的领先，为东吴时期活跃的对外交往和积极的海洋探索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