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时代的烙印

4月16日到19日，古巴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现年89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卸任了党的最高领导人职务。这意味着60多年前夺取政权、直接挑战美国、参与涉核战争危机的古巴革命一代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革命后出生的新一代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成为了古巴最高领导人。尽管以卡斯特罗姓氏为标志的革命一代谢幕了，但在他们的引领下，古巴这个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屹立不倒，未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仍将朝着卡斯特罗革命一代设定的方向继续前进。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20世纪中叶，巴蒂斯塔军事独裁政权的高压统治引起了古巴民众的不满，抗议声一浪高过一浪。1952年，26岁的年轻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投身到了反抗巴蒂斯塔政权的活动中。由于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获得土地的斗争结合在了一起，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同时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浪潮。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率领的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在世界现代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为进行这样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猛烈的国内变革在历史上本身就是罕见的。

古巴在革命胜利后为什么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鉴于美国在极力扼杀古巴新政权的同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卡斯特罗政府提供了及时的援助，因此针对这一问题秉持外因论、机遇论的学者较多。但事实上，古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古巴革命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古巴革命的性质和主要任务。古巴民族民主革命完成后，延续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新政权通过国有化收回了美国对古巴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正如卡斯特罗所言，“古巴选择社会主义不是为了应对危机或者进行一场短暂的游戏，而是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就是：革命不能停止，停止即意味着重新沦为美国殖民地，而应该前进，用共产主义组建新的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1961年，古巴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信仰马列主义。

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卡斯特罗参考苏联模式在古巴建立了“集中的社会管理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古巴加强了与苏联在政治、经贸方面的合作。苏联从古巴的贸易进口额在1965年为4.28亿美元，而到了1980年就将近突破40亿美元，此后保持在50亿美元以上;出口额几乎与进口额保持一致的发展趋势，在1985年出现48.68亿美元的峰值。此外，苏联还通过对古巴的大量援助扩大了在古巴的影响，使得古巴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越来越深。卡斯特罗政府通过改组党组织和行政部门、改革军队，在古巴建立了苏联式的专家—官僚统治制度。由于古巴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威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

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在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而经济发展却长期落后。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古巴在遭受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强烈冲击后，短缺经济的状况再次恶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宣布停止对古巴的一切援助，撤走了在古巴的1000多名俄罗斯专家，两国间贸易额急剧下降。由于古巴的能源供给主要依靠从苏联进口原油，苏联解体后，古巴能源的短缺使大部分工厂被迫关闭或减产，居民生活用电经常中断。而此时的美国政府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古巴经济困难之际，企图在短期内一举搞垮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加强了对古巴的经济封锁。

苏联解体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了市场经济改革。面对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卡斯特罗拒绝接受苏东式的转型以及西方国家开出的休克疗法，提出了“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誓死捍卫马列主义”的口号，对外宣称“没有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古巴革命仍将继续下去”。1990年9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并采取了放宽对外资的限制、私人持美元合法化、精简和调整政府结构等一系列的应急措施。此外，为了改变古巴过去对外关系过度单一的状况，卡斯特罗着手大力调整对外政策，开展灵活外交，以实现对外关系的多元化，逐渐扩大了同西班牙、法国、加拿大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贸关系。

2006年7月底，卡斯特罗因病接受手术治疗，将最高权力托付给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几位主要领导人。尽管退出政坛一线，卡斯特罗仍然是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他深居简出，或钻研国际问题，或轻松陪伴家人，或接待老友故交，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仍然密切关注着古巴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变化，笔耕不辍，不间断地就国内外重大事件在古共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发表评论。正如他所宣称的：“做一名思想斗士，继续战斗。”

卡斯特罗虽不再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但对古巴政局的发展和演变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菲德尔是反对市场的理想主义者，称市场为“野蛮的、混乱的和无法控制的野兽”。而劳尔则不同，劳尔是带有市场取向的务实主义者，他提出了“发展是革命的本质属性”和“经济问题已成为攸关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的口号。正如美国古巴问题专家卡梅洛·梅萨·拉戈指出，自1959年革命胜利以来，古巴的社会经济政策始终围绕一个关键的问题来回摆动：应该实行反对市场的理想主义政策，还是市场取向的务实主义政策。自从劳尔担任古巴领导职务后，古巴逐渐进入了更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新时期。但是，随着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更新中“市场因素”的不断涌现，菲德尔不仅叫停开放领域，还多次撰文提醒古巴民众不要被资本主义腐化。

更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新时期

2011年4月，在古巴共产党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劳尔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正式接替兄长成为了古巴最高领导人。有评论指出，此次大会标志古巴进入了“后卡斯特罗时代”或者“劳尔时代”。虽然菲德尔不再“出席”古巴重大决策的制定，但其留下的革命实践和革命主张，仍是劳尔执政时期古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源泉，是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不竭动力。古共“六大”以来，劳尔政府以克服经济苦难、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为目标，先后在贸易、投资、农业、能源、旅游和科技等领域出台了新的政策。在此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古巴共产党和政府为经济改革划出的一条不容逾越的“红线”。

在社会主义模式更新中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为古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人员组织保障。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领导体制的调整。古共“六大”后，古巴取消了原来事实上的党政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任期最多两届，每届任期五年。随后，古巴对政府结构也进行了调整，设立了国家主席（国家元首）和总理职位（政府首脑）。由国家主席提名的总理相当于原来的部长会议主席，负责部长会议。另一方面是古共领导班子进行渐进式的新老交替。继迪亚斯·卡内尔在2019年10月正式上任为古巴国家主席后，马努埃尔·马雷罗在同年12月被提名为古巴43年以来的首位总理。这标志着古巴领导人代际更替的工作已基本完成。今年古共“八大”后，以卡内尔为代表的新生代正式大规模地接管了古巴党政军权。虽然古巴长期以来由革命一代掌权的政治格局已不再，但劳尔上台后“老扶新”“传帮带”“新老共治”的模式没有变。正如古共“八大”工作报告所言，“革命一代的政治遗产就是未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重要指引和前进方向。”

在政治权力顺利交接的同时，古巴却陷入了经济长期低迷的状态。2010至2015年间，古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7%。而自2016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由于不断升级对古巴的制裁措施，令古巴的稳定和发展受到更加严重的威胁。2016年至2019年，古巴经济年均增长率降至1.4%。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古巴经济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古巴副总理兼经济计划部长亚历杭德罗·希尔在2020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常规会议上指出，受新冠疫情及美国进一步对古巴实施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影响，古巴的对外贸易、旅游业、外汇收入等受到了重创，预计2020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11%。但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古巴政府加快了改革步伐。古巴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私有经济的限制，货币和汇率体系改革也得到提速，预计2021年古巴经济将复苏，有望实现6%至7%的正增长。

美国对古巴长期的经济封锁和制裁，是古巴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与古巴的外交关系跌至了冰点。美国新一届总统拜登上任后，美古关系有望迎来转机。在拜登看来，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拜登曾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古关系正常化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因此，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拜登表现出极大的意愿，要取消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制裁，恢复与古巴的对话和接触政策。在这次古共“八大”上，劳尔也表示，愿意同美国“展开相互尊重的对话”。但学界对拜登执政下美古关系能够得到顺利改善表示怀疑，特别是如果美国继续将古巴与委内瑞拉问题捆绑在一起，美古关系改善的难度将更大。高度重视“价值观”和西方式民主人权的拜登政府，仍把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左翼国家看作是敌人和异类。虽然拜登政府否定了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实行的“大棒政策”，认为对待拉美左派应该实现妥协与制裁的平衡，但其战略调整将只是形式上不同，内容上不会有实质的变化。古巴新一代领导班子也将继续保持对美国的高度警惕，坚持古巴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继续维护古巴的独立和稳定，在新的征程中展现新作为。